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以海外贸易为主的情况下，促进闽南经济发展的法律主要包括海洋经济的法律框架：市舶条列；海上交易中的财产权保护；宋代海上贸易的缔结程序与契约协议，即合同法；商业纠纷的诉讼和调解。这些法律保证了海上贸易的正常秩序。

这里所说的“我们”，指非专业的史学票友。我们缺乏正规的史学训练与根底，但对史学极有兴趣，平时爱读史学书，作为消闲，偶尔也写点通俗的史学文章或著作。我们这类人的数量还是相当大的，是购买与阅读史学书的市场主力。

在谈我们爱读哪类史学书之前，先要说说我们不爱读哪类史学书。一类是以论带史的书。以论带史是解放后形成的史学传统。一代史学家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先有一个为主流史学认同的观点，然后用或真或伪，甚至经自己改造的史料予以证明，如以历史发展“五阶段论”而展开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研究，又如为证明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写出的大量著作，再如美化太平天国的相关著作等等。这类一度成为主流的史学书，现在看来多成刍狗。但这种学风对当下的史学研究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类史学书如今仍不少。清除这种传统，恐怕还不是一代人的事。

另一类是专业工作者的繁琐考证，以史料考证代替历史研究本身。当然，考证对历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历史真相只有通过辛勤的资料收集、考证才能弄清楚，确实需要有一批专业史学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不过，对没有经过正规史学训练的非专业人士来说，这类书太艰深了。票友读史学书，还是为了休闲，读起来太费劲，也就不去读了。我对这类书就是敬而远之，真心尊敬，但不敢买，也不敢看。

还有一类书，名为史学，实为“戏说”、“大话”。作者往往并非专业史学工作者，史学知识与研究能力恐怕还不如许多票友。但正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什么都敢说、敢写，甚至为了出名，抛出惊世骇俗而又违背基本常识的观点，或者迎合读者的喜爱编出一些有色有味的细节，就像不少历史影视剧那样。这类书颇为畅销，但实际上歪曲了历史，给读者一些错误的历史观和史学知识。国人对清代所持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知识，就来自铺天盖地的清宫剧和这些不靠谱的书。我对这类书是“卑而远之”，从心底里看不起，既不买，也不看。

我们喜欢的史学书，首先要言之有据，以丰富的资料来指示历史的真相，证明自己的观点。全书读毕，如有兴趣，还可以靠作者提供的参考书目深入研究下去。票友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对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和考证。这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优势。其次是能从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中得出一些有启发的观点。这就要求专业史学工作者熟悉理论，不仅是史学理论，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史学工作者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但不太重视理论，“钻进史料成一统，管它东西南北风”。这类学者的确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仅仅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工作。票友们读史，是为了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有助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拓宽他们的视野。已故的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

在我最近读的史学著作里，香港史学家苏基朗教授的《刺桐梦华录》就属于我爱读的那类历史书。

刺桐是闽南地区，《刺桐梦华录》是关于宋元时期（946－1368）闽南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论述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要介绍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这就要靠史料。正史的重点在于政治、军事，对经济的记载不全面，也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尤其对某个地区的情况，记载更少，甚至没有。野史会有所记载，但时间久远，流失的也极多。近人对这一问题，几乎很少问津。如何根据有限的资料再现当年的历史真实，是研究者所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没有这一步，以后的研究就无从入手。

作者为写此书，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我大致数了一下本书的“参考文献”，近千种之多，几乎把有关这一题目的直接与间接资料一网打尽。其中包括中外交流史、艺术史、地方史及社会经济史。第一类是与泉州有关的外国文献，外国人在闽南的各种活动的记录，以及有关国外宗教、外交、对外贸易等资料。第二类是美学、民俗学以及文物发现类的文献。第三类是不断涌现的地方史研究文献。第四类是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经济与政治经济的新资料。这些资料极为零散，不少发表在国内地方性报刊上，但作者都注意到了。研究一个问题，阅读如此多的资料，在国内专业史学工作者中并不多见。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国外资料的收集。过去，国内专业史学工作者由于外语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对国外研究中国史的状况注意得不够。其实外国人对中国史的研究，无论在资料、观点还是分析方法等方面上都有特色。特别是他们摆脱了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占有相当丰富的资料，许多研究成果都很有意义，所以中国史的研究应该打破中外界限。苏基朗先生熟悉多门外语，又有机会在国外学习、研究，阅读了大量国外相关资料及国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日本人的研究，这就十分有意义。好在随着近年来中国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外语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国外越来越频繁的交流，过去的状况正在改善。国外对中国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费正清、“剑桥中国史”这类十分知名的人物与著作，还包括许多不甚知名的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苏先生引用的正是这类成果。

对资料的收集、阅读仅仅是第一步。重要的还在于对资料的分析、鉴别真伪，并从中了解历史真相。每个人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的研究尊重而不迷信，才有突破和发展。作者的研究建立在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关于宋元时期泉州一位重要人物蒲春庚的研究著作，作者肯定了桑原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这项研究的开拓意义，但也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与桑原不同，作者还附上了桑原的原著，供读者参考。其次是台湾学者李东华的《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作者肯定了该著作“旁征博引，资料翔实”的特点，但也强调他与李先生观点上的区别。第三位是美国学者克拉克的著作，这时迄今为止研究宋唐闽南经济最全面的英文著作，但作者与他也有重大差异。这就使得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追本溯源。

