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起高书生先生的新著《感悟文化改革发展》，我的心在颤抖，手在发烫。

我是一个从事文化行政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近15年的地方工作人员，对文化的改革发展积累了很深的感情，也积攒了一些感知，更积淀了一些感想，因而一直渴望有人对文化改革发展一梳历史脉络，一释规律认识，一点发展迷津，以一抒内心情结。我有幸向书生先生讨教过一些问题，他谦和的待人态度、广博的经验知识、远大的胸怀境界、严谨的研究学风和超凡的敬业精神，令我深深折服。我用发烫的手捧起书生先生的专著，怀揣颤抖的心，一口气读完了《感悟文化改革发展》，我的激动是完全应该的，我为他强烈的使命之感所感动，为他理性的规律之悟所感慨，为他精妙的金石之著所感叹。

（一）

改革文化体制，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梦”赋予当代文化人的崇高历史使命，需要广大文化工作者都拥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历史责任担当，去投身文化改革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以实现文化自强。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而只有充分意识到作为确定的人的这种规定与使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才会满怀激情地去追求、去探索，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而理性的人，成为有作为和有贡献的人，成为令人尊重和敬仰的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越多，时代和社会就进步得越快。在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崭新时代和初始阶段，捧读《感悟文化改革发展》后，我深切地感到高书生先生就是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书生先生作为中央和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主管部门的领导，负责的事务应是千头万绪，面对的事项应有千题万问，精力的付出应为千辛万苦，他却能“翻箱倒柜”，细致梳理，沉静思考，理性释论，而且完全亲历亲为，框架自构，观点自思，字句自书，实在难能可贵！我想，书生先生出版此著，绝不是为自己著书立说，绝不是为个人获取稿酬名声，如他在后记所提，是为了了却自己“让年轻的同事们花费尽可能短的时间，就对文化改革发展已经走过的路了然于胸”的多年工作安排，后应领导要求而送印出版。他的这种自觉的负责尽责精神，却让我们从事文化改革发展的人有幸能得到这本珍贵的著作，也许应称为必读书籍。想想社会上的种种浮躁之风、功利之气，书生先生却能“利用空闲”，花大半年时间，整理几十万字资料，精编细撰出这本著作，这种毫不为个人名利却又乐于“爬格子”的艰辛，只有心怀历史使命、乐于文化大业的人才能如此专注、如此专业。

从书生先生的经历，应称其为改革专家型领导，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领域，转战文化体制改革，他自称是“转岗不转业”，也许可称为“转业干部”。转业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而转业后又很快成为“行家里手”是尤为不容易的事。文化不同于经济、社会，最突出的是文化兼具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文化体制改革就必然更加复杂而艰巨。书生先生“转业”时间不长，却能撰写出已受许多领导推荐、专家推崇之书，而该书应是填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空白之作和当前富具指导意义的急需之著，实在了不起，书生先生真是“有几把刷子”。如果没有不凡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是不可想象的。我相信，该书也一定会大大感染和激发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奋发激情。

（二）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客观规律性，只有正确认识和运用规律，才能有效地推进事物的运动。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文化发展有其客观的内在规律，文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推动文化更快更好发展。由此，认识和把握规律，是文化改革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根本环节。书生先生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理论知识，在《感悟文化改革发展》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规律性认识，不仅很好地诠释了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思路，而且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深入感知文化改革发展规律性认识之窗。

书生先生在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从文化的双重属性认识的理论突破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分开来的操作突破，到破计划经济思维、立合格市场主体，再到解决改革内生动力、建立改革配套政策，最后深入到破解“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两大难题，阐明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内在逻辑，也展现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规律性。书生先生在第二部分集中总结提炼了对文化改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他提出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文化数字化、网络化规律，概括了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催生文化新业态、创造传播新渠道、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和促进文化产业升级的多重效应，阐述了科技融入文化产业具体环节和基本途径，说明了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广泛支撑作用，明确指出了文化装备制造业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佳切入点。他分析概括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的三阶段规律，进而提出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要以量身定做为重要方向，要以拓建海外渠道为重要举措，以政府购买为整合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重要模式，促进文化走出去、走进去。他从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出发，提出了扩大文化生产能力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从而提出了“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是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而系统分析了加大政府投入、吸引社会投资、拓展融资平台、扩大融资规模等办法。在他总结提炼的众多规律性认识中，关于文化再生产的内在构成和规律的论述是尤为重要而珍贵的。

