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24年7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实力派作家邓安庆的全新散文集《暂别》。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标志性的诚挚、细腻之笔，记述了他从大学毕业之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候鸟一般的迁徙之旅，回忆了他与母亲、父亲及其他亲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也写下他对乡土人情的观察。这份书写已经不只属于私人的记录，更写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千千万万家庭共有的经验。

邓安庆是湖北武穴人，已出版的作品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留灯》，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

邓安庆

《暂别》这本书一共有三大篇章，分别是“漂泊记”“亲人记”和“回乡记”。在“漂泊记”中，邓安庆花费很大精力写了四篇长文，详细记载了他从大学毕业之后辗转各地，直到在苏州安家的人生经历，这一记也相当于他的自传。在后面的两记中他用细腻的笔触记叙了母亲劳作的手、父亲兜风的电动车，记叙了老屋、农田、炒花生、摘棉花，记叙了平凡生活中的爱和亲情，以及他对当下乡村的观察和关照。

《澎湃新闻》说：“邓安庆用写作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邓垸世界’，呈现一个中国典型的乡村图景。他在烟火人间，件件琐事中构建自己的文学基地。”

近日，百道网专访了邓安庆，请他谈谈写作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对乡土题材创作的独特见解。

在人生上下半场的中间点，我变成了一名参与者

邓安庆说，自己的人生正在往下半场走去。他的作品，逐渐从一名旁观者，转变成一名参与者。如果说以前的文字，更多的是白描式的记述，表达了他心里的某种特定记忆。那么从《暂别》开始，这种技术记述逐渐变成了一种痕迹，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回归，也是对上半场的总结和重新审视。

百道网：从2007年大学毕业至今，您创作了多部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自己理想与现实交融的文字世界。这部《暂别》再次回到了对故乡、对亲人、对漂泊的自己以及他人的关照。此前您的多部作品也曾关照故乡和亲人，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邓安庆：在之前的作品里，我的身份基本上是旁观者，是采用白描的手法呈现出人物的命运。《暂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是全书的主角，其中谈到我与父母的关系，我与家乡的关系，我的命运起伏……这些都不能以观察者的视角来写了，我只能去袒露自己、剖析自己，哪怕其中有很多难堪的、脆弱的、绝望的部分，也不能去逃避。比起写别人，写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气。

百道网：《暂别》的书名有什么象征意义？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节点上，给这些年漫长的写作结集画一个逗号？

邓安庆：因为我的父母亲还在老家，每一年我都会在过年时回乡，跟父母待上了几天，然后又匆匆返回城市，所以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一次暂别。可以说，“暂别”就是我与亲人的一种持续的状态：我们每隔一段时间相逢，相逢再别离，别离再相逢，不断地重复，直到父母亲，终有一天起身离去。

“暂别”一词，凝练、有诗意，也贴合书的内容，我觉得非常好。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也认为这个书名好。

选择在今年出版这本书，是因为我生于1984年，到2024年正好四十岁，人生从上半场逐渐往下半场走去，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中间点，回望过去的人生，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节点。

百道网：《暂别》这本书记录了您从2007年大学毕业后十几年的生活。您在这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中，通过书中的众多篇目，创作风格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请以书中的篇目为例，谈谈在这部最新的作品中，最重视的是什么？最花精力的是哪个地方？

邓安庆：《暂别》里的时间跨度虽然长达十七年，但文章主要还是集中写于2020年到2024年这五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我出版了小说集《永隔一江水》《留灯》。小说和散文在写法上很不一样，小说需要顾及的层面很多，而散文最主要是真挚、以诚动人。我的创作风格偏向于平实的记录。例如，在《与父母相处的四十天》这篇文章中，我详细地写到2020年在老家与父母亲长时间相处的点点滴滴，很多读者跟我说看完后深受感动。虽然我写的是自己的父母，可天下身为儿女的读者，在与自己的父母相处过程中都有类似的情感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越诚实地书写自己，就越能打动读者。这是我最为重视的，也是最花精力的地方。

百道网：您在《暂别》的序中说：“生活是什么样，我就写什么样。美，对我来说不重要。真，才是重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很美，您是怎样来提取生活中的美，并呈现在文字中的？书中的内容从哪些地方反应了您的这个标准呢？

