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质量要走向高水平，就必须要有高激励，而这其中重要的激励手段之一就是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因而，中国目前进入到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通道，只是低质量的原有经济增长方式被抛弃，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时代正在到来。

今天的中国存在诸多的质量问题，很多人对此带有焦躁情绪，并认为这些质量问题，尤其是产品的假冒伪劣，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但问题的出现终归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内在必然性，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原因到底何在呢？其实这个必然性就在于历史的传承。

也正是基于这一对中国质量问题分析的视角，我才和陈昕洲博士一起，历经3年时间，深入研究中国质量问题的发展历史发现，我们今天广泛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其实在历史上也同样存在，甚至早在1000年前的宋朝，其假冒伪劣的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上的假冒伪劣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质量信息的不对称。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人类致命的自负。

第三个原因，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不相容。

历史很残酷，但是历史很真实。回到历史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历史上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今天依然同样存在。而要真正解决普遍性的假冒伪劣问题，还是要从上面三个原因的解释中去寻找答案。否则，只是情感与道义上的指责，假冒伪劣问题还会与过去千年的历史一样，在未来成为新的假冒伪劣的历史周期。

国民产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中国经济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量”与“质”。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关键就是要处理好高质量的有效需求与低质量无效供给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消费者基于产品质量和性价比来决定购买行为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迫切要求，也就是对“国民产品”的迫切需求。 

“国民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拥有强大市场竞争优势、高质量水平和高性价比的产品，能够为本国的居民所广泛购买，在与国外产品的对比中足以代表本国大多数国民消费意愿，并且具有不断迭代和可持续市场生命力的产品。

之所以说“国民产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产品将会带来的庞大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国民产品”一经形成，消费者自然会对其产生消费依赖。再者，好的质量和性价比，必然还会引起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强烈购买意愿。

“国民产品”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抓住打造中国“国民产品”的机会，就能抓住中国崛起的机会，就可以在新常态下逆势而上。

高工资的正效应

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但实际上，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早在2002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如果企业家还想着继续依靠劳动力红利来办企业，那还是趁早关门为上策。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无论是强大的国家，还是有竞争力的企业，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劳动力的工资高。可见得，工资的上涨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基于对不同企业的详细数据计量分析，证明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对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当企业不同岗位的人员工资差距在8倍左右时，这类企业的产品质量更好（当然工资差距超过8倍以后，质量则呈现下降趋势）。因而，企业要想得到好的质量，就需要给工匠们以高工资激励，进而做出好的产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匠的工资拿得高，也会对那些技能低的非工匠们形成示范效应，激励这些人竞相提高自己的技能，从而获得工匠的高工资。如此一来，工资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激励，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并进而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中国的产品质量水平目前整体上比较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

当然，高工资并不是绝对的，一是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二是取决于高工资的投入产出。高工资并不等于养懒人，也绝对不是没有产出的单向投入。

中国质量要走向高水平，就必须要有高激励，而这其中重要的激励手段之一就是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因而，中国目前进入到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通道，只是低质量的原有经济增长方式被抛弃，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时代正在到来。

以上选自《中国质量怎么办》程虹  著

程虹，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质量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并获评2009至2010年度全国质量工作先进个人标兵。

程虹教授参与创建了国家质检总局和武汉大学共建的、设在我国知名大学中的首个质量研究和教学的实体性机构——“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并出任该院的首任院长。

《中国质量怎么办》是《中国质量怎么了》的姊妹篇，也是程虹教授关于中国质量问题的第二部经济学随笔集。

《中国质量怎么办》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

看企业家怎么办。

要从质量本身的创新做起。

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