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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9月30日 来源:韬奋出版人才论坛征文参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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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著名杂志《生活周刊》之所以取得不俗的市场业绩、获得可观的销售份额、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是因为该刊深知报业人才是办报成功的保障,是周刊社事业日渐发达的基础。周刊主持人邹韬奋懂得新闻人才的难能可贵、也深知新闻人才的来之不易。自创办以来,邹韬奋一班人依靠其独到的“人才观”,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或独当一面或深耕一隅或总揽全局或引领行业的报刊菁英,汇集和聚拢了大批真才实学的新闻专业人才;凭籍其特殊的“人才经”,用心用情培养和选育“以新闻为职志、以报纸为业志”的报刊专门人才,灵活制定和妥善运用适宜妥帖、科学可行的人才政策,不拘一格发现、遴选和使用报刊真正人才。
关键词:《生活周刊》;邹韬奋;人才经;人才观;报业人才
《生活周刊》是一本曾经流行万方、风行一时的生活类杂志,也是一份万人争睹、传阅率高、覆盖面既广且远的大众型、平民化刊物,适合普通民众尤其是新生市民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商界精英人士群体购阅,生活气息浓烈、教育富有成效、娱乐休闲性突出、趣味消遣彰显,而且带有较强的知识性、科普性、现代性。这本周刊是民国时期立足本土、面向大众、行业领先、全国知名和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流行刊物,毫无疑问在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该刊出版成绩的取得、传媒地位的铸就、新闻书写的辉煌,离不开刊物志同道合者的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和齐心协力、众擎易举,离不开邹韬奋这位统帅和主笔的胆识、谋略,亦离不开这位主持人、策划师的规划、研判。有研究者指出:“韬奋新闻人才观,即合理把握内外人才的策略性需求、始终坚守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标准、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完善真心实意爱护人才的保障制度,是取得新闻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1]作为我国杰出的新闻出版家,邹韬奋本人非常重视报刊专业人才的培养、十分关注报业人才基本素质的养成,他汲汲于造就一支精良的新闻出版队伍的造育,主张“素质的培养,可通过学习和实践两种途径来实现,但又尤其须注重实践。”[2]邹韬奋及其专业编辑团队集思广益、博观约取,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科学合理的办刊路线、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举措,并始终保持着务实高效、真诚沟通的工作风格,保持着办刊宗旨的正确、发行方针的精准、经营理念的先进,始终秉持“服务大众”的出版旨趣和坚守“面向生活”的宣传鹄的,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并获得其信任,成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振和心灵契合。
《生活周刊》是民国时期一本畅行全国乃至于流通世界的综合性及大众化的著名杂志,活跃乃至纵横民国文化思想界、新闻出版界长达数十年之久,成为中国近现代报刊丛林中的常青树。新中国成立前,周刊曾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良友》等著名报刊齐名,并与之一起成为当时国人阅读人数及销售数量最大最广的报纸及杂志。这份以“生活”为命名的杂志,以“倡导生活”为主题、以“服务生活”为主旨,既来源于生活和大众又服务于生活和大众,集阅读性、知识性、趣味性、生活性、休闲性、通俗性、便民性于一体的“百科式”和“全民式”周刊,紧密围绕人们日常生活尤其是普通人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进行详细的披露和周至的报道,担负起城市市民日常生活向导助手和知心朋友的职责,扮演着一般公民良师益友、亦师亦友的角色,成为我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的重要通俗刊物和市民刊物。