邓安庆：我先来界定一下“美”在这句话里的含义，毕竟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美，在我的语境里，指的是光鲜亮丽，很多人在公开的表达中会乐意呈现出这一面，而那些难堪的、窘迫的、局促的一面，则会隐藏在自己的内心。相反，我毫不介意在自己的文章里呈现自己“不美”的一面，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经历，没什么好遮掩的，也没什么好羞耻的，我就是要写出足够的“真”。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但如果你是真实的，从中产生出的美感反而会更动人。”这里的“美感”，就是坦坦荡荡带来的通透感。生活中的美，就是能在捕捉到日常生活里的心动时刻。只要我能准确写出那些能打动我的美，就能打动读者。在书中我写到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绝望时刻好心人的帮助，与父母相处过程的点滴，当时真实的心绪是怎样的，我就写怎样的，不逃避，不矫饰，这就是我写作的标准。

对于乡村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哀叹其凋敝的层面

写作看似是一个人的孤独创作，但所有书里书外的人，都鲜活地存在作者的笔下，也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笔触触动了每一个人物的时候，就仿佛赋予了这个人人物一种全新的使命感和生活记忆，也构成了一幅新的画卷。这幅文字的画卷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一个都不能少。

百道网：故乡的人和感情，对每个人既是开放的，也是隐秘的，那就是每个人内心的小世界和归宿。为什么决定在《暂别》这本书的内页封面选用父母的合影照片？

邓安庆：因为整本书都是写他们的，所以我自然想到要用他们的照片作为内页封面。一开始我请编辑在书的扉页加上“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后来又改为“献给我的母亲吕冬花和父亲邓见清”。这些年来，我写过无数篇关于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以“父亲”“母亲”的面目出现的，但他们也是有名字的，所以我希望在这本集中写他们的书中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不只是我的父母亲，也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我把母亲放在前面，父亲放在后面，是想表达我对母亲最大的爱戴和尊重。倘若没有母亲几十年来的苦苦支撑，生病多年的父亲不会得到精心的照料，年幼的孙辈不会有一个饱足的童年，我们作为孩子也不会在外面安心地工作。她是我们整个家的核心，有她在，家就在。

百道网：您说，“我与父母亲就这样相互牵绊着，直到终有一天，有人起身离去。”这样的文字很扎心。您的父母、亲人看到这些文字作品时，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邓安庆：《暂别》出版后，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其中有个读者问：“你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家事，有些当然是让人感动的，有些却并没有那么光鲜。你不怕你家人看了会生气吗？”老实讲，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我经常开玩笑地说：“我父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我的书。他们只知道我在写他们，却未必知道我写了什么。所以很幸运，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一些文章曾经被录制成音频。母亲来我房间时，我会播放给她听。她一边听一边笑说，“这些小事，你也要写。”看她的反应，心里是开心的。还有一次是母亲在阳台上晾衣服，一个年轻人路过，冲着她喊：“我在网上看到你儿子写你了！”母亲问：“写的么子事？”那人回道：“写你的好事！”那天晚上，母亲兴致勃勃地在电话里跟我说。

他们知道我喜欢写作，也愿意支持我写，哪怕我为了“真”不避讳地写到很多生活的龃龉，他们也不介意。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他们也知道，我也是爱他们的。虽然这样的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说出口。因为是相爱的，写他们时，我会代入到他们的处境中，会忍不住去共情，去理解，去心疼，而不是去批判和讥讽。所以，我不怕家人读过我的文字后会有不舒服的感受，他们的包容让我还可以持续地写下去。

百道网：您在书中写父母，也写婶娘叔爷，以及那些远去的兄弟姐妹，既反映真实生活，也关照乡土世界的变化。据了解，自第一部作品出版以来，您始终将眼光凝聚于故乡湖北武穴故乡的人、事、情，在您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占据了怎样重要的位置？

邓安庆：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湖北省武穴市一个叫“邓垸”的江边小村落，他们都靠种地为生。到我这一辈，倘若没有什么变故，我应该也会接过他们的农具继续种下去。可是巨变发生了：我的同辈无人留下来种地，有一部分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和做生意；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像我这样的，考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再也不会返回乡村生活了。

