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儒家眼中的“圣人” 就是最像人的人
作者:魏鼎 时间:2013年03月15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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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杜维明 著 三联书店 1997年12月
《人性与自我修养》 杜维明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年
《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1月
《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 杜维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1月
《对话与创新》杜维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07月
《儒教:世界宗教入门》 杜维明 著 陈静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2月
春节前,“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作为国际知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无疑是研讨会上最耀眼的明星,十多家媒体希望对杜老进行专访。但因为会议安排紧张、杜老精力有限,多数未能如愿。所幸的是,经过晶报记者的几番努力,终于见缝插针地获得了一次宝贵的专访机会。在杜老看来,儒家所理解的圣人与基督教里的圣人有很大不同。儒家眼中的圣人,就是最像人的人,是最能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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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
“对像余英时这样的书斋型学者,我是非常敬重的”
晶报:杜老,还记得您在09年来过深圳,当时在深圳市图书馆做了一次名为“儒学的当代使命”的演讲,这已经是第几次来深圳了?您觉得深圳的文化土壤适于滋养新儒家的文化理想吗?
杜维明:早在1985年,我就来过深圳。严格地说,儒家人文精神的发展是靠人来推动的,土壤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一个城市可能历史久远,它的文化却可能造成羁绊,使新儒家思想无法创新。例如,虽然香港原来是英殖民地,而像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大师,却在香港。当时在建深圳大学的时候,深圳的全部资金只有两亿,却愿意拿出一亿来建深大,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气魄。深圳总在自觉地创造一种文化现象,全国最早的国学所就是在深圳开办的,当时的立意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利己心,而是为了全国的国学研究。
晶报:您出生在大陆,早年亲炙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教诲,后来游学美国。几十年间,积极回应着理论和现实中一些最前沿问题,并不懈地促成中西方文化间的对话、融通。您给人的印象并非是一个书斋型学者,您认同别人为您冠之“儒家型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吗?
杜维明:我觉得任何一个标签都内涵多样性,人们为你冠之一项标签的时候,是出于对你不同的看法,我不是很在意这种称号。但如果说到自我认同,对像余英时这样的书斋型学者,我是非常敬重的。要知道,没有书斋里的功夫,你根本研究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从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院,很多功夫就是用在书斋里的。还记得,有时候在偌大的国会图书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看书。当然,我会参加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会议,把参加会议视为一个学习、对话的过程。对某些附在我身上的称号,我是无法认同的。例如国内的有些学者把我称为“第三期儒学的传播者”,这显然不符合我的自我认知。比如,在基督教文化里,一个传教的牧师和一个神学家的分别非常大,牧师到处宣传教义,很有影响力,但他是没有思想的。
晶报:在西方,知识分子一直被看做“社会的良心”,而在国内,“公知”一词常被赋予贬义色彩,您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杜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一批能够发言、有影响、有责任感的人,这是很必要的。在过去,这些人属于孟子传统里的“士君子”。我看到,现在有一些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关切,不再做“自了汉”,而是要参与社会,要在对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表现一种公共意识。这些人正是西方的“Public intellectuals(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跟国内存在的一批毫无责任感的所谓“公知”——利用媒体宣泄情绪或借哗众取宠而牟利——有着霄壤之别,我当然无法对后者形成认同。
2
“论语”广告牌
“能够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暗示,约束你无法为非作歹”
晶报:近十几年来,大陆各地兴起过几次儿童读经运动,您对此如何评价?
杜维明:以前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人脑的储蓄量是有限的。还有观点认为,儿童读了四书五经,就没了创造性。李光耀还讲,一般人只能懂一种语言,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需要特殊的天才。现在,我们知道大脑的潜力是被低估了。在深圳这样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脑子里装的东西极多,像电视剧里的对白啊、美国NBA里体育明星的名字啊。如果在他们信息量极大的脑子里,有一部分是儒家的经典语句,那当然很好。就好像在基督教文化里,成年人会让一些孩子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虽然读经运动饱受争议,可我还是觉得让孩子记住一些劝人为善的话,总归是有好处的,倒不一定是四书五经。我在儿时,就记住保姆讲过一些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将心比心”之类的话。这些话无形中对我以后的自我认知起了作用。
晶报: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 “论语”公益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些《论语》里面很经典的句子。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杜维明:我非常喜欢。我给你举个例子,以前在中国,在没人强迫的情况下,对联、圣谕上都满是劝人为善的道理,要么是“天地君亲师”,要么是“头上三尺有神明”这类的话,能够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暗示,约束你无法为非作歹。这种公益广告牌,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
晶报:您认为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既参与现实政治,又对现实政治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余英时先生曾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历史上秉持儒家理想的“士”,总在政统与道统博弈的处境中生存。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杜维明:严格地说,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也并非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那种人文主义。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的观点跟余先生有所不同。除非你不相信观念、不相信信仰对人的塑造力量,假如你相信,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环绕着孔子的弟子——既手无寸铁、也没有影响力、更没有资源和没有位势——能经过一两代的努力,使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因为他们在用教育理念去影响人,去影响社会,去影响文化,从而冲破了时间的樊篱。
晶报:您站在对思想史洞见的基础上,一直致力于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这必然涉及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接轨的问题,而以前的新儒家大都试图从儒家的内圣之学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有些“比附”显得很牵强,您是如何看待儒学发展与中国当下政治改革这二者间关系的?