当我们确定了文化的双重属性之一是商品、文化的双重功能之一是产业之后，如何认识和界定具有独特特性的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基本规律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理论课题。从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总结积累和再生产理论，关于物质再生产规律的理论认识就成为经济学当中基本的支柱性内容。马克思对此进行了经典论述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这些经济学的经典代表却没有对文化再生产进行系统论证。在亚当·斯密那里主要留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概念，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生产的思想观点，批判地告诉我们“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但并未对文化生产问题作出明确论述。在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本雅明是较早认识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文化生产问题的价值意义的，他特别拈出了“技术”一词作为链接精神文化活动与资本生产关系的关键性概念，试图从文化产业本质的分析中寻找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另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后来者是居伊·德波，他指出文化工业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提出了一个影像生产作为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形式甚至唯一表现形式的“景观社会”理论，从而提出要用“文化革命”、“文化行动”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述情况表明，书生先生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有多么珍贵，而他理论的敏锐和开创的勇气是多么可贵！也许有人会说文化再生产概念内涵的提出有那么不易而重要吗？是的，他肯定比一只苹果砸在人头上不易，而伟大的牛顿定律就诞生于这样容易的现象中。恩格斯曾说过，“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问题的关键是，谁能率先跨入研究领域。

书生先生率先将文化生产带入了研究领域，他明确指出：“经济学上把循环往复的生产过程称为物质再生产，文化传承这种周而复始的延续过程也可比作一种再生产，即文化再生产。”他进一步指出，“与物质再生产各环节有所不同，文化再生产可分为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四个环节。”他的文化再生产的思想有很丰富的涵义。一是反映了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完整性及继起性。创作的成果是作品，作品经过生产环节转化为产品，通过传播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最终进入文化消费。消费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文化消费在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同时，也会激发人们文化消费的新需要和文化创作的新灵感，激发人们在新需求的推动和新灵感的冲动下，展开新的文化创作活动并创作出新的文化作品，从而使文化再生产周而复始、绵延不绝。二是反映了文化生产活动的特殊性。这集中表现在文化再生产的“创作”环节和“传播”环节。文化再生产在起点上就不同于物质再生产，后者是组织原材料和工具、人员进行加工生产，而文化再生产的起点一定是创作，是包括了文学艺术创作、美学创作、学术创作等形式的创造性活动，是思维的创造、审美的创新、思想的创意。这是文化再生产的特殊起始点，是关键立足点，也是决定整个生产过程水平和质量的根本点。可以说，明确了这一点，就抓住了文化再生产的核心和灵魂，就找到了开启文化再生产规律的钥匙。文化生产的作品在转化为消费品过程中，肯定是少不了交换的，但文化的交换活动不同于物质再生产的交换环节，其一是文化交换的文化价值通常远远大于载体形式的物质价值，文化交换的真正意义在于文化价值，而文化价值的内涵通常是在交换后还可以在创作生产者和购买消费者之间实现共享共用，不因物质介质的转移而转移，所以文化交换不同于物质交换；其二是文化交换的交换价值远不是文化物质介质的价值所能代表，无形的文化内涵价值才是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因而文化交换的实现形式也远不是物质交换中的物流所能负载的。书生先生非常智慧，用“传播”来界定文化交换活动，深刻而准确表达了文化再生产的“交换”环节的特性，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三是反映了文化生产活动的人之本性。书生先生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不仅表达了文化再生产不同于物质再生产的思想，也进一步揭示了文化生产高于物质生产的涵义。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音乐美的感受、形式美的感受等都是“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文化活动的丰富性，物质活动的文化性都是人的本性的展现和展开，而精神生产则是物质生产的彼岸。书生先生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不仅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特别是对文化再生产中的创作、传播的独具智慧之光的设定阐述，具体而坚定地展现了人类本质力量的灿烂光辉，从而具体而坚定地表达了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实现“中国梦”的深情呼唤。他把文化创作设定为文化再生产的起点，这就意味着人类特有的文化创意、创新、创造的本性是文化再生产周而复始的不竭动力，而文化创意、创新、创造就成为文化再生产的主旋律，这也就决定了文化再生产没有简单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而这种扩大再生产不在于量的规模扩大，更在于质的内涵扩张，这就意味着文化再生产的每一次循环都将达到一个新的品质的水平，再加上文化传播等环节的不断转型升级，文化再生产的周期时长和社会成本就全面具有了物质再生产不可比拟的优势，其线性进步和无限扩张的特性，使文化再生产具有空前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社会能量。基于此，书生先生自信地指出，“实现‘中国梦’，既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也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建设和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书生先生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生产与国民经济融合的规律和定位规定以及文化生产布局规制。

