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与强国结盟,没有实力,就没有筹码,不是被人利用,就是沦为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牺牲品。齐先生这本书,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美外交关系史教科书,鉴往知来,岂无益乎?
今秋华北多雨,一周下两三天是常事,夜雨孤灯,闭门读史,不亦乐乎。齐锡生先生所著《剑拔弩张的盟友》,上下两册,八百多页,从入伏到出伏,竟通读了一遍。
齐先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1967年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书,1990年到香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并在校任教。二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研究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的著作很多,但由于他们不了解民国的历史和战时的国情,对蒋介石本人也有种种偏见、误会甚至歧视,以至于不能客观地叙述和评价那段历史。有感于此,齐先生立志纠偏,他参读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把英文著作里没有交代清楚的事件,用中文资料予以补充,把英文著作叙述不确、评价失实的地方予以纠正,把中美军事合作的历史背景,把中美军政要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把事件脉络与人物互动的过程和结局,都作了非常细致的叙述,评论也很中肯,虽不免引述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但读来饶有趣味,不忍释卷。
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外交关系出现转机
1941至1945年的中美军事合作,是决定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的结局和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乃至20世纪后50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都由这五年的关系生发、衍变。在这五年里,中美两国为了战胜日本,都以本国利益为宗旨,抱着各自的目的,相互试探、求助、配合、利用,在合作过程中,虽然也充满了怀疑、摩擦、冲突、怨恨,磕磕碰碰,矛盾重重,以至于双方都有不满和失望,但总算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政策目标。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近百年里,美国是西方列强中对中国侵害最小的国家,也是外交上影响最小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外交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影响力远远低于苏联,中美两国从未将对方置于战略合作伙伴的地位,更别说军事同盟了。即使在抗战进行了四年,国军连遭重创、几乎崩溃的危难时刻,国民政府汲汲所求的对象也是苏联,而不是美国。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需要中国在亚洲协同作战,中美关系才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
中美双方外交政策的目标
对日宣战后,美国许多政治领袖认识到了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有眼光的对华政策,国务卿赫尔在战后回顾时写道:“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共同作战。第二个是承认并帮助中国成为强国,在战时和战后都和其他三个西方强大的盟邦——苏联、英国和美国——享有平等地位。”(下册,p718)但这只是国务院的政策目标,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各部门都有明确一致和始终如一的对华政策。
而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目标却和抗战以来总的外交政策完全一致:即尽可能争取外国借款以支撑战时经济,尽可能取得外国军火以补充战争消耗并扩充国军的实力,尽可能与外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共同抵抗日军。从1937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国民政府先后试探过英、苏、德、意、法和美国,但只从德国和苏联得到过有意义的帮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中美关系将会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对国力强大的美国自然有所希冀,在军事上,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大量的援助,包括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计划初期是30个师,不久增加到90个师,最后增加到120个师。计划还包括建立空军,争取更多的借款和租借法案物资,修筑缅甸公路,开展驼峰空运,协助中国战后大规模复员和重建。”(下册,p720)德苏开战后,苏联要求英美提供的援助更为庞大,依照1941年10月1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英美援苏协定,从当年9月到1942年6月,“英美每月须接济苏联飞机400架,坦克车500辆,卡车高射炮电信器材铜钨锡铅汽油橡胶皮革医药器材无算,总数达1,377,000,000美元”(梁敬錞:《开罗会议之背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1972,p18)。
相比之下,中国的需求并不算离谱,而来自美国的援助却少得可怜,到1942年头4个月中,平均每月只有三艘船运载军火前往中国,连白宫官员都看出军部对于援助中国缺乏热诚,1942年3月14日,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我们必须保持与中国的补给线,并继续将物资运入中国。我相信我们必须定期地催促陆军部去采取行动。”霍普金斯已经在担心军部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了(上册,p52)。
