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部个人与时代“二重奏”的大书
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
作者:刘忆斯 时间:2012年06月04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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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更像一次“圆桌会议”。
傅高义(中)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右)和现任校长沈祖尧(左)。
2000年,傅高义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期间,他告诉友人、杰出的东亚事务记者唐·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说,自己要退出教学工作,集中精力撰写一本有关亚洲重要发展的书。唐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投身于报导亚洲事务,他毫不迟疑地建议傅高义应该写写邓小平。经过几周考虑,傅高义断定这是个好建议——众所周知,亚洲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正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版的序中所言,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问题则在于现代中国的转型,而“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
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的学者
傅高义写这部《邓小平时代》,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事务长达半个世纪的人,他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作为在哈佛大学做了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教授,傅高义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即“不仅是教育哈佛学生,也应当致力于教育普通的西方民众”。而西方学界也普遍认为,“傅高义几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小平的学者”。
不过,邓小平并没有留下太多可资史学家利用的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未公开。因此,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作出决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傅高义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已公开的资料如《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和各种官方出版物,并对高级干部的子女和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轻干部进行了访谈。他还阅读了与邓小平共事的高层官员的纪念文字,使用了外国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会见过邓小平的外国人的纪录。在动笔写作之前庞大的材料准备过程中,傅高义称自己有两个“便利条件”,一是哈佛以及哈佛与其它世界高校共享的数据库,二是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访问到了一些不容易接触到的西方官员。
2011年,傅高义毕十年之功,终于写成这本书。同年9月,此书英文版《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快,这本书便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入围美国国家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终选名单,荣获2011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是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的最高奖项。同时,这本书还获得《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书评》等多个年度图书奖项或推荐。更令傅高义欣慰的是,他的这本书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尤其赞许是来自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以及有幸见过并了解邓小平的人。
2012年5月15日,傅高义这部巨著以《邓小平时代》为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了繁、简体字中文版。这本《邓小平时代》虽从1904年邓小平出生写起,但叙述重点则为邓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此书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写作,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时代传记
这本《邓小平时代》涵盖了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对中国过去十多年间公开的历史资料而言,堪称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时代传记。傅高义对各类史料进行了严谨的学术判断和过滤,秉持信实的原则,力求为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述。
西方媒体认为,《邓小平时代》一书是傅高义“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涉及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等重大议题。本书既有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有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的透彻把握,为研究邓小平及中国当代政治史之不可忽略的著作。
比如书中第14章《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中,对当年中央批准成立包括深圳在内的四大经济特区进行了如下描述:“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方案。他对习仲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盛田昭夫(索尼公司创始人)的‘开放市场’来解释,”傅高义在书中写出了自己的观点:“很多存在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这因为他们没有像广东那样,培养了很多从大都市的现代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学到知识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很快就将自己的知识扩散到了(中国)其他地区。”在傅高义看来,广东成了(中国)培养改革人才、改革观念以及改革有效方法的孵化器。
今年正值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而傅高义这部《邓小平时代》也在第23章《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巨细无漏地回顾了邓小平“在1992年以87岁高龄之躯,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之火”的历史:“邓小平来访(深圳)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当他从工厂和办公楼走出来时,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着他。他在53层的深圳世贸中心旋转餐厅俯瞰了这座城市的新建筑,当他走出大楼时,有大批群众向他鼓掌欢呼。他完全融入了与当地干部和充满感激的群众的交谈之中。在一些干部眼中,邓小平是个严厉的司令员,深圳的群众却亲切地向他呼喊‘叔叔好’、‘爷爷好’……”
在傅高义描述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视察的文字中,我们还读到:“(在深圳)邓小平的心情放松,不拘一格,风趣的言谈常引起当地领导的共鸣。邓小平上了他的最后一堂课:他敦促干部们大胆工作,努力试验。他重复了他在各地说过的话:坚持改革放开,保持一个精干的政府,培养年轻人,少说多做。”在书中,邓小平当年在深圳留下的很多名言,也被傅高义一一使用:“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此书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被超越”
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写作,不限于重述邓的生平,并且以对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情境的深刻洞察力,解析了邓小平这个沉默寡言、从不留下任何笔迹的政治家。在傅高义的笔下,邓的视野、抱负,以及他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决策和行为逻辑均变得可被理解并极具说服力,尤其是对西方读者而言。正如西方书评人所言:“比之后继研究者,傅高义得天独厚地得以采访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使本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我从31岁开始研究中国,许多有见识的中国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与认识,使我受益匪浅;但我本人对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却没有他们作为过来人的那种亲身体验。”不过,没有中国“亲身体验”的傅高义,并不认为自己便因此没有了写这本邓小平之书的资格,他说:“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时可能比当事人更为客观。很多中国友人向我坦承,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们难以做到客观,所以很想听听从事学术研究的局外人——我,尽量以持平的立场提出的看法。”的确,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高义对1978至1992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到了客观,也尽可能地排除各种谣传,采用信实的材料。傅高义说,“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不仅有助于西方人,也有助于海内外中国人尽量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发展。”
对于此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港台中文版(三联出版社将于近期推出此书的内地中文版),年过七旬的傅高义认为,虽然中国学者迄今还没有写出一本客观、全面的研究邓小平的著作,可“他们中有很多人比我更了解邓小平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学者未来写出这样一本书之前,我的书能有助于世人客观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那么,作为写作者的傅高义究竟对邓小平这位“传主”有着怎样的评价呢?或许在这本《邓小平时代》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中,傅高义写下的这段话可以给出答案——“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领导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中国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的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他是为中国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傅高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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