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历史与宗教史盘根错节，毫不令人意外。直到今日，世上仍有许多地区，宗教决定了已婚妇女的命运。最极端的例子便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的伊斯兰戒律要求成年妇女外出，必须从头包到脚，通奸之人仍会被处死或石头砸死。西方世界用以规范婚姻的世俗法律，基本上奠基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圣典，对妇女比较有利。我们常忘了早期的新英格兰社会是神权政治，由清教徒所建立，他们的宗教信仰形塑并指引了每个住民。这些信仰部分可远溯至圣经，有的则成形于新教徒宗教改革的混乱时期。

——玛丽莲·亚龙《太太的历史》

马丁·路德之妻凯瑟琳·冯·博拉，老克拉那赫画

马丁·路德时代的日耳曼婚姻

玛丽莲·亚龙

谈到对婚姻制度的影响力，少有人比得上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马丁·路德。1517年，当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时，他的第一目标是质疑教堂贩卖“赦罪券”（教宗的特赦，可以减免信众的赎罪忏悔），接着他又提出连串的爆炸性问题，包括教士应否保持独身。从今日的眼光来看，“赦罪券”当然是奇怪的时代错误，但传道士应否保持独身仍充满争议，天主教会依然抱持强硬不妥协态度，和1525年路德与还俗女修士凯瑟琳·冯·博拉结婚时并无两样。

路德反对教士不能结婚的教义，看法源自《圣经》。他说他在《新约圣经》里看不到任何耶稣基督谴责使徒结婚的话，的确，使徒彼得结过婚，路德认为圣保罗甚至耶稣年轻时可能都结过婚。圣保罗曾允许某位神职人员娶亲（《提摩太前书》3：2与《提多书》1：6），对路德而言，这便是有力证据了。此外，许多神职人员与姘头同居，甚至生了孩子，路德认为与其让他们“活在罪恶”中，不如准许他们结婚。他在1520年的“致日耳曼贵族书”中详细说明他的理念，包括三项个性鲜明的直率主张：

“首先，不是每个教士都能没有女人，不光因为肉体软弱，更是出于家务的需要……”（注意，女人被视为满足男人性欲与持家的必需品。）

“其次，教皇在这件事上并无权威，一如他无权禁止人们吃、喝、拉、撒或日益肥胖……”（此处，性被等同于其他身体自然活动。）

“第三，虽然教皇所订的律例反对教士结婚，但是婚姻的位阶如高于教皇的律例时，教皇的律例就失效了；因为上帝的戒律‘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乃在教皇律例之上……”（神律在教皇律之上。）

同一年，路德在“序论教会之沦为巴比伦”一信中，主张婚姻并非圣礼——具有神圣意义的宗教仪式。路德与其他想法相近的改革者将天主教的七圣礼减为三个，仅存洗礼、忏悔与圣餐，因为它们记载于圣经里，是救赎之所需。路德主张将结婚从圣礼中剔除，并不代表婚姻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不重要。路德依据圣经（他信仰的最终验金石）所载，建议神职人员与信众都应结婚。他也表达对离婚的厌恶，但认为“此一议题有待辩证”。

虽然路德坚定支持婚姻（包括教士结婚）悖离了教会正统，但是他对女人的想法并未悖离天主教会，认为女人较为劣等，主要功用在繁殖下一代。对路德、他的同辈和前辈而言，女人是“造来服侍男人、做他的帮手，别无其他”。

因此，家庭关系本质是序列阶层的，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排在第二，孩子有义务服从父母。路德的著作特别强调他对家庭的看法，尤其是后来的路德教派家庭标准读物《小问答》。配偶之间的义务谨遵性别角色的分野，丈夫必须“灌注妻子荣誉心，一如灌注较软弱的灵魂”，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一如服从上帝”。但是路德也引用圣保罗的话语，主张夫妻互爱乃上帝之意旨。

全世界的路德派信徒（包括美国、日耳曼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将夫妻互敬互爱的信念织入生活，也接纳了夫妻权威不平等的观念。他们遵守路德的想法，认为基督徒神召生活的实践除了宗教责任，也包括婚姻义务。

