1979年2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场戴上牛仔帽。



1979年7月，邓小平登黄山途中小憩。



1984年12月19日，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署有关香港未来的中英《联合声明》。
 

    我在1965年、1966年访问过一些从广东逃到香港的难民，要是我问他你对中国共产党怎么看，那当然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问他，你每天的工作是什么？要是房子不够住，你怎么办，你是用什么做法？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不管他支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我想他们对我讲的是真话。

    决定写《邓小平时代》时，傅高义的目标是，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写一本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发展的书。此时，他研究东亚已近四十年，对东亚各国的政经体制和社会发展，都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曾写过两本关于中国广东的书，《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和《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既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地方发展有深入的认识，又在第一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而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一书，面向美国广大普通读者，让美国人对于七、八十年代崛起中的日本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傅高义看来，他开始研究邓小平时赶上了一个非常好时机。在他写作此书之时，很多档案已经向公众开放了，而他还拥有以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再有的机会：他得以跟邓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会面交谈，这些人为他提供了一些未必能在文字材料中获得的见解和细节。

    为写这部书稿，傅高义总共花了12个月的时间用中文采访那些了解邓小平其人与邓小平时代的知情人士，这些人包括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立）、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以及陈毅、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等人的子女，还有朱佳木、程中原等党史专家。此外，他还与接触过邓小平的外国高官，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外交官员亨利·基辛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有过交谈。在写书过程中他发现陈云是一个重要人物，于是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研究陈云。

    1993年至1995年间，傅高义有过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经历，担任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他认为这段在政府工作的经历让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政府是怎样工作的。他认为很多时候学者在批评政府时并不完全了解情况。

    《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一般西方政治学者所撰写的研究某个时期的专著，在其中，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研究范式。它又不同于一些研究者或记者所写的传记，傅高义想写的不仅是某一年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还写出了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去做某件事。有些时候，如此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让这本题材厚重的政治著作读来甚至有些像小说。在处理各种材料、采访对象的各种观点时，如何判定自己接触到的材料是真实的，如何判定对方的观点是可信的？傅高义认为，这取决于你对背景的理解、对材料的掌握，以及你的访谈技巧。他认为笼统地问一个人对毛泽东时代怎么看没有意义，而当你从一个人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入手，就更能得到更加真实的答案。细读傅高义对党内政治气氛的描写与分析，就能体会他为理解这种种“细微之处”做了多么大的努力。

    傅高义在上世纪70年代接过费正清的衣钵，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费正清一样，傅高义认为，学者必须尽他们所能，通过教学、写作和公开的演讲，来提高公众的理解水平。《邓小平时代》无疑是这一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话傅高义】

    ●广东经验与邓小平时代的关系？

    我写广东的经验对后来写邓小平是相当有用处的。

    傅高义：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过中国怎样看广东的实验。我写的第一本关于广东的书，是从1949年写到1968年，的确是考虑了领导人，因为地方的领导需要了解中央的领导人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在广东时，我看了地方是怎么做，他们对北京有什么看法，但是我没有考虑中央的领导人真实是怎么想的，对中央这方面完全不了解。但我想对于了解邓小平面临的问题，在地方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发动地方领导人工作应该用什么办法，我写广东的经验对后来写邓小平是相当有用处的。

    ●如何阅读中国的报刊？

    虽然报纸做的是宣传的工作，但是我想你还是可以从中理解很多事情。

    傅高义：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算是个新生，对中国的了解不多。当时正好从广东来了一个人，他后来变成我的助手，那个人是个小干部，叫陈仲文。他生在香港，1947年、1948年算是爱国主义的年轻人，跟着一批香港人到了广州。在解放初期他们是有作用的，因为他们了解地方情况，会讲广东话，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后来在“反右”中，他的父母在香港，他就去了香港。我第一次见他时，问他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做文教类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系统里面的分类，文教、交通、工业，这样的分类。但是我认为他很有好奇心，就请他和我一起读报纸。在哈佛大学，我拿了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方日报》，他就坐在我旁边，我看报纸，他也看报纸，我看到某某运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运动我记得。我把这个文章拿来，我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他说哦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每天看报纸，一起研究，一起讨论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政府为什么这样做，政府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那个经验非常好，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陈是地方干部，了解北方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他很支持地方的人，我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比方说，土改。后来严厉的土改和以前所谓和平的土改有什么不同？虽然报纸做的是宣传的工作，但是我想你还是可以从中理解很多事情。

    ●怎样在不同的立场中找出你认为可信的信息和对事情的解释？

    要考虑问什么问题才能让人比较客观地讲话。

    傅高义：我在1965年、1966年访问过一些从广东逃到香港的难民，要是我问他你对中国共产党怎么看，那当然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问他，你每天的工作是什么？要是房子不够住，你怎么办，你是用什么做法？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不管他支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我想他们对我讲的是真话。你要考虑问什么问题才能让人比较客观地讲话。关于人们每天的生活的问题，我可能从中得到很多东西。

    ●如何在与官员的交谈中获取有效信息？

    看一个人关于某某问题的反应，不仅仅是听他说的话，可以看他的反应。

    傅高义：我想我在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不一定是直接地问，但是我可以看出他的看法。比如说看一个人关于某某问题的反应，不仅仅是听他说的话，可以看他的反应，比如他的反应是积极乐观还是怎样。对某某事情，他敏感的问题是什么，某某人他觉得是好朋友还是不是朋友，他怀疑某某事——可以观察他们的态度。

    ●如何理解邓小平家人眼中的邓小平？

    得知邓小平生活方面的细节，对我而言是高兴的事。

    傅高义：我问邓小平的女儿，“大跃进”以后，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她没有给我很具体的回答，但是我想应该是1959年、1960年左右吧。

    邓小平喜欢看材料，不太跟别人谈话，那就是邓榕告诉我的，我没有看到其他材料说到这个，但是邓榕告诉我，邓上午基本上不见人。我很高兴能够了解到邓小平是怎么工作的这些情况。比方说，邓榕还告诉我，邓上午八点钟开始看材料，九点半十点钟在院子里走圈。我还见过两个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的人，问邓小平怎么样，有一个人说，他很严格，要我们不要说废话，要好好地玩儿。他想赢。

    ●本书在将来需要怎样的修订？

    高层怎么思考、怎么讨论，我们学者当然有好奇心，想了解，但是那些材料会不会有，我不知道。

    傅高义：我想关于高层怎么讨论问题，是不太清楚的。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拿到了材料，但是有的中国朋友说那个材料不可靠。高层怎么思考、怎么讨论，我们学者当然有好奇心，想了解，但是那些材料会不会有，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表，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个人太老了，可能要下一代才能看吧。

    本版图片来自《邓小平时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