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考古学教授布莱恩·费根的《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一改往日对由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漫长之夏”的偏爱，而将视角转向了与之相反的“无尽冬日”。作者通过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案例展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正是以不断的文化适应回应着自然的随心所欲。

2013年7月的上海，以25个超过35℃的高温日打破了有气象记录140年来七月高温的记录，被打破的记录来自1934年。持续的高温并非上海独有，这甚至席卷了整个中国南部，相信若干年后，2013年的高温依旧会成为人们记忆的一部分。与之相应，一场有关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讨论，也在每年差不多同一时候再度热起。

半个多世纪以前，随着工业文明对环境的影响越发显著，环境史、气候史等交叉学科也逐渐兴起。由于各种证据显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重大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后才体现得最为突出，比如大规模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化石燃料的排放，以及有毒废物的排放。人们对短期内环境危害所造成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环境变化的长期效应尚缺乏令人信服的数据，因此，人类史上环境变化对文明的作用就成了研究者可以借用的“镜子”。

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人类学与考古学教授布莱恩·费根就在8月中旬访问了酷热中的上海，这似乎为他前几年出版的《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写下了一个颇有预言性质的现实注脚。虽然费根先生来沪是为出席“世界考古论坛”，但他本人却是一位环境史的积极倡导者。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他不但积极向公众传播考古学、人类学知识，而且以《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等作品成为气候史领域最高产的作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中译作品《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中，他一改往日对由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漫长之夏”的偏爱，而将视角转向了与之相反的“无尽冬日”，相比炎炎夏日给人们带来的滚滚热浪，阵阵刺骨寒气对人类文明似乎造成了更深刻而彻底的印迹。

夏日魅影

也许是为了给当下的人们敲响警钟，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偏爱那些给人类带来深痛体验的严寒，仿佛异常出现的严寒本身就是一切的元凶。不过人类学家的智慧给了费根先生更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这些严寒挟来的痛楚并非突然而至，它们往往尾随着一个个温暖的夏日。欧洲人迎来了将近五个世纪的“中世纪暖期”，“趁着中世纪温暖期”，维京人“航海到达了格陵兰岛和北美洲”。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欧洲人“大多数年月里收成富足，人们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夏季平均温度比20世纪高0.7到1摄氏度。欧洲中部的夏季则更加温暖，平均气温比当代高1.4摄氏度……葡萄园的规模随之逐渐扩大，扩展到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最北部到达了赫里福德和威尔士边界。当时商业葡萄园突破了20世纪的种植边界，向北推进了300至500公里。”与此同时，“12世纪时冰岛人在北部海岸培育出了大麦”。

这些气候变暖的结果显然并非独独令农作物向北推进。与其共同北进的还有人类，费根发现，“中世纪期间城乡人口不断增长。在未开垦过的土地上新村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夏季的温暖和冬季的温和有利于小村落在边角地块或比以往更高海拔的区域种植农作物。”温暖的气候，使得农民们在北方和更高的山坡获得了更多的耕地，这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成千上万的农户在高原地带定居，这样就使得他们更可能遭受作物歉收的风险，”作者写道。

在书中，费根并没有把气候视作一个单一的因素，他笔下的气候更多只是一个结构性要素，该要素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回应(向原先不适宜农业经济的地区扩张)；在对长时段气候变化缺乏足够认识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欧洲人选择了扩大生产规模。当生产结构随之改变后，人类的生产秩序相对环境变化的张力，就显得敏感而脆弱，“当人们在13世纪的夏日艳阳下劳作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边陲地区气温已然骤降。”

气候不可能无休止地“升温”，正如地球总会修正其运行轨迹。“1310年开始，人类气候进入了长达近五个半世纪的小冰期。这段时期气候变得愈加不可预测，更寒冷，时常出现暴风雨和极端气候。”作者用无数来自诗歌、绘画关于气温和降雨方面的科学记录，甚至还有关于民间祈雨的记载，举证了之后相当漫长一个时期的气候异常。低温、低气压、无法预料的暴风雨更频繁地出现在人类活动的视野中。而这一切最终通过农业收成的起伏，投射到人类生活本身。

