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东亚知识传统的“越狱之旅”
作者:文琳(中山大学在读博士生) 时间:2012年03月31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订阅《新出版日报》 分享到微博:收藏
微博评论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孙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2月版,40.00元。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数次想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胡适和铃木大拙之间的那段著名公案。先是胡适对铃木大拙发难,指责他以非理性、非逻辑的方法去研究禅宗,再次主张要以历史的、知性的纯客观角度和科学的精神来治学。对此铃木大拙冷静而毫不留情地“敬答”胡适博士说,禅佛教的最深的意义,必须以直觉觉之,而不能化作知性的语言符号去阐释。对于这个回答,胡适接着没有再做有力辩击,作为对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讨论,中山大学哲学所的师生们谈到这段往事,一般以胡适的理性和历史的求是方法败下阵来看待。
这个公案与孙歌在这本《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的书中提出来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在书中随处所能见到的“东亚的知识传统”这个词,孙歌将之称为“经验性理论”,这与铃木大拙对待禅佛教的基本态度一致,乃是不能凌越于着地的生活而以居高临下的理性姿态来俯瞰的东西。按照铃木大拙的看法,东方的知识是灵性的,若硬要说有一个传统的话,这个传统是不被诉诸语言的,也与逻辑性的思维不符,本是不可以放到理性科学的范畴里去讨论的。现在孙歌将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试图往更究竟处去追问:既然是以必须尊重个体的独立经验,尊重东亚这个地域在漫长的文化历史里所积淀起来的传统,那这个独立经验和地域传统是如何可能的呢,它将以何种方式呈现和被叙述呢?
这个答案要求包括“即物”、“经验性理论”如何可能是可以在西方理性和逻辑思维下被探讨的东西等内容,这是六十年前铃木大拙反问胡适的问题,也是日本几代的学者如沟口雄三希望通过对阳明学的研究、竹内好通过将亚洲的文化传统转化为另一种“方法”想去找到或者说挖掘到的东西。
在理性和科学的语境下,东亚知识传统能否避免成为其语境下讨论的一堆材料,而被重新建构为与西方知识传统并行的另一元?形势不容乐观。这种不乐观,不仅仅在于我们身处强韧的西方语境下,一切东方的知识传统在近代都是被迫或主动纳入这个体系中去建构自身,还在于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人谁也不能将自己的思维与理性撇清关系———企图逃出这个框架去讨论和思考问题,却忘了所以据以讨论和思考的形式就属于这个框架本身,所有的术语、概念和词汇都来源于这个系统,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也来源这里。因此,逃离如何是可能最先就成为问题。从传统中获取文化的主体性,如果这个“传统”本身都是在近代利用西方理性科学被建构出来,如何可能?沟口雄三等日本知识分子有没有成功尚且不论,对东亚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在近年也遭到了政治性的质疑,这也许是孙歌在继续前人作业之前要在此再提、反复提的原因。
作为一个知识传统,一个可以与西方知识界对抗或者抗衡的文化主体,东亚在这里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但孙歌又批判了这种为对抗而重组建构东亚知识传统的做法,更驳斥了这种观点:每当日本或者中国想要重提东亚的时候,就是感到有必要与西方角力之时,东亚只是一种巧妙解决西方困境的技巧和方法。
在这里,我最后倒想说点文不对题的话。最近某位做科研的法师在他的书中谈到他之所以要进入标榜科学理性的高校学习的原因,给我很深的触动。他的言辞十分谦卑,姿态宽容,在我看来实际也一语中的,我将之理解为,东亚知识传统本就有方法论的缺失,真义的彰显需要理性思维方式,但理性思维方式并不是真义,它的结论也不真义,它是西方所提供的另一到达真义的桥梁。对于铃木大拙拒绝理性方法,胡适不承认直观,沟口健二想要建立直观的理性,再到孙歌重提这个必要性,都只是不能知道偏执一端都是错。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