1525年，路德42岁，打算实践他的主张，娶了25岁的凯瑟琳，加入逐渐庞大的改革派娶妻神职人员行列。他绝不是第一个娶妻的“前”天主教教士，但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这位因为嫁给马丁·路德而名留青史的凯瑟琳·冯·博拉是谁？我们对她的认识全来自路德与同辈人的记述，因为她并未留给后世只字片言（包括她写给路德的信）。真可惜，我们不能多认识她一点！但是凯瑟琳个性活泼充沛，即便透过男人观点的过滤，依然令人难忘。

凯瑟琳来自一个家境小康的高贵家庭，尚在襁褓母亲便过世，父亲再婚，将她安置在修道院学校里。9岁时，她开始宗教生活，进入萨克森尼比斯钦的一个西妥教团修道院，她的表亲是那儿的女院长。16岁，她正式受戒做修女，一辈子做基督的新娘。直到这时，她都与宗教改革派无涉。

1522年，她的一个亲戚在尼比斯钦附近的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院做副院长，放弃誓言，与几位教友成为路德教派信众。他的决定深深影响了凯瑟琳与同院的修女，她们纷纷写信回家，询问能否放弃誓约。但是家人无意让她们还俗，毕竟，她们会被送进修道院是因为家里不想负担嫁妆，何况，当初家里也付了一笔钱给修道院，形同某种形式的嫁妆了。干吗还要她们回来？

得不到家里的响应，这些修女便自行做主，直接写信给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博士，表示她们已经得到启发，无法再过修女生活。但是在一个教派严重分裂的国土，她们如何能逃出修道院？她们能去哪里？

一个鱼贩帮她们想出大胆计策。1523年的复活节前夕，凯瑟琳与8位姊妹躲在装满鲱鱼桶的马车逃出修道院，3天后抵达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修会修道院，路德是那儿的修士，也是圣经神学教授。他负责将这些女孩安置到好人家，甚至帮几位觅得良缘。她们的行踪迅速传开，维滕贝格某位学生写信给朋友说；“几天前，一马车的贞洁处女进城，她们不要性命，也要寻得夫婿。拜托上帝在她们变得更糟以前，赐给她们丈夫吧。”

凯瑟琳在维滕贝格待了两年，学习家政，留意合适的对象。一个出身纽伦堡贵族人家、学识通达的年轻人看上了她，她也喜欢他，但是男方家长反对他娶一个没有嫁妆的还俗修女，他只好屈服。

路德继续她未完的目标，建议她嫁给教区牧师卡斯帕尔·格拉兹，她不喜欢格拉兹博士，却表示她愿意考虑路德的朋友安斯妥夫博士或者路德博士本人。凯瑟琳显然不是株含羞草，她虽然没有嫁妆，但是出身小贵族家庭，还有完美无缺的修道院教育。

不是每个男人都愿意娶还俗修女，但路德开始认为凯瑟琳适合自己。路德在征得父亲（靠铜矿发迹的平民）同意后，娶凯瑟琳为妻，成就一段非常成功的婚姻。两人当初只是两情相悦，却发展成一段充满爱的结合。

他们的定亲礼（视同正式结婚）在4个证人见证下举行，两周后举行公开庆典，路德的双亲均参加。尽管路德名气大，却得仰赖赞助人慷慨资助婚宴。这是凯瑟琳这位新嫁娘要面对的第一个经济压力，往后还多得是。

婚后她搬进维滕贝格修道院，睡在多年乏人照顾、肮脏的稻草席上，是什么滋味？枕边人年届中年、大腹便便、既不英俊又不修边幅，她心中是何感受？结婚久了，她会批评他言语粗鄙、举止土气，但刚结婚时，她可能把抱怨往肚里吞。的确，他们的年龄与心智水平都差距过大，因此婚后，她一直敬称丈夫为“博士先生”（Herr Doktor）。

凯瑟琳不是那种光坐着抱怨的人。一开始，她便立定决心接管家务。这座奥古斯丁修道院最早是由选帝侯腓特烈借给路德的，新任的选帝侯则把它送给路德为结婚礼物。修道院一楼共有40个房间，上面还有小室。后来，这里住了他们的6个孩子（其中一个尚在襁褓便夭折）、6—7个失去父母的侄子侄女、路德一位朋友的4个遗孤、凯瑟琳的姑姑玛格达琳、孩子的家庭教师、男仆、女仆、寄宿学生、客人与难民。凯瑟琳不只是个很棒的地主夫人（Hausfrau），还是超大型公寓的超级管理员。