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文化和经济相融合的产物，文化生产不融合进国民生产体系，是行政性划割管理的历史局限，是今天必须破除的“两张皮”难题，特别是文化产业增加值远超GDP增速的现实趋势和越来越高的份额占比，特别是中央和国务院将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个难题的破解就越显重要而紧迫。书生先生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将文化产业三个主要类别，即文化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生产服务等再划分出可直接融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生产性文化服务和文化内容制造；同时从国民经济体系中划分出直接融合文化产业的两大产业类别，即文化装备制造和文化终端制作，从而使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具有了产业上深度融合、管理上统计综合的现实操作办法，这不仅破解了“两张皮”的“双损”局面，而且有力搭建了“双赢”的平台。

文化生产既然是融合国民生产体系的产业，那就必须具有产值等指标标识，既然是具有独特优势和发展空间的产业，那就应该在产业标志性指标上表现出来。2010年，中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应该就是我国新时期文化生产的定位规定，书生先生称之为“硬目标”。书生先生从这一“硬目标”出发，指出了实现目标的三个基本条件，同时剖析了束缚发展的三大“短板”，进而提出了当前和今后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工作，即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限制，推动改制重组和并购重组，强化集聚区功能，完善产业链生态等，为文化生产的目标定位的实现，规划了一套文化产业针对性极强的“组合重拳”。经济学的品味同样正道的是，书生先生为我国文化生产从科技推动、贸易带动、投入拉动和消费助动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操作方法，对于产者、学者、研者皆值得好好品味。

书生先生依据文化再生产的内在规律，结合文化生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定位规定，精妙地提出了激活文化再生产各环节的布局规制，这就是建立文化“大创作”体制、创新文化“大生产”方式、构建文化“大传播”体系、打造文化“大消费”格局、开创文化“大贸易”局面，这“五大”精炼地反映了国家十二五文化规划的主要内容，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文化生产的长期战略布局，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雄浑底气和信念定力。在此基础上，书生先生进一步概述了四大环节的功能布局和城乡、区域、境内外等空间布局，并特别强调了区域文化产业差异化布局、传播渠道优先化布置、骨干企业快速化布阵和海外文化贸易广泛化布点等，为我们描绘出了文化大生产的恢宏场景和壮丽美景。

（三）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书生先生是一个改革理论家，更是一个改革实践家，他的《感悟文化改革发展》富含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成果，但无不具有强烈的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文化传承迈大步”部分更好似一个个精致的项目实施方案。可以说，《感悟文化改革发展》是一部理论色彩浓厚的实践指南。

该著作以“前言”导入，在“文化改革硬碰硬”中主要叙述文化体制改革十年的实践进程和历史脉络，在“文化发展布好局”中主要阐释文化生产理论和文化发展战略，在“文化传承迈大步”中集中规划文化发展的主要行业和重点项目，而“附录”则又将所有所思所叙归置于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之下，一口气读完，感受到了其启承转合的内在韵律之美和一气呵成的思维逻辑之畅，而更让我感受强烈的是高瞻远瞩的宽广视角、精思妙想的理论观点、真抓实干的对策招数，强烈感受到智慧的魅力。

