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绝对割不断
专访唐月梅
作者:宋宇 时间:2013年01月06日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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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月梅为日本文学翻译家
时隔近70年,唐月梅仍清楚记得与叶渭渠的相遇,对面走来的那个青年“眼睛闪闪放光,非常帅气”。那是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唐月梅即将15岁,叶渭渠则年长两岁。两个人都于越南的华人社区出生、长大,在知用学校师友的影响下,他们既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又对革命后的中国产生向往,希望能为它做出贡献。1952年,两个人一同回到祖国。1956年,他们从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旋即结婚,并开始投身对日工作。加强两国相互了解,自此成为他们的终身志业。
除了爱情故事,说起日本文化,唐月梅同样神采奕奕。2010年底,叶渭渠不幸离世,当时,他们即将完成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现在,这部译作即将出版,而唐月梅仍有新的写作计划。虽然近期出现波折,但是,在她看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绝对割不断”。
翻译日本文学之甘苦
日本把中国研究得非常细,我们对日本的了解,相比之下就太少了
财新《中国改革》:小说《春雪》是国内第一本公开发行的三岛由纪夫作品,是由你翻译的,鉴于三岛的右翼作家身份,当时有没有遇到阻力?
唐月梅:有遇到阻力。当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编辑沈宁,原来是我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她很想介绍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我说拿不准能不能出版,因为此前曾有老领导表示,“不要带这个头”。沈宁表示,只要作品好就没关系,由她来请示领导。沈宁是夏衍的女儿,而夏衍当时是中国文联(编者注:全称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但他也不能做出决定。最终经更高层领导认可,这本书才得以出版。1986年,中国第一次公开出版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春雪》,后来他的作品才逐渐出版,主管部门也敢于批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岛的“丰饶之海四部曲”,包括《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只能供“内部批判”。书的译本是从各处凑起来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我的丈夫叶渭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日文编辑、编辑组长。我从他那里偷看的《春雪》,觉得很好、值得看,就很喜欢。当时给三岛由纪夫扣的帽子是“军国主义分子,主张侵略”,但我看不出来,可能是认识水平低的缘故。因为没读到原版,不知道日文是怎样的。我想,假如这本书很好,将来有机会就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川端康成特别推崇《春雪》,认为《春雪》是现代版《源氏物语》。三岛能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那时,国内译介的日本文学,主要是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还有夏目漱石的书,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这些作者都是名家,书也是传世作品,但是,要真正了解日本文学,还是不够。日本把中国研究得非常细,我们对日本的了解,相比之下就太少了,而且还受到很多旧观念的束缚。
财新《中国改革》:你翻译的作品非常多元。就作家来说,有东山魁夷、三岛由纪夫等比较“正统”的,也有山崎丰子等很流行的。这种多元性,是有意识的追求吗?
唐月梅:一开始,恐怕要多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跟读者容易接受哪些作品有关系。除了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无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女作家介绍的不太多。我觉得,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中,银行内部的勾心斗角以及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写得比较细腻,故事情节也吸引人,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应该介绍,就提出建议,看出版界对这本书感不感兴趣。读了我介绍的故事梗概,出版社觉得“还不错”。于是,我翻译了这本书,然后就出版了。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公约”,翻译作品不用取得作者同意,愿意翻译就去翻译。1981年,《浮华世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山崎丰子的弟弟中文很好,她就让弟弟拿中文版和日本版对比,看翻译得怎么样。她弟弟认为“译得不错”,表示认可。上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去,山崎丰子知道以后,就特地从大阪坐火车到东京见面,表示非常感谢我把她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此前她对中国不太关心,从那以后,就开始关心中国,关心日本哪些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她只要知道我去日本,就一定要来见我。
财新《中国改革》:为了编写《日本文学史》,你们夫妻两人已经付出许多心血,为什么还要做翻译《源氏物语》这么繁重的工作呢?