《生活周刊》的办刊宗旨明确、办刊方针明晰、办刊策略先进、办刊方略科学,抓牢了报业人才这个“兴业强刊”的关键性因素,重视延揽和放手使用人才造成了生动的人事局面。通过念好“人才经”、建设“人才林”,经由“打好人才组合拳”建设人才“蓄水池”。由此可见,在竞争日趋激烈甚至白热化的大众新闻传播媒介丛林当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市场竞争与合作的法则和普遍经济规律;对于当代大众媒体而言,新闻人才的作用与功能日益突出、新闻人才的稀缺性和宝贵性日渐彰显。在新一轮新闻出版变革中,“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人。”[3]报刊等传统印刷媒体,要想畅销流行受到读者欢迎、要想安身立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才(人力资源存量及增量优势)要素始终是制胜法宝和秘钥。
自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即担任社务负责人之后,“培养有创造精神的干部和人才,关心和爱护人才”[4]是其念兹在兹、心心念念的事情。他网络人才不遗余力、得到人才如获至宝、使用人才不拘一格,致力于延揽人才、引育人才、锻炼人才,胸怀文化勃兴大局,着眼纸媒转型变局,着力建设一支规模可观、素质优秀、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
《生活周刊》肇基之时百度待兴、诸业待举,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彼时,放眼整个周刊仅有员工二三人——即一个主笔、一个书记、一个广告专职业务员及一个社工(勤务),甚至看起来不是一个正规的期刊社,倒有点像路边的某一家“打游击”式的“小作坊”、临时拼凑的“皮包公司”,或者干脆说是“一间普普通通略显单调的小型工作室”。周刊小打小闹、鸡零狗碎,勉力撑持、不成气候,显然是报业人才的“空地”,大凡有点新闻能力者都不愿“寄居”其中。
哪怕期刊社如此凋零简陋、人手奇缺,尚且不是“全部阵容”——这仅有的二三人亦非全职人员而是以“中华职教社”兼职或曰以帮衬、援建人员为主,难以保证全员在岗。因为经费短绌、物质有限、条件简单、人员不足,当时为数不多的社内职工不得不成为“多面手”:有的职工就连跑腿、打杂、采购、勤务、外联、探访等杂事琐事(非专业性事务)也要自己动手、亲自去做,不得不一个人当作几个人用、集内务和外务于一身;有的职工面对着不同的社内业务和工作内容,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一个人对应几种业务部门、对付几大块的工作,某些具体业务实际上由某个人“一手包办”,不经意间成了“大杂烩”,这多少有点“被迫营业”的意味。
在周刊社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业内声誉后,有能力给出较为丰厚的报酬和待遇,让不少青年报业才俊对其趋之若鹜。经过较为严格和全面的考核程序,该周刊社先后招揽和引进了几批同事,其中不乏民国时期新闻出版及报纸杂志界的大手笔、名记者、好编辑,阵容强大,人才荟萃。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专业编辑人才队伍(包括主编、主笔、栏目主持人或专栏负责人、版面设计师、广告策划师、美编人员等)的壮大和企业职工人数(包括外联、访员、通讯员、后勤、校对以及制版、排版、印刷、装潢、杂役、工人等)的增加,期刊社的整体力量、综合实力与草创之初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了:经济实力(如销售数量、营业总额、资产估值的提升)、物质条件(如办公场所、机器设备、印刷车间的改良)以及人力资源(如新闻高才、知名编辑的陆续加盟)。
随着《生活周刊》的名气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国内各种新闻报刊及出版印刷人才越来越向往“名刊”和“名社”。彼时,那些颇具文学才华和天赋的知识分子、慷慨热血的爱国青年师生渴望来到《生活周刊》工作和历练,他们向往憧憬有机会在这个大舞台联袂起舞、长袖当歌,随之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益”和“虹吸效益”。由此可见,期刊社逐步成了延揽和吸纳报刊人才的吸铁石、聚宝盆,成了新闻出版专业人才的冶炼炉和集中营。在较短的时间内,当初寥寥数人的小报社“华丽转身”为数百人规模的大报馆,这种进步可谓是一场“飞跃”和一次“剧变”,可以想见其使用人才自有一套,或者说自有它的过人之处。
新闻传媒事业及文化出版市场的竞争,根本还是人才的竞争即人力(才)资源的存量和增量的竞争。大众新闻传播行业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行业、既古老又时兴的事业[5],属智力密集型、知识聚集型的朝阳产业,相当强调创新和创造能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众传媒这一行业既产生和集合了众多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群体、又聚拢和荟萃了大量拥有深刻隽永思想及特出特别才华之人。报业拥有大批专业人才尤其拥有大量新闻出版类高层次人才是打造时尚潮流、高端前沿期刊的智力支持、知识助力以及人力资源保障。因此,新闻媒体的主持人和掌舵者务必念好响亮的“人才经”、务必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邹韬奋选人用才的政策明确和思路清晰:领导层高度重视吸引和延揽人才、培养和使用人才,全社上下形成了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浓郁氛围,强调“引”“育”结合和“培”“用”兼顾,既聘请和悦纳外来人才、又开发和挖掘社内人才,使得内外一致、相得益彰,正可谓是“得人才者得天下”。可见,培育和造就大量报刊专门人才是纸媒行业的长远发展大计,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综观《生活》周刊一以贯之的人才观,考量主持人邹韬奋对报刊人才的发现和使用,始终秉持和坚守几大用人原则:
一是坚决不聘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坚决不聘请自己身边的亲人和好友,以“不动用私人的任何关系”作为用人的标准与原则,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建主义那一套裙带关系、也不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拉帮结派那一套潜规则,不以亲疏远近为用人的指标而以公正、公道、公平的态度发现和使用人才,纯以个人的能力等客观条件为用人及提拔的标准和取舍,杜绝感情、利益、私心等因素掺杂其间导致用人上可能出现的误差和偏颇。对邹韬奋而言,这不是矫枉过正、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避免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皇亲国戚”“牛立党争”“山头林立”“团团伙伙”,那些思想观念及行动上的“遗毒”在周刊社内部发生,而对周刊的人事造成困惑及内耗、对周刊的事业造成阻碍及干扰。这种以极大决心与毅力来彻底清除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残渣和余毒,撇开请朋好友的束缚、撇清人情世故的禁锢,让社内关系更加纯粹健康,让刊物内部人事关系简单和谐、干净纯洁,断然不能出现封建社会因为过度强化或看重、依赖私人关系而产生的种种互相倾轧、攻讦、排挤等恶习或风气。因为私人关系涉及人情世故向来微妙、很难处理,碍于情面或关系在人事工作上和惩罚制度上往往让单位或负责人陷入两难境地,私心与杂念的掺杂、情感与亲朋的纠葛让问题变得复杂、难办。与其制造麻烦并导致棘手问题不如从一开始就予以屏蔽或杜绝,主持刊务者就可从容对待和冷静处理。因人情关系缘故选拔任用了庸碌无为的“自己人”便伤害了真正的人才的心和情只会让人才远离或“用脚投票”。由于邹韬奋的“提前量”,周刊社里面没有不劳而获、养尊处优、滥竽充数的人,每个员工靠着自己真才实学和辛勤劳动取值。
二是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宁缺毋滥”四字箴言已经成为周刊的用人传统和习惯。坚持对报刊人才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要么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和“三顾茅庐、程门立雪”的满满诚意得真才、信真才、用真才,要么则虚位以待、以侯贤者,做到才德兼备、人岗匹配,把有能力有本事有才华的人放到正确且合适的位置。引进和培育报刊人才不能好高骛远、贪大求全,避免“叶公好龙”式的引才作秀。要之,周刊社要大力发现人才和真心使用人才,造成人才济济的生动局面和人才辈出的良好局势;同时要剔除和清理混进来的“南郭先生”、躺平式干部, 避免滥竽充数导致的效率低下。
三是重视工作实际能力。邹韬奋认为,用人不以学历为唯一录取标准、不以留洋为唯一取舍标准,更看重职工实际动手去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者流——靠耍嘴皮子、溜须拍马而无真才实学和办事能力的人恐怕在社内难以立足。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坚决杜绝那种有文凭没文化、有学历没能力的“混子”进入社内。总体来说,周刊但凡引进来的新同事必须能上手、能做实、能奉献、能战斗,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在学问、智识和能力上丝毫不亚于国内外的大学生乃至教授。
四是经过严格考核。周刊社的大多数同事都是经过比较激烈的考核而最终选聘进来的,成为“得力牌”的干部和“永久牌”的员工。这些层层筛选本身就是一道道关卡,删汰了不合格甚至劣质分子,留下了优秀甚至才华横溢的人。通过遴选和考察,让能者留下、庸者离开、劣者淘汰、优者胜出。
五是按照工作需求实际。刊物在实际发展过程当中,本着需要什么人才就聘请什么人才,依着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客观实际招人和聘用。根据刊物的实际工作需求,招揽一些专业对口、能力对应的人才,做到人岗相适合、人位相匹配。譬如,缺美术编辑就专招美编、缺装潢师傅就专招装潢师傅、缺包装工人就专招包装工人,缺什么招什么、少什么补什么。