“1315- 1321年大饥馑前一个世纪……北极地区的水手已开始体验到天气日益寒冷带来的影响”，接着“1215年，欧洲东部冬季格外寒冷，导致了大面积饥荒。数千名饥饿的波兰农民绝望地涌向波罗的海沿岸，徒劳地期望能在那里捕到鱼。”同时，维京人也很快放弃了他们在格陵兰岛的殖民地。饥饿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最先出现在向北拓展的农业殖民地，接着向南推进。于是，自然很快收复了她之前暂时放弃的领地。

到这里，作者已经充分展开了他的叙述模型：当自然“打盹”之时，人类迅速涌向并开发了那些原先的自然过渡地带；当自然“醒来”时，人类社会的脆弱一面就以灾难性饥荒的形式，暴露在自然面前。因此，气候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借助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传统的气候史研究者或许会很满足于这样的论断：“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举国大旱，政府横征暴敛，激起四方民变，满族势力趁机从北方加大攻击力度。至17世纪40年代，中国南部肥沃的长江流域先后遭受严重旱灾、洪灾、时疫、饥荒。数百万人或活活饿死，或死于1644年满族击败明王朝的最后一次战役。17世纪40年代初，饥饿和营养不良引发的致命传染病使得日本国内大批民众丧命。同样恶劣的天气也波及朝鲜半岛南部肥沃的稻田，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冬日再来

然而，有着丰富人类学智慧的作者清醒地指出：“今天，人们不再固执地认为气候变化这种单一因素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重大变化，诸如农业文明的出现，也不会认为小冰期的气候变化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或是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土豆大饥荒。”而是以“更宽广的社会压力回应视角去看待短期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导致歉收，就像战争和疾病一样，只是一种压力的成因”。正是这种压力才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由气候导致的压力，与其他压力一样，共同塑造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从更全面的人类史的视角来看，若没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人类群体将始终经历增长，增长中的人群将不得不面临有限的资源这一事实。比如本书中提到的“黑死病”，在人口密度最高地区传播最快，当人口密度低于一定程度后，自然停止传播。而人口增长的作用同样体现在农业开发的模式当中，当气候变暖时，更多可耕地显然对常患不足的人们具有致命的诱惑，然而周期性的气候摇摆常对这些“边缘地带”人口带来致命灾难。但作者同时指出，人类可以文化适应的方式，发展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比如用“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样化种植有效地避免了谷物歉收”。但这些法则并不能迅速为人们所认识，过渡依赖抗旱、抗冻的新型品种———土豆———导致了著名的爱尔兰“土豆危机”。

实际上，作者通过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案例展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生物对自然环境的变换存在两种适应方式，第一种是几乎所有生物都采用的“生物性适应”———比如，以羽毛、厚毛皮应对寒冷的体征变化，和第二种人类最擅长的“文化适应”———比如，用周期性迁移避开寒流、用动物皮革制作体表遮蔽物来保暖。千百年来，人类正是以不断的文化适应回应着自然的随心所欲。可以说，正是自然的善变多姿，才让人类发展出了游牧、农耕、林地采集等文化类型。

从某个层面来讲，并非“小冰河时代”冻住了明朝边将拉开弓弦的手指，而是同时冻坏了明朝和女真人的作物，使前者无力“分担”后者空空如也的肠胃。因为在上一个温暖的夏季，明朝和女真人一道把稻田的边际延伸到了更遥远的北方。严寒冬季之后，源自北方林地的女真人重新祭起了他们古老林地渔猎经济劫掠性的一面，进入了明朝的边界。

又一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终于过去，“温室效应”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几乎都可以脱口而出的环境影响，不过，除了海平面上涨与更多的雨水，上升的气温也让更多的冻土消融，变成了更高海拔、更高纬度的可耕用地，与海水淹没的耕地基本持平，甚至还促进了新物种的诞生。事实上，“温室效应”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危害，要说二氧化碳浓度，恐龙时代的白垩纪是今天的4倍多，年均气温更要高出4℃。但显而易见的是，正如本书标题那样，“当自然‘醒来’时，人类社会的脆弱一面就以环境灾难的形式，暴露在自然面前”，沉浸于“漫长的夏天”中的人类是否能及时作出充分的“文化适应”，这才是我们需要反躬自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