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路：没户口、没住房，睡过地铁站的学术个体户，哈耶克思想的引进者

    邓正来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邓正来曾说过，"做学术个体户要承受的艰辛是常人很难想像的。我在北京没有居住的地方，属于'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记得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整天背一个书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书）到处跑。我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帮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我就把铺盖卷打开，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睡觉。一大早，我又把铺盖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铁站里跑步，以抵抗严寒。跑热了，我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当时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盼着头一班的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地铁车厢里就暖和了。"

    2003年被聘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后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特聘教授、江西财经大学"赣江学者"讲座教授，澳门大学资深访问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

    他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均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

    此外，邓正来还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出版的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

    邓正来通过把哈耶克的经济学、法学理论转化成一种社会理论，契合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后中国社会秩序转型对于学术解释的需求，使得哈耶克在学界风靡一时，远远超出在法学，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影响，从而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读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兼主译，翻译了共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学》等多部经典著作。

    生前自述：一直非常感激一位老"右派"，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

    我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底，我随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的时候，通过走后门，我进了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上了工人---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受苦了。

    在工厂的时候，我依然喜欢读书。那时有一个习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到内江的人民公园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的屋子里去偷书，我每次都是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的，一般一次偷5本书，看完了以后如数还回去。当时偷回来看的有外国经典的文学名著像《罗曼·罗兰文钞》等等，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我偷书的事情连爸爸妈妈都不敢告诉，把书藏起来偷偷地看。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绝对是"反革命"的书，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窃"的过程中，我被看管那些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被他逮住的时候，我非常恐惧。我告诉他，我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他不相信。于是我又告诉他，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铅笔画的。结果他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老"右派"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见我这么爱读书，就说，从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事隔多年，我至今也无从知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

    2008年，邓正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最难的还是自己。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独立知识分子需要真正地建立起独立的品格，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外部性的问题，即国家的相应制度安排能够使知识分子得以独立，比如说大学自治，出版自由，也就是允许学者自己去办学术刊物等等。当然，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否则就算有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也可能与经济场域共谋，与日常生活场域共谋，与其他任何场域共谋，而这些都会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掉独立性。"

    邓正来认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批判，尤其当这些东西被集体性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中国实际上到今天也没有摆脱类似于文革的集体性运动，而且学术生产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主流，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主流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使主流不能成为一种当然的主流。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这个，否则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在被聘为大学教授后，邓正来说，"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