杜维明:我承认有“比附”的情形存在,因为就连牟宗三先生也受着西方学术的控制,他认为如果儒家的内圣开不出科学、民主,那就没有现代性价值。如果暂时不谈儒学传统中一些比较过时的框架,而从庄子赋予“内圣外王”以理想人格的内涵角度去看,这种描述不能算不准确。当然也有很多人,例如汤一介就讲过:圣人最不宜做王。其实,儒家所理解的圣人与基督教里的圣人有很大不同。什么是圣人呢?儒家眼中的圣人就是最像人的人,是最能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人。儒家的发展当然要适应现代政治语境,重新研判何为新条件下的理想人格。首先,在改革中,我们要观察一个人有无诚意,有无哗众取宠之心;其次,还要观察他身上是否体现了公共性,是不是守护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他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呢,还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福祉;最后,还要观察他是否有历史意识以及面向未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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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民主
“只有人性是善的,民主才有可能,只有人性是恶的,民主才会必要”
晶报:孔子说“士志于道”,《中庸》上有“君子素其位而行”、“大德必得其位”这样的话,《庄子·天下篇》里又讲“内圣外王”。这些“既内在又超越”的要求对一般饮食男女而言,显得颇高。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势必触及一些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幻想既得利益者基于某种道德境界而主动放弃自身利益。西方政治学正是基于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建立了对权力者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从这些特点看,儒学的功能是不是体现在个人修身上有余,而在政治理论的探讨、建设上略显不足呢?
杜维明: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过分肯定人性的光辉,而无视人性阴暗面的存在,当然是不足的。进而言之,假如没有制度作为前提,却一味去谈德教、德治,一定会出现大的纰漏。可你既然谈到人性的问题,我就想援引神学家的一句话:只有人性是善的,民主才有可能,只有人性是恶的,民主才会必要。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把人性简单地视为善或恶,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该致力于让人性的积极面得到发挥,让人性的消极面得到限制。儒家有一种信念,即相信人可以通过教育得到转化,而不是依靠外界某种神秘力量的帮助。当然,没有法制对人的约束,完全靠人的自觉,也无法实现某种社会理想,但法制本身却无法培养道德上的自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各种文化因素的协调。也只有在法治建构的过程中建立人的道德自觉,方能建立一套公平正义的制度。
晶报:西方哲学有一个理性思辨的传统,苏格拉底曾借助辩论的“助产术”使概念在对话中得到完善;相比之下,儒家思想好像更重视人们在生活场景中的体悟和践履,孔子还劝人“讷于言而敏于行”。在今天这个媒体愈来愈发达、政治以民主为大势所趋的时代,现代政治理论更重视“协商治理”的作用,不断从“公共理性”那里集纳智慧。儒家思想如何适应这一政治语境?
杜维明:我认为,公民社会的理念可以从孔子那里挖掘到很丰富的资源。当然有一个程度上的不同,比如,苏格拉底就要比耶稣更有公民意识,苏格拉底所教导的希腊公民,是希腊人口的10%以下。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中既有没落贵族,也有军人、商人,甚至有无家可归的颜回。在公元前6世纪,就可以做到像今天一样,允许任何人接受教育,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说到这里,我讲一个有趣的公案,当时有个“束脩”的说法,后来被人们广泛误解,就连朱熹也把这个词曲解为“腊肉”。(记者笑:“这个解释不恰切么?”杜老也笑了起来)这当然不恰切,要知道,孟子在谈到他的理想社会时,也不过说“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表示在那个时候吃到肉是很难的。“束脩”的意思其实是指把头发束成髻。表示除了年龄要到成年,再无其他条件的限制。而说到民主,以前我们只是把它理解为选举制和多党坐庄,现在我们对民主开始有了全面理解,知道民主还包括公共理性、协商治理这些内容。政治改革一方面要靠精英的自觉,另一方面要得到老百姓的承认,形成这种认同是非常难的。整个社会要共同发展出一种有群体性、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4
儒家的功能
“儒家的人格形象可以塑造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领袖人物”
晶报: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要“为天地立心”,熊十力要让“六经注我”,儒家先贤的气魄都很大。可是,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务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不屑于经营一般人生事业,开口闭口皆是大而空的儒家理想,所谓“士谋道而不谋食”,甚至将稍有科学内涵的墨家思想斥之为“贱工末技”。马克思·韦伯把这些士大夫称之为“活灵活现的书呆子”,说他们没有从事专业事务的活力。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在今天,儒家思想只能承担一些宗教性与伦理性的功能吗?
杜维明:我认为这些批评有偏颇之处。儒家的精神是入世的,儒家的圣贤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如果你把这些先贤视为没有任何办事能力的精神领袖,或是把他们视为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的人——就像泰勒斯那样,每天想着哲学大问题,掉到坑里也不知道——就理解错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禹。他有着在当时而言非常全面的科学知识,他在治水过程中,没有重蹈他父亲“鲧”的覆辙,他会观察整个地理环境;他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袖魅力,能够动员全国的力量;另外,他还有强烈的牺牲精神,能够“三过家门而不入”。可以说,儒家的人格形象可以塑造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领袖人物,儒家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建构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儒家思想的功能当然不光体现在宗教和伦理层面上。
晶报:现在有些人,一方面讲多元共存、思想自由,一方面却捍卫自己的自由,损害别人的自由。例如,前不久出现了教授掌掴老者的事件,就因为老者发表了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意见。胡适先生曾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一些所谓的“自由”,恰破坏着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共识。您如何看待自由与容忍这样的悖论?
杜维明:我观察到,社会上散布着一些戾气。我认为像这种动辄把别人污蔑为“汉奸”的言论,代表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蒙昧的政治热情。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可怕的社会。另外,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无知的自大,例如有些科学家对中医所知很有限,却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医贴上“伪科学”的标签,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只有通过各种媒介方式,让大家互相讨论、辩难,才能让智识水平得到提升。我赞成胡适先生那种开明的、有前提的自由。
杜维明简介:
(1940年-)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云南昆明,学者,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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