唐月梅:为了四卷六册的《日本文学史》,我们两个人花了十年写作,准备材料20年,前后总共30年。这真是一辈子啊。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做外事工作就十几年,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等我们真正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年过半百了。
写作《日本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日本文学家的创作,都受《源氏物语》影响。《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作者又是一位女性作家。那时,日本只有上流社会才使用汉文。她偷偷地学,而且学得不比自己的兄弟差,还能到皇宫里,给皇后讲白居易的诗,很了不起。我们觉得,了解《源氏物语》,要从翻译着手。我们翻译一部作品,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再看作家的文笔与风格,不只是文字上的翻译,还要传神。优秀的翻译,要让读者体会到作家怎样动笔,风格、特点如何,以及作品与别人的作品有哪些不同。
让读者有回味,不是读完就扔,才达到我们翻译的目的。我们想把自己的体会,尽可能翻译出来。翻译《源氏物语》和《浮华世家》绝对不同。因为,《源氏物语》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有很多学术方面的内容,我们是从研究角度来翻译的。《源氏物语》第一个提出从“哀”发展到“物哀”,研究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想领略和理解“物哀”与“幽玄”,阅读《源氏物语》是有益处的。粗略地阅读还不够,要细读才可以。相较以前的几个译本,我们的译本还增加了很多注解。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日本文学具有哪些特点?
唐月梅:日本文学的特点是比较细腻,这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喜欢宏伟,气魄要大,正义、刚强。日本正好相反,要小、细腻,观察人、写作,都是很细的。应该说,东方的美,日本的美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的美,是另外一种风格。
可以说,整体来看,日本人的性格是双重性的。早晨说的话,晚上可以变。场合不同,说的话就比较随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应该诚实、讲信义,说过的要认账,不认账会被认为很卑鄙。日本人不大会这样看,也觉得这不好,却不是不可原谅的。但是,遇上法律规则,就没有办法,不然会受到制裁。
财新《中国改革》:欧美文学界对日本文学有怎样的研究?
唐月梅:美国最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是唐纳德·金(Donald Keene),也是我的朋友,快90岁了。他用英文写了十几卷本的《日本文学的历史》,日本人翻译后也在日本出版。他原是美国兵,到日本后爱上日本文学,后来就研究日本文学。他半年在美国,半年在日本,兼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他一直独身。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因为自己太专注日本文学和事业,没时间谈情说爱,照顾夫人。如果结婚了,老把人家放在一旁,人家很可怜,自己也太对不起对方。
财新《中国改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给中日关系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是,他在文学方面颇有成绩。我们该如何认识三岛由纪夫和石原慎太郎等右翼作家?
唐月梅: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战后派”的第三批新人之一,代表作有小说《太阳的季节》。他很有才华,却是极右翼作家。
石原是三岛由纪夫的好朋友。三岛由纪夫这个人很复杂,他接近什么人,就容易受那个人影响。他较早接近的就是个右翼分子,后来又是石原慎太郎这些人。但是,另一方面,也曾经有一位叫做小田切秀雄的文学评论家,是日共党员,想介绍三岛进日共。
三岛由纪夫的天皇观是很复杂的,他主张文化概念上的天皇,而不是军国主义,对军国主义也有微词。他认为,天皇是日本的灵魂、主心骨,不喜欢美国在战后把天皇的地位从神降到人。因为,这样日本就失去了主心骨,团结不起来,也就强大不了。他主张要强国,对武士道精神也是绝对喜欢的。不过,他是否主张侵略,我还没有看到确证。
另外,日本的“神风”敢死队,用飞机去冲撞对方的舰艇,“啪”一下地爆炸,他从美学角度欣赏,认为那是一种残酷的美。一方面,他反对让日本的无知青年做无谓牺牲;另一方面,他又欣赏“神风”。他的性格具有双重性,所以,我把他的传记命名为“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
华侨归根志在报国
我们选择的路是对的,一心就想回到祖国,学好本领,将来有多大力量就贡献多大,要为国家做点事
财新《中国改革》:你与叶渭渠先生都是在越南出生长大,可否介绍一下你们在越南的生活情况?
