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凯先生坐在我面前，不超出三米，我是认识的。我们一起开过一两次会，聊过三五次天儿，他还惠赠过我两幅极具个性的法书。不过，还是可以模仿一篇著名古文的开头，要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也不详其心性履历。好读书，多思苦想，星火四射”。这在我不是特例。即如我最熟悉的朋友老钱，———理群学长兄，若要问我他的籍贯、诞生时地，父母兄弟姐妹之类，我也是一问三不知。我几乎从不请问人家种种私人事情。倘若告诉我，我倾听，埋藏在心底。

然而，他们的胜业，我是略知一二的。

每一期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寄到的时候，我必定翻到那一小方《书边杂识》（近日又结集为《思想在旅途》一书），采摘林凯先生的思想果实。一个命题，几十个字，配一幅图，图文相得，令我遐思。

林凯先生自谦为“杂识”，实际是一种对于人生、社会诸多问题的思想性平议，以其精炼而多成警句、“炼话”，或曰箴言。虽然，这在我们中国是古已有之。如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有鲁迅：“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但我知道林凯先生熟读先秦诸子，博览群书，自然知道这种情形。但我没有问过林凯先生是不是有志于学习并发扬这种思维与写法。这样的创作是很难的。一、它要求作者有丰富的阅历，并善于发现人生与社会的问题。二、它要求作者善于思索，能够从纷繁的现象中挖掘其所蕴涵的思想性。三、它要求作者思想明敏，逻辑性强，善于厘清概念的界限。四、它要求作者语言文字的表达既富概括力，又能精准地达意；词感敏锐而精微。我之所以关注并喜欢林凯先生的“杂识”，就是它好像在山的泉水，沁我心脾。

在拜读中，我常常是击节赞赏，有时是会心一笑，偶尔也会皱皱眉头，别有所思。

比如：

忽悠的是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的意见并非是一个人决策的标准，因为社会精英们忽悠的往往是大多数人。

欲望与满足

欲望是人的本性，所以满足对常人来说是短暂的，不满足对常人来说却是永恒。

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是攻其一点，兼顾其他，非理性是攻其一点，不顾其他。

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给出的结果是既启发人智，又提升人情的。“大多数人”是伟大的力量，人类吃穿住用行种种赖以生存的物质，都仰仗“大多数人”的劳动，是“大多数人”供养着世界。至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实在不能盲目信从。所谓“群众运动是天然正确的”，是愚民之后再愚民的欺人的无稽之谈。“大多数人”可以把人捧为神，也可以砍掉被捧起来的神的头。皇帝说：“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就是体会到“大多数人”的力量；并怀着被推翻的恐惧；　也所以要“教化”“大多数人”俯首听命。而秉承圣意施行“教化”即“忽悠”的就是“精英”们：帮忙—帮闲—帮凶是他们的三部曲，也是他们充当“王者师”、“智囊”，拿“课题费”的看家本领。鲁迅有篇文章叫《现代史》，文章不长，不足七百字，抄在下面：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

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　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　Huazaa　Huazaa 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所谓“写错了题目”，也就是点出一部“现代史”，不过是有人在“变戏法”，“大多数人”是看客罢了。最近资中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我们都是看客……》，也是这意思。林凯先生的几十个字，不能不令我赞赏了。

令我会心一笑的，比如：不同编写与不同世界

历史教科书因为是权力者编写的，所以是权力者的天堂，教科书以外的历史因为是无权者编写的，所以是权力者的地狱。

动物的习性

动物一旦被人驯养，就失去了动物的习性，染上了人的习性。

历史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同胞从远祖、先祖到我辈，似乎也特别看重历史。哪个朝代都编写历史，以至于令人感叹：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谈起。鲁迅反对读经，但主张读史。他把历史分为“正史”与“野史”，说：“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关于“官修”历史，有一段自己得意的评论，说：“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以其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林凯先生“天堂”“地狱”之说，实在精警得很。

偶尔也有我皱眉头的，但也不敢自以为是，倘是误会，只好道歉了。举一个例子：

业余政治家

既无权也无职，好讲政治，喜欢用笔杆子对付枪杆子的人，即业余政治家。

通常有所谓“不专业”的，是说只有“业余”的水平，大含贬义。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以为这里是不应该受到贬斥的。我的同胞而又同行的，即汉族读书人，自古以来大多是有“业余政治家”的情结的。孔夫子的教导就是“学而优则仕”。他老人家周游列国，做了一阵官以外，大半生也是“业余政治家”。而先秦诸子，“业余”的就更多。后来的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多么沉重的道义感啊。是很为读书人倾倒的。稍稍读过几句古文的，大多都能背诵。无论古今，一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又不准挎刀带剑，而能“忧其民”，窃以为就不该贬斥他，哪怕他是一个“业余政治家”。尤其是到了顾炎武厘定“保国”与“保天下”的区别，领悟并信奉的，更可肃然起敬的了。顾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惜并可悲的是又有“精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篡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把政府等同于国家，不仅仅“忽悠”了大多数人，连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也被忽悠得晕头转向了。所以说：“业余政治家”不仅多，实在也还是必要的。只要不利令智昏贪做“王者师”就行。盖“保天下”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

我想，我的这一想法，恐怕和林凯先生是同调的吧。看他的好几则“杂识”，分明是指陈政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