六是看重基层工作经验。周刊的不少中高层领导者都是一步步从基层锻炼起来、提拔上来,不少部门经理、车间主任都是从练习生、实习生次第做起来的、逐级升上来的。不经历基层工作的打磨,人才难以成长;不经受一线工作的淬炼,人才难以成熟。所以,要让期刊社的领导及职工的身子沉下去、心态沉下去、思想沉下去,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既有底气又有人气。邹韬奋主张,要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他强调,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和从做中学、从学中做,做到知行合一、学用结合。
七是培养和使用真正的人才。对于社会上颇具威名和声望的新闻出版专才大才,对于服务报业、深耕报界多年并在新闻出版事业上富有成效、成绩昭著者,邹韬奋等领导总是想方设法、真心诚意的请进来、聘起来,总是爱才如命、惜才如金地把一些新闻出版行业或领域的“真才”拉过来、拢过来。赅言之,周刊“挖掘”人才倾心尽力、“发掘”人才不遗余力,对待真正的人才,他们唯才是举不存私心、唯才是用不存嫉妒。这是因为,周刊清楚地知道,高级人才专门人才对于刊物的发展和刊物的未来善莫大焉,对于刊物的竞争性和刊物的互补性不言而喻。因此,周刊社绝不抱残守缺,绝不嫉贤妒能,对于人才的到来总是抱持诚恳、谦虚的态度。
八是激发全体员工对周刊事务的自觉参与意识。邹韬奋认为,要让每一名员工拥有“主人翁”的心态,也要让每一位职工展示“当家人”的姿态,对社内大事小情都积极参与、主动作为,把周刊的事业当成个人的事业、把周刊的未来作为个人的未来,决不当袖手旁观者、亦不作无动于衷者,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要想切实提高同事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和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这一问题今天依然是新闻出版机构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难题,用好的制度来管人管事,用好的机制体制来为期刊的发展进步保驾护航。对此,有人客观中肯评论道:“生活周刊主持人邹韬奋,从奖惩、薪酬、人事等方面入手,调动同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新性,较好地实现了提质增量的出版社目标,展现了生活周刊内部管理的制度化与人性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周刊之所以富有活力的制度谜团,也对当下中国出版业构建符合人性的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6] 还有学者认为,在邹韬奋等人的努力下,《生活周刊》最终形成了“集体拥有、集体经营、利润归于集体的结构,由此开始了它不平凡的历程。三四十年代,是周刊的历史发展至鼎盛规模的过程。”[7]
九是筑巢引鳯、赤诚相待。俗话说,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澧泉不饮,欲迷得真才实学者,须抱定赤诚之情怀、爱才之真心,把诚心诚意四个大字挺立在前,与人才相交要做到既诚心又真诚,所谓“乌鸢之巢不毁而后凤凰至。”报刊专业人才难得,哪怕“千金市马”也不为过。此外,人才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完美无瑕的,使用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面面俱到,而是“当取其长而弃其短”[8],多看人才的优势和长处;用人之时应该注意“涵养以冀其成”,决不能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导致“伤仲永”的局面而草草收场。大文豪韩愈曾精辟指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引用人才的关键要有一颗发现人才、成就人才的心,要有慧眼识珠的伯乐。
十是寻找和聚拢到志同道合、职志相近的“同业诸君”。说到底,《生活周刊》杂志社之所以发展到最后人才济济、人才麇集(包括编辑部、采访部、记者部、广告部等部门人才奔涌、人才辈出),是因为在社内工作的人们都奔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和朝着一个共通的目标迈进,大家是因为彼此惺惺相惜而团结在一起、吸引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共同的事业、一致的目标、类似的性格以及包容开放的心态与自由和谐的空气,让周刊社上下由此而成为亲密无间的潜行者、众志成城的合作者和同心同向的同行者,这使得他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而不是仅仅为了经济利益、为了私人关系而“拼凑在一起”。一言以蔽之,《生活周刊》同人是人心齐、力量聚、知荣辱、明事理、有理想、具情怀的队伍,是一个“同生共进”的团结组织而绝非一帮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