唐月梅:1945年,我和叶渭渠在中学时认识。那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我读初二,还不到 15岁,叶渭渠比我大两岁。他在1929年出生,我是1931年出生。我们所在的知用中学,在西贡和堤岸(编者注:西贡为越南胡志明市的旧称,堤岸是胡志明市的华人聚居区)之间的一个地方。校址为校长唐富言在海外募捐修建,后来被日本军队强占,当作监狱。学校在日本投降后归还,并加以修整。
虽然我家境不太好,但学习一直是全校第一,能拿到奖学金,不用交学费。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能免费学习。我是寄宿生,叶渭渠是走读生。他家就在堤岸,生活环境比较好。当时,我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并无往来,后来也没什么联系。
后来,他又转校,初中时转到广东人办的学校。当时,知用中学是不分帮派的,其他各族群都有自己的学校。高二时,他又转学回来。他也是爱学习的人,觉得我们学校的校风好,名誉也不错,真正是读书的地方。这样,我们才在一个班。叶渭渠的文笔很好,唐富言校长曾在他的文章批过“首屈一指”。他是第一个受到这种褒奖的学生。
我们在高中时也搞地下活动、学生运动,宣传新中国。我们非常向往新中国,对新中国绝对信任,认为那里有自由,人人平等,非常清廉。我们憎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败,那使整个中国非常糟糕。我们偷偷看《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还偷偷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国庆节时我们还开会庆祝,这在当地是非法的,会被逮捕。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保大皇帝阮福晪还是国家元首。
财新《中国改革》:1952年,你们两个人一起回到祖国,在文化上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唐月梅:没有不适应。在越南时,受同学的影响,我们看了“四大古典名著”,最喜欢《红楼梦》,很多诗小时候就能背下来了。而且,我们的学校,在当时的堤岸可以说水平比较高,师资好,而且认真。有的学校,譬如说有个岭南学校,因为是美国人出钱办的教会学校,英文就比较好,但中文绝对比不上知用学校。
我们向往新中国,但是不敢说出来,父母不知道、也不希望我们回国。我是长女,他是长子。家里希望他继承父业,但是他不喜欢做生意,还是喜欢读书。父母没办法,只好培养他弟弟做生意。家人不同意我们回国,当然不给我们路费,我们就只能自己挣。叶渭渠白天在中国银行当职员,晚上在夜校教工人子弟。我在三民小学教书。我们1950年高中毕业,但是,到1952年才回到中国。
我们本来钱就不多,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的时候,还被香港海关敲了一笔。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坏了。过了罗湖桥,解放军对我们非常热情,又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眼泪就劈里啪啦地掉。我们俩就不由自主地拥抱。恋爱将近两年,这是第一次拥抱。确实,我们选择的路是对的,一心就想回到祖国,学好本领,将来有多大力量就贡献多大,要为国家做点事儿。就是这样的愿望。看见解放军,看见祖国大地这么漂亮,听到歌声这么动人。现在想起来,都要掉眼泪。真是终生难忘。
财新《中国改革》: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日语专业?
唐月梅:1952年6月,我们抵达北京,就准备考试。我本来想学习医学,因为我觉得医学比较实在,可以治病救人,而且外祖父又是中医。叶渭渠则想学习新闻专业。我们住在华侨补习学校,一些不知道属于哪个部门的国家干部,多次来动员我们学习外语。他们说,新中国刚刚建立,特别需要外语人才,我们从海外来,学外语很有条件。
季羡林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任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46年,季羡林等十几个留学生从德国回国。他们路过越南的时候,校长请他们来我们学校讲演。那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做接待工作。很多留学生都西装革履,季羡林也一样。可是,我看他的动作、言谈和表情,非常纯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像农民学者,非常崇拜。当时,大家说他会20个国家的语言。我想,将来如果有可能,我也要向他学习,做这样的一个学者。后来,听说季先生在北大东语系,我就想拜在他的门下。
当时,东语系有八种语言。我们俩觉得跟中国关系较近且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就是印度跟日本。干部动员时,也说对日工作很重要,要争取日本人民。我们要做桥梁,就必须学习语言。所以,我们选择了日语专业。
对日文化交流要长期坚持
对日文化工作真是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地栽培
财新《中国改革》: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以后,你从事了多年对日文化交流工作,可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唐月梅:我是1956年毕业,被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这个局1958年升级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新政权建立不久,为防止外事工作不统一,国务院设立了外事办公室。各部委外事工作,要上报国务院,涉及文化的,须经对外文委归总。对外文委和外交部是平行的,对外文委的涉外工作都要外交部会签,外交部的文化事务,也要给对外文委会签。
当时,我并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是想研究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但是,我没办法选择,要绝对服从分配,只能在业余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按照那时的政策,但凡在外事单位工作,工作人员不能轻易离开。进入这样的单位,要经过很多次审查。我做了整整16年外事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下放,接受“再教育”。1972年,田中角荣来华,我还被借去参加接待。“再教育”回来后,我们的单位撤销,要重新分配工作。
财新《中国改革》:战争结束不久,创伤犹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开展对日工作?