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并不多，但作者也重新辨别真假，并不是一概采用。比如十三世纪意大利犹太人大卫·赛尔本编译的《雅各·布德安科纳手稿》，学界对其内容一直抱有疑问，作者亦怀疑其史料来源而不用，选参考书目也未入列。另一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泉州发现的《西山杂志》，尽管当地学者认为价值不菲，但他认为“内容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且有学者认为，此书讲的故事可能出自后人伪作而持保留态度。由此可见，作者对资料的引用是相当认真的，这正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以论带史”的传统。

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先概述了从隋唐以来福建及闽南经济发展的状况，然后详细再现了本书所述的宋元时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宋代时与商业同时扩张的农业、转口贸易和三角外贸市场扩张、市舶司和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控制、南宋之后的海外贸易和多元繁荣、市场的开拓、闽南贸易的特点、官府的参与、农业的商品化以及地方工业的兴起。

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这一时期，闽南的经济表现十分均衡，整个区域分享着空前繁荣，经济机遇向闽南广大阶层敞开大门，造就众多经济成功人士。”（第92页）但作者并没有被南宋和元代泉州经济始终繁荣的传统观点所束缚，他在整理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在十三世纪末的世纪之交，闽南经济开始出现问题，海外贸易中的问题尤为明显。”（第92页）他分析了政府财政危机的出现，海外贸易的衰落，国内贸易与农业的问题。纸币的出现和使用所出现的海洋经济中的货币问题以及地方精英和地方化的国家权利（即地方军阀、豪门的形成及影响）。此后元朝建立，“闽南经经济再次复兴。”（第115页）至元末经济又遭破坏。

如果说作者对宋元时期经济发展史的介绍是“纵”的分析，那么他对闽南地区系统的空间论述就是“横”的分析。有纵有横，既能全面反映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使分析更加深化。他分析了区域行政分化和城市系统以及乡村结构为主心的农村系统，注册人口的分布及跨区的陆上交通网络，说明了闽南作为一个整合区域的意义。在闽南这个区域，泉州又是中心，分析了泉州的基本布局、主要建筑的布局模式、商业区和地方产业，以及地方精英的住宅区，说明泉州作为商业与行政中心在闽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经济发展对城市的影响。而且，用外贸发展的个例说明了闽南经济整合的作用。

作为实证史学，像以上那样论述了闽南经济发展的概况，已经完成了任务。许多经济史也止于弄清历史真相这一步。但苏基朗教授属于新一代史学家，他不满足于弄清历史真相，而是要进一步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喜爱的“论从史出”，即由对史实的研究走向更高一层的史学理论研究。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掌握史料，还要熟知相关的理论，这样分析才会有深度，也才会更予人启发。

这本书理论分析部分题为“结构：闽南经济的交易成本分析”。作者所依据的，是以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为中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科斯、诺斯的理论。所以，读这本书时，我重读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科斯与他人合著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以及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这种对照阅读，使我深感苏先生并非简单地用理论去套历史事实，而是对这些理论极为熟悉，用这些理论去指导自己对历史的分析。

对闽南经济的制度分析，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理论有普遍意义，但各地经济仍有自己的差异。作者以闽南的商人、组织和知识为基础，首先梳理了闽南商人的类别，说明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及潜在动态，然后分析对外贸易的商业行为，以及地方教育和商业知识，并以三佛齐为例说明了海外市场的贸易模式。这种分析可以作为整个制度分析的先导，是从闽南商业的具体特点出发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说明了“闽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形成了一套正规制度框架，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并创造出有利于海上贸易的动机结构 ，以及各种机会。的确，这一正规框架对促进该地区的繁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第249页）。

经济的繁荣取决于制度，而制度的供给者主要是政府。在当时以海外贸易为主的情况下，促进闽南经济发展的法律主要包括海洋经济的法律框架：市舶条列；海上交易中的财产权保护；宋代海上贸易的缔结程序与契约协议，即合同法；商业纠纷的诉讼和调解。这些法律验证了海上贸易的正常秩序。而且，从实际来看，这些法律按照依法贸易的利益大于非法走私的成本这一原则，从而能够得到落实。

制度包括政府制定的正规制度，也包括来自传统的非正规制度。应该说，在宋元时代，正规的制度不可能完备，非正规的制度就更为重要。而且，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非正规制度起的作用极为重要，甚至大于正规制度。中国明清时代商帮的成功对非正规制度的依赖性比对正规制度的更大。这一点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作者重点分析了非正规制度。这种制度的来源是“儒家伦理，宗教信仰以及人脉关系”（第276页），这包括：闽南的民众心态是受制级的经济理性；儒家学说中包含的商业伦理，如勤、俭、诚信、宗教信仰、敬神与相信报应抑制了商人过度追逐利润的行为；亲属组织和保人机制作为一种基于人脉关系的力量制止了商人的违法行为。这些分析使我们对闽南经济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史亦有启发。

从1977年苏先生读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班第二年时选定泉州历史地理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到2001年英文版《刺桐梦华录》面世，其间经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苏先生磨这把剑用了二十多年，怪不得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这样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我读过之后觉得非常好。我这个史学票友都能读下来，而且深受启发，其他比我水平高的读者读起来会更轻松。这样的书，正可谓雅俗共赏。

这本书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经济史译丛”的一种，丛书共十三种。其中，《说狐》《历史上的理学》与经济史没有直接关系；《布里代尔的史学解析》与《为什么是欧洲》不关中国经济史，其余都是外国学者的中国经济史著作。浙大出版社前些年默默无闻，但这些年异军崛起，出了许多商业上或许没什么利润，却极有学术意义的书，如另一套“奥地利学派译丛”亦极有意义。他们的眼光值得赞许，在“利润就是一切”的形势下，更值得倡导。中国这样的出版社多了，中国文化也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