事实证明,办刊数十年以来《生活周刊》造育的专业人才或者说从该刊“走出去”的报业人才不胜枚举,他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对新闻出版及文化宣传事业抱持着极大热忱,对所从事的期刊工作保持着极度认真与负责的态度。这些“专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使命感,愿意成为文化传承和文明传播的使者;有着浓厚的事业心、上进心、进取心,对读者极其尽责尽职,热心帮助读者困难、尽心满足读者需求、贴心服务读者、用心呵护读者与刊物的友好关系。
由于邹韬奋先生的识才有招、用才有法、容才有度,抱持着他心目中的“人才主义”政策,巧妙灵活地运用“特出”的人才政策,为《生活周刊》集聚和搜罗了一大批“高精尖”的新闻专业人才——他们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造就了一个个大众传媒神话。对于报刊人才,邹韬奋秉持“拿来主义”的精神,尽显“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的气度。事实上,周刊社为新闻界培养和输送了许多立场坚定、目光如炬、业务精湛、能力突出的人才,这批人才哪怕从周刊“走出去”依然发挥出显著的新闻传媒与舆论宣传作用,甚至离开报刊界、新闻业依然能够成为社会上其他方面或领域的能手与高人。显然《生活周刊》已成为各类人才的“大熔炉”而不仅是新闻出版界的“培养基地”,这些人才也是国家紧缺亟需人才。
综上所述,《生活周刊》灵活贴切的人才政策及高明科学的揽才手段,始终万方虔诚寻觅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使之迅速壮大并持续进步,成就了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对此,有研究者指出,“邹韬奋出版生涯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其先进、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一是因公择人;二是尊重专才;三是重视帅才;四是青睐奇才;五是善用新人;六是留住人才。”[9]邹韬奋与他的同人,深知人才的难能可贵(稀缺性)、亦深知人才的来之不易(宝贵性),依靠其独到的“人才观”、凭籍其特殊的“人才经”,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或独当一面或深耕一隅或总揽全局或引领行业的报刊菁英和专业人才。周刊上上下下用心用情念好“人才经”、精耕细作打好“组合拳”、千方百计造好“蓄才池”,这种尊重报刊人才、崇尚报刊人才、坚持报刊“人才主义”至上的工作氛围和人文环境,就是造就《生活周刊》这么一个“一代名刊”的终极“大招”和“奥秘”[10],同时也成就了邹韬奋一班人的一番事业。
我们可以从邹韬奋的“人才观”和“人才经”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也可以从其人才培养方略中参悟研磨、斟酌损益。
参考文献:
1,杨广越.邹韬奋的新闻人才观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8(10):31.
2,张文明.邹韬奋报刊编辑人才思想【J】.新闻爱好者,2011(19):55.
3,王景璐.新形势下报业集团如何选用合适人才【J】.青年记者,2017(18):95.
4,唐森树.论邹韬奋“人才主义”的内涵【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11):61.
5,施欣. 新闻记者——一个魅力时兴、日久弥新的职业【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5):84.
6,张大伟.制度与人性:尘封史料中的生活书店内部管理制度(1938-1939)【M】.中国出版,2020(5):60.
7,范雪.书店主体性:知识、干部与制度【J】读书,2022(7):3.
8,洪钧编.历代状元文章汇编【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5:128.
9,黄建新.论邹韬奋的出版人力资源管理思想【J】科技与出版,2011(4):84.
10,陈邦本.邹韬奋的人才主义——生活书店兴旺的奥秘【J】.人才开发,2006(10):42.
(本文作者: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施欣)
作者简介:施欣(1984-),男,江西宜春人,博士,讲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编辑出版史、新闻思想史等。社会兼职: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员、广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会员以及广东省社科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湖南科技学院、五邑大学柔性引进人员(客座),广东省江门市二类高层次人才、共青团江西省委驻江门市工作处高级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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