而精明的美国军方和他们在中国的最高代表,如史迪威,也算定蒋介石政府绝不会背叛同盟,无论战绩多么糟糕,经济多么困难,都会拼死抵抗日军,因而只给中国提供有限的军援,使之不至于崩溃,他们蔑视白宫和国务院外交家们头头是道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战区有自己的既定方针,“既不赞成总统想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意见,也不想在帮助中国继续抗战之外作出更多的努力。换句话说,对军方而言,中国能够留在对日战场上,就已经达到它的基本要求,不必多花心血,也不必多耗美国物资。”(下册,p719)
缺乏政治互信基础的合作
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尤其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双方既缺乏政治互信的基础,又缺少前瞻性的战略考量,所谓的外交政策,更多的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美国,它的外交政策,向来不受思想理念的影响,也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功利主义永远是制定政策惟一考量的因素。
作为弱国,中国在本土作战尚且连遭败绩,自顾不暇,在东南亚战场能起的作用更是有限,难怪英、美将领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经常以傲慢的态度令其难堪。同盟国首脑也不给蒋介石面子,二战期间,同盟国首脑共举行了14次高峰会议,丘吉尔参加了13次半,罗斯福11次,斯大林5次,蒋介石仅参加过一次开罗会议,许多事关中国战区战略安排的会议,都将中国拒之门外。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了许多遭受盟国首脑和将领轻蔑和屈辱的感慨。
说到缺乏政治互信,中方自然有其隐忧。蒋介石作为一个以“革命”手段武力夺取政权的领袖,无论其道德修养如何,若用美国宪政体制作参照,他无疑是一个独裁者,而国民政府效率之低下,官僚腐败之程度,较之美国的民选政府,尤为突出。但美国领袖并不理解蒋的苦衷,也无人设身处地研究过他在跻身为四大国“领袖”背后的真实处境。
1928年北伐胜利后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则是蒋与地方实力派政治妥协的产物,他所能控制的地盘,只有长江流域六个省,而晋察、中原、东北、西北、四川、云贵、两广,都在地方军阀统治之下,他的嫡系部队虽在抗战前十年依靠引进德国军事专家的精心训练,又购买了新式武器装备,与地方军队比算是精锐之师,但在抗战前四年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中,损失惨重,加上被日军赶出了他多年经营的长江诸省,开赴中原、西北、西南新战区,受地方实力派的挤压和干扰,兵源、补给、装备都难以接济,战斗力急剧下降。
而他在迁都重庆之后,行政能力较之南京时期大打折扣,他只能任命几个省的省长,多数省份和绝大部分地、县级政府的行政、财政权,都掌握在地方实力派的手里,他的政权基础十分薄弱,他最担心美国借军事援助之名,损害他的尊严,侵夺他的权力,干涉中国内政。
当史迪威骄横地表现出要凌驾于蒋介石以指挥中国战场全部军队时,蒋的隐忧变成了现实的恐惧,原来美国并不关心中国的实际需要,只是一心想抓兵权,看来西方国家都是一丘之貉,援助中国的目的最终都是要干涉内政,颠覆政权。
但作为史迪威来说,他的行为也有合乎逻辑的道理。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他担心蒋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装备自己的嫡系部队,消极作战,保存实力,以在战后对付中共和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担心美国援助的物资会被中国政府的官僚和军队的将领贪污挪用,甚至对蒋能否坚持抗战到底、会不会像汪精卫那样与日媾和也心存疑虑,他对中国军官的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也极为不满,除非他看出蒋介石有政治改革的决心,有望在战后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宪政理念的民主政府,并且授予他指挥中国战区军队的全权,在军事和经济援助上,他不会满足蒋的奢求。
缺少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说到缺少前瞻性的战略考量,中美双方都一样短视。他们在合作之初,只想到如何让对方配合自己作战,增强自己的实力,美国军方尤其自私,只想付出最小的军援、牺牲最少的士兵、获取最大的战果,而不顾双方长远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蒋介石希望美国能以军事同盟国领袖的地位,像对待斯大林、丘吉尔那样,平等地有尊严地对待自己,希望美国能像援助苏联和英国那样慷慨地援助自己,大幅提升国军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和战斗力,并提供巨额资金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俾使战后他有军事和经济实力真正统一中国。
而美国对战后东亚的战略格局和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定位,显然考量不足,统观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处理对华事务,看不出他有过一个明确而系统的对华政策,他经常在个人亲信、国务院和军方之间摇摆不定,有时疑虑,有时暧昧,有时明白,有时糊涂,有时迂缓,有时操切,有时充当协调人,有时充当救火队员,有时又成了背叛者,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竟做了出卖中国利益的不义行为,雅尔塔协议就是一例,为了减少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时的伤亡,他背着中国与苏联签订密约,牺牲中国在东北的权益,换取苏联出兵。这是中美结成军事同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最大背叛,损人而不利己,苏联先是利用占据东北之机拒绝“国军”接收,积极武装和支持中共,美国竭力欲使国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因此失败,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最终导致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随后,苏联支持金日成进攻韩国,美国又在朝鲜战败,六十年代,美国又在越南战场上失败;二战之后美国在亚洲的一连串失败,追根溯源,无不有雅尔塔的影子,真可谓自食其果。
弱国与强国结盟,没有实力,就没有筹码,不是被人利用,就是沦为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牺牲品。齐先生这本书,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美外交关系史教科书,鉴往知来,岂无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