例如在第三部分，首先说明和强调了数字化、网络化等新技术对文化传承的现实重要性，并列举了文化新业态，把我们的思想拉到文化发展的炙烈前沿，随后深入剖析文化数字化、网络化的重要行业和项目工程。把中华文化数字化素材库工程摆在首位是十分应当的，因为该工程对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变革文化生产方式、发展文化生产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书生先生明确警示，数字化素材库工程必须忠实于本体，并对不同形式的文化素材萃取的原则进行了精妙界定，随后按文化的呈现形式罗列出字、音、像、乐、舞、剧等六大素材类别，并对各类含义边界、主要来源、建立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我想，相关业者一定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出版业、电视业是传统文化行业，动漫业是近年才快速发展的文化行业，但都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跨越？书生先生充分展现了互联网思维、创新思维、产业思维的高超能力，分别作出了既开阔思路又切实可行的细致论述，其专业深度一定让众多从业者都不得不汗颜。当他把我们从行业中引领出来而落脚在另一个意义广泛、复合多元的文化应用项目时，感觉我们的创新思维再次被重重地激荡，意识深处又被打开了一扇亮亮的窗门！这就是“电子书包”！

文化，正是炙手可热，文化发展正大潮迅猛，以致文化的许多概念、观点、理论等都还来不及厘清和架构，文化的许多实践活动也还纠结在茫然无措之中，文化改革发展研究就显得十分鲜烫，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而把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理论、实践综合起来研究并公开出版，我捧起来就心发颤、手发烫，对于这个十分滚烫的话题，我有一读的急切，也有一丝担心。读完《感悟文化改革发展》，我的心仍在颤，激动得颤抖，我的手仍在烫，欲试身手般的热烫，我要向高书生先生深致敬意！

感谢书生先生给予的教育和启迪！由是，我也产生了一些更多学习、思考的念头。譬如，文化的界定，书生先生在著作中深入阐述了文化的边界问题，并重点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定义，并由此将文化最核心的领域分为七大类，但却将“信念和价值观”因无法进行直接测量而搁置一边，这就可能造成文化内涵的不够周延，甚至可能忽略掉了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从而导致将文化类物质化。譬如，文化的属性，书中明确指明了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和商品双重属性，按通常的理解，这两个属性并不是并列关系，意识形态属性是其根本属性，因此，文化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核心目的是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定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否则，文化发展就可能失去应有的社会性质和前进方向。由此，文化生产似乎应在这样的前提下加以考察。这也可能直接影响我们对作为经济建设相并列的文化建设的特质把握，而最终将相关部门的文化生产简单归置和融进了国民经济体系，并导致文化建设缺乏了并列构成部分的内在支撑。再就是文化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再生产的商品形成环节，似乎应加以限定，因为从已有的历史资料表明，文化和文化再生产是伴随人类诞生而出现的，而商品的出现则晚了许多。当然，在书生先生这一本著作中想都直接找到所有答案，显然是无端的苛求，我产生的这些求教的念头也可能太粗浅而鲁莽，其实只是想表达受教育和启迪的兴奋。我在此倒是要表达的是对书生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感谢他深怀文化改革发展的使命之感，深究文化改革发展的规律之悟，深情撰写出版文化改革发展的金石之著。“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戴礼记·劝学》），《感悟文化改革发展》让我感受到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定的文化自信，感受到了“铿锵发金石，幽妙感鬼神”的严谨的理论思索，阐明了许多文化改革发展点金之石的思想观点，指明了许多推动文化发展的金石之计，也是给予一些质疑迟疑于文化改革发展方向方式者的金石良言。虽然还不能断言此著已“建金石之功，终传不绝于世”，但是我相信它应是当今文化从业者的必读著作，必将在文化改革发展研究上留下经典的记录，由是，我愿用金石之著来表达我的敬意。（作者：靳方华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