为了卫生，她为修道院装了室内浴室，同时作为洗衣房。为了省钱，她自己酿酒、辟建菜园，还有一个生产苹果、梨、葡萄、桃子与核桃的果园。她放牧牛羊、挤奶、宰杀牲畜、贩卖牛只、做牛油与奶酪。没人批评凯瑟琳懒惰，却有不少人说她跋扈专擅、盛气凌人。路德有时戏称她为“我的君主”（Dominus），偶尔将她的昵名Kethe（凯蒂）转成双关语Kette（锁链）。尽管他高唱男尊女卑的婚姻理论，却似乎好脾气地接受凯瑟琳的支配。他说：“家务事，我服从凯蒂；余者，我听从圣灵领导。”

在妻子角色方面，凯瑟琳从生理、情绪各方面去照顾丈夫，包括他的饮食、病痛与忧郁发作。长久以来，妻子的角色之一便是疗者，至少得懂得照顾丈夫的健康。1467年的一本日耳曼手册里有一幅画，描绘妻子的责任之一是陪伴丈夫去拔牙。画中，丈夫坐在椅上，妻子握住他的一只手，牙医正在替他拔牙。

陪丈夫去拔牙是妻子的责任，1467年象棋手册里的铅笔画

凯瑟琳通晓药草与药膏，她监督路德的饮食，帮他按摩。当路德陷入忧郁——他解释为魔鬼作怪——她会陪在他身旁，直到忧郁结束，有时她还得采取激烈手段，把房门整个拆下，不让路德将自己反锁在房内。当着众人面，凯瑟琳可能对丈夫毕恭毕敬，私底下，她知道何时该介入并推翻丈夫的决定。

她也牢牢抓住经济大权。她认为如果这个家庭要撑下去，就得控制路德对贫困亲戚、学生、朋友、食客的慷慨无度。有人认为或许因为凯瑟琳限制路德随意撒钱，才引来众人对她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们也讨厌她敏锐的生意头脑。许多嫁给饱学之士（譬如心不在焉的教授或犹太拉比）的太太是因为丈夫怠忽，只好扛起管理物质所需的责任，但凯瑟琳可能是性喜如此。

就为人父母而言，凯瑟琳与路德态度一致：他们欢喜迎接6个孩子降临，和“现代”父母一样，照顾小孩断奶、长牙，以孩子的表现为傲，当两个女儿一个不到一岁便夭折、一个死于14岁时，他们哀伤逾恒。当然，两人对孩子的照顾程度有别。他们每个都是凯瑟琳怀胎9月、痛苦生产、亲自哺乳长大。根据路德所写，他们一个儿子会四处大小便，凯瑟琳或许还得成日跟在他后面收拾善后。凯瑟琳会对另一个孩子大声叫骂吗？这孩子，根据路德所说：“孩子，你做了什么，值得我疼爱？成日弄脏房子，满屋子奔跑乱叫。”相较于阿贝拉尔讨厌吵闹肮脏的孩子，与艾洛绮丝一致认为生儿育女与灵性追求并不相容，路德则认为孩子给他的生命带来青春气息，这是宗教改革派最大的改变。从此，牧师的家里有操持家务的妻子与在脚下跑来跑去的孩子，提供了全世界新教徒夫妻崭新的模范。

瑞士与斯特拉斯堡（奥地利大公国统治下的“自由之城”）等地的女人追随日耳曼女人的脚步，嫁给新教徒改革者，她们的先生多数是还俗的修士。这些女人和丈夫一样有改革的热情，也一起承担了宗教斗争的艰苦与危险。就像凯瑟琳，这些新教徒妻子陪伴并安慰受困的神学家丈夫、庇护流亡的新教者。有时，宗教改革的政治斗争过于激烈，她们也陪同丈夫逃亡。

维布兰迪斯·罗森布拉特分别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嫁了三次，三个丈夫都是新教徒改革者，她为每任丈夫都生了孩子。在这之前，她是巴塞尔人道主义者路德维希·凯勒的妻子，结婚仅两年，凯勒便在1526年过世。维布兰迪斯带着她与凯勒所生的一个女儿嫁给巴塞尔圣马丁教堂的牧师厄科兰巴迪，他是学养丰富的神学家与教授，45岁，而维布兰迪斯才24岁，惹得厄科兰巴迪的部分同辈，包括伊拉斯谟在内，讪笑他们是老少配。厄科兰巴迪对自己的选择全然满意。1529年，他写信给另一个新教改革者卡比托说：“这是我一向梦寐以求的老婆，舍她别无人。她不爱争论、长舌与闲荡，只专心持家。”维布兰迪斯对丈夫有什么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在三年内为他生下一子二女，在家里招待其他新教牧师与他们的家人，并与其他宗教改革者的妻子通信，分享夫婿在巴塞尔的宗教斗争胜利。1531年，厄科兰巴迪过世，维布兰迪斯哀伤不已。