唐月梅:那时廖承志直接抓外事工作,重要事情要直接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些对日交流的干部,工作做得非常细。我也是在周总理的教诲之下,才明白要坚决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老百姓分开,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自己也要有思想准备。
周总理说:“人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的工作重点,着重在于广大老百姓,要打好这个基础。他说的很具体,很细致。
财新《中国改革》:外事工作非常繁忙,社会也有很多动荡,你们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兴趣的?
唐月梅:我们喜欢的东西,只能在业余时间做。我们觉得,晚上的时间聊天太可惜、太浪费,就看书、做笔记。当时,你要是在业余时间聊天、打闹、喝茶,都没有人表示异议。可是,你要是写东西,看一点儿书,就说你走“白专道路”“要成名成家”。后来有了孩子,负担就更重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们都要求不高。供给困难的那几年,我们都浮肿了。家里人说,要不你们就回来吧。我们说,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一定要走到底。
我一年大概八九个月在外出差,日本外宾又特别多。我们亚洲司,最忙的就是日本科。所以,每次运动,死角都是日本科,写不出大字报,不去做演讲,没时间搞批判。这样,就说我们“保守”“落后”。要插“白旗”,我们就经常拿到“白旗”。大家都出差了,有时就剩我们一两个人,没有时间写大字报。我们去农村的“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积累的资料,一笔一笔记下来的卡片,买来的书,以及一些日本老作家赠的书,烧的烧,当废纸卖的卖,流着眼泪,非常心疼。积累起来的那些东西,丢了的话,不容易再买到。
当时的概念是,只要家里做生意,就是资产阶级。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填的是“侨商”。政工干部说,什么叫侨商?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我说,侨商原来就是资产阶级啊,那就填资产阶级吧。后来人家说,你改成“华侨资本家”,雇人了嘛,雇人了就是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就更挨斗、挨批了。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最困难时,我们也从没有动摇。我们最受刺激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把人当人看。我出差在北京饭店,看到一些小孩,拿鞭子抽戴眼镜的老人,不知道是“地富反坏右”,还是老知识分子,非常心疼,比什么事情都难过。当时就想,国家怎么变成这样?把人当牛当马看。我之所以能寻回自我,是因为下放。下放时我才想到,以前我们不信鬼神,但信“人神”。不过,这些都是插曲。
财新《中国改革》:近期,因日本右翼政治人物宣布“购买”钓鱼岛,及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冷”局面,同时,两国文化交流也面临考验,甚至出现有书店将日本文学作品下架的传闻。虽然相关方面予以否认,但中日文化交流仍然受到不良影响。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现象?
唐月梅:中日文化交流是绝对割不断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国主义分子犯下许多罪行,这些都永远抵赖不掉。
但是,从文化角度讲,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人士,认为中国文化了不起,日本就是因为接受中国文化,才发展了自己的东西。他们对中国文化是崇拜的。
执行政策的人,水平有高有低,认识有深有浅。当然,种种做法,也有可能是为照顾中国一部分老百姓的情绪。有时,我们的政策会走一点弯路,这是难免的,但是终究还是要走正路,要争取广大的人民。对日文化工作真是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地栽培。我坚信,中日文化交流还是要继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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