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和我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从小就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我猜长了一张娃娃脸的他，一定也是老师的宠儿。他从复旦大学毕业，现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而我则正好相反，从小成绩就不好，淘气捣蛋，唯恐班级不乱，上大学的时候吊儿郎当。但严飞和我阴差阳错在香港成为朋友，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源于我们都对香港有一份纯朴的热爱。严飞曾经带我到他租住过的深水埗区，吃那里有名的牛肉猪肝面和豆腐花，给我讲他住的没有窗户的劏房。每次见到严飞，我最爱和他比谁更了解香港，但每次都分不出高下。我常在内地的传媒写文章介绍香港，严飞也写。并且，他把这几年专门写香港的文章结集成一本书，书名很霸气，叫《我要的香港》。

说实话，每次在写香港的时候，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总会忍不住问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对这座城市指手划脚？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在一地认真生活，仔细观察她的每个细节，我手写我口有感而发，便是对这座城市的敬意，也是对文字的负责。这个问题，又或许不需要答案。对香港这样一座城市来说，一百多年来有多少移民迁入迁出。也许历史学家是对的，“婴儿潮”后的一代香港人，可以称之为本土香港人。但不断而来的移民，难道可以排除在外吗？对香港人的定义，从来不是血统或其他，而是是否热爱这片土地。

严飞勇敢地批评香港的方方面面，例如高校系统轻人文重理工，又如香港人不爱读书，他为毕生卖书最后死在书堆里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哀号，也大胆批评香港的传媒生态没有文化承担。严飞写道：“在香港报业看来，文化承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无法在市场中赢得生存。”说实话，严飞对香港的解读，我并不能完全赞同，但我却象为此书作序的梁文道一样，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种“感动”。因为严飞和我一样，作为外来者，自信可以容得下港人“蝗虫”的恶语，而看到有人对香港发出不公道的评论，也忍不住要反驳。我们不会为了讨人喜欢，就说俏皮的话，只写我们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说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象严飞一样，深入香港，观察香港，花时间思考香港，那么香港可就真给人希望了。可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即便所谓“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似乎也没有几个愿意这样做。

这是个反智的时代，你越说些没有营养的俏皮话，就越受欢迎。这也是个很幽默的时代，是个无知者当道的时代。过去，人们理直气壮；现在，人们理不直气也壮。如果你说了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责任在你，因为你让别人伤脑筋。所以他要在气势上先压倒你，让你觉得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严飞在书中提及香港老牌文化杂志《号外》创刊后，被媒体评论为“是一群由天外怪客办出来的外星杂志”，创办人陈冠中和邓小宇“却一致将这样的揶揄当作是对杂志的绝大恭维：‘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每当我写香港时，总有个假想读者，对香港一无所知。在读严飞这本书时，我也常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假想的读者。他写到的一些知识，是我所不知道的。我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香港知道得越多，不知道的就越多。因此，永远怀抱一颗谦卑的心面对香港，才是最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