近些年来，每一次过年回去我都会有意识地写《回乡记》，详细记录我在乡村老家的所见所闻。因为我意识到乡村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身处其中的父母辈也正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洪流从自己的生活中淌过。我想要记录下这其中的变与不变，多年后再回头看，对我而言也是一份珍贵的时代记录。

跟过去所看到的带着启蒙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字相比，我的这些记录更琐碎，也更真切。读者可以通过我的《回乡记》看到乡村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风俗习惯，哪些还在延续（比如说乡村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哪些已经松动（比如说重要轻女的观念渐渐松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哪些已经消失（比如说很多民俗活动的难以为继）。我认为，对于乡村的书写不能只停留在哀叹其凋敝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地潜下去，感受到其内里一直未曾消歇的活力，毕竟大家都想要有好的生活，而追逐美好生活，会驱使着人们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

我心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乡村图景，有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不管是褒还是贬，作家总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留给自己，也留个读者一个完整的、理想的场景。但邓安庆说，他没有这样的设定。他对理想的设定有着非一般的谨慎。在他笔下，是一个个的人构成了自己生长的场景，这个场景因为每个人的差异性，体现出了更加多元和无法设定的可能性。

百道网：这些年您先后创作了《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留灯》等作品，都收到读者的哪些反馈？其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您文字中的自己和世界，和读者眼中的你与世界，是一致的吗？

邓安庆：从2011年出版第一本《纸上王国》到2024年的《暂别》，期间收到过非常多的评论，评价最多的应该是“真挚纯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评论是：“他的文字，亲近却不亲昵，甚至有一种罕见的克制，这应该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他经历这一切、回忆这一切时都尽可能还原，还原自己的不满与愧疚，还原父母乡亲真实的处境。苦难不是用来书写的，或许是用来回望的，字里行间没有悲苦，反而生出一股‘好好生活’的韧劲。”

我文字的自己和世界，与读者眼中的不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永远只能呈现自己的一部分，而没有能力呈现全部。

百道网：从《望花》到《暂别》，您的文字一如既往地细腻、凝练、深刻。这体现了您在文学创作中怎样的变化和创新？

邓安庆：《望花》写于2014年，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倒是发现《望花》与《暂别》有很多地方是延续下来的，比如我总是习惯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一本是小说，一本是散文。不同的体裁在写法还是有区别的，小说需要更多的技法，而散文除了写作技法，更多的是要有勇气去袒露自我。

百道网：您的作品中很多对话都带有方言，方言可以体现地方特色，用得好还能为作品增色，但也会给新一代或其他地方的读者带来阅读障碍。您在创作时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

邓安庆：我在写作时，为了使作品能够被更广泛的读者群体理解并欣赏，采用了所谓的“最大公约数”的方言使用策略，就是避免使用过于地方化的、偏僻的词汇，而只选择那些在多个方言区都能理解的共同语言，以确保读者能够读懂并体会到方言的韵味。我在多本书里采用了湖北武穴地区的方言进行写作，这样的方言写作方式不仅能够让江西人、湖北人、湖南人接受，甚至连四川人在阅读时都能感到亲切，仿佛是在读自己家乡的故事，作品在保持方言特色的同时，也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理解。

百道网：新时代乡土写作者的创作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记述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在您的“邓垸世界”中，理想的、典型的中国乡村图景是怎样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在您的文学世界中最终成型了吗？

邓安庆：我心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乡村图景，有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目前有两种乡村叙事的模式，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但它们都简化了现实，因此我对这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有一些作家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态度，认为乡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欲横流，唯有退回乡村才能保持住人性的良善；另外一些作家则会哀叹农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亲人的四散……这些当然也是真实的，而且让人忧虑。这可能并非他们的本意，毕竟写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但亲人们的生活是被高高在上地审视着的。有时我忍不住会想：他们需要我们的悲悯吗？需要我们的哀叹吗？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其判断未必会符合审视者的价值观。所以，我更想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写他们。

百道网：能谈谈您接下来的创作吗？让我们提前期待一下。

邓安庆：我目前正在创作一本新的小说集《摇落》，计划十五万字左右，是继《山中的糖果》《永隔一江水》后新的一部作品，也是“邓垸”故乡的创作系列，可读性比较强。全书的短篇小说合起来是一个长篇，分开又是独立的中短篇，已经有部分完成的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