同一个月，卡比托也丧妻。两年前，厄科兰巴迪曾写信给卡比托，盛赞自己的婚姻选择正确。朋友居中做媒鼓励，不到一年，卡比托便娶维布兰迪斯为妻，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维布兰迪斯带着前两任婚姻生下的孩子搬到斯特拉斯堡，卡比托在那儿是著名的牧师与教授。再度，维布兰迪斯担起妻子、管家、母亲多种角色，在她与卡比托结缡10年间，为他生下5个孩子。她的9个孩子均未夭折，直到1541年的瘟疫，才夺走3个孩子与卡比托的生命。

就在这时，新教改革者奈森纳尔·巴瑟的妻子伊丽莎白缠绵病榻，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听到维布兰迪斯丧夫，便将她召至病榻。维布兰迪斯夜间才来（因为刚丧夫，不宜白日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聆听伊丽莎白的请求。她愿意嫁给即将做鳏夫的巴瑟吗？这个临终的托付让我们得知她们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关心丈夫的未来幸福，另一个则是以善良、勤劳闻名的寡妇。第二年，维布兰迪斯嫁给了巴瑟。

虽然巴瑟哀伤妻子的过世，却马上体会新妻的优点。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表达了上述两种情绪：“我对新过门的妻子无可挑剔，只盼望她不是那么勤奋与焦虑……希望及得上她对我的温柔。但同时，我对前妻之逝感到多么痛苦。”这个新组成的家庭包括维布兰迪斯的母亲、她幸存的6个孩子，后来她与巴瑟又生了2个孩子（其中1个夭折）、收养了1个侄女。总计，维布兰迪斯嫁了4个丈夫、生了11个小孩。

巴瑟在斯特拉斯堡的家和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家一样，为受困的新教徒提供庇护，意大利的微明格里便曾在信里描述1542年暂住巴瑟家的情景：“抵达斯特拉斯堡后，我在巴瑟家住了17天。它有点像旅馆，接待为耶稣奋战而流亡的人。”信里并未提及负责招呼款待他、确保他得到舒适照应的维布兰迪斯。事实上那一整年，维布兰迪斯被独自丢在斯特拉斯堡照顾家园，巴瑟则前往帮忙科隆主教。巴瑟数次远行，都是维布兰迪斯留守，照顾生病的母亲、孩子以及川流不息的逃亡客。

1548年，巴瑟应克来姆地区主教之邀，前往英格兰翻译圣经，并在剑桥任教。维布兰迪斯留守斯特拉斯堡，并不高兴，因为巴瑟的同事劝她“最好前来照顾巴瑟，否则他可能另娶别人。苏佛克女公爵可能会俘获他。她是个寡妇”。

终于，维布兰迪斯拖家带眷前往英格兰，但是巴瑟劳累过度，于1551年2月死亡。这时，维布兰迪斯又得扛起重责，拖着一家老小回到斯特拉斯堡。她身后留下的书信（有的以德文书写、有的以拉丁文书写）证明她颇能理财。她写信给克来姆主教委婉请求纾困，换得100马克的资助。

当他们回到斯特拉斯堡，维布兰迪斯和孩子搬回故乡巴塞尔的家。1564年，她因瘟疫死于故乡，埋在第二任丈夫厄科巴兰迪身旁。巴塞尔、斯特拉斯堡、维滕贝格等德语地区的新教徒妻子对宗教改革贡献良多：她们让丈夫得以生存并且家业兴盛。她们协助创建了一种家庭关系新模式，在这个新模式里，不管妻子多么屈从于丈夫的需求，大家仍肯定她是丈夫的伙伴，协助教养孩子的道德人格与创建基督教小区。新教徒鼓励女人阅读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尔后400年，两性均得以对圣经教义展开对话。Hausfrau（地主太太）一词无法形容这些新教徒妻子所从事的家务与活动有多复杂，包括与他人通信、为了家人与生意理由长途旅行，都让她们涉入了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开阔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