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写作（泛指所有的精神生产）与时代的关系，是所有写作者与时代订立契约的基本前提，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所谓的不自觉其实也是心里有数的；没有一个写作者能逃离这种契约，所有的契约说到底无非就是三种文字格式：共谋、顺从、反抗，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在哲学研究上或许可以否定非此即彼的学理，但是在价值立场上却无法逃避和否定非此即彼的问题。所谓应该坚守的底线只能是非此即彼的，正是这条底线翻滚着波澜、分隔了两边。否认它就是抹去它，就是为了不无愉悦地充任伊斯特凡萨伯（IstvanSzabo）导演的那位魔菲斯特。

    这些关于时代的胡思乱想是被吴亮新出的文集《被湮没的批评与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所勾起的，因为他的文集中第一辑题为后谎言时代文化观察。是的，后谎言时代，在所有随意的或者苦心杜撰的后概念中，它属于有意义的，而且是锋利的那种。文集的开篇是《论报纸副刊》，这里特指的副刊就是在后谎言时代中出场。那么，何谓后谎言时代？后谎言时代的特征是，所有的说谎者都知道自己在说谎；与此不同的是在谎言时代中存在着大量的真诚的说谎者，他们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相信真的有一个值得他们相信的事物在：理想、制度和领袖。相反，后谎言时代的说谎者只是用口是心非的复述来传播谎言，他们明明知道没人相信仍然这么说，而由于人人都屈从于这种口是心非的分离式历史语境，这种语境就成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荒诞的历史奇观（第3页）。关于副刊舞台的伪自由化与精神生活的副刊化，他说的都是锋利的实话。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或许是由于写作时候的那种媒体状况所决定，可是文末没有注明写作年份那就是对近几年媒体的力量可能低估了。从封面图像到时评版到深度观察版，中心已经不完全是空缺了，尽管他说的科层管制仍然是决定性力量、仍然无处不在。是的，中心已经从天经地义的空缺渐渐趋向于变为空缺与反空缺博弈的舞台，副刊的身份也早已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花边、无害的浅思想，它已经不仅仅是向感性和趣味开放。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吴亮所论的问题的对象内核仍然坚硬如故，我们必须承认吴亮并非冲向幻想的风车；只要还存在心照不宣、还存在说不清是勇敢还是怯懦、是含蓄还是隐晦的思想意淫，一切就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副刊的出场只是后谎言时代的特征之一，而远不是它的全部。在接下来的许多篇章中，吴亮尽情地、恣意地挖掘着、观察着、记录着它的其他特征：它的大都市的或小农的浪漫主义、它的新空间的空心化与肤浅化、它的大众娱乐化中的轻薄与阴谋、它的廉价色情狂欢与刻板如旧的道貌岸然的上半身在这样的后谎言时代，作为超过三十年工龄的写作者，不管吴亮是不断进步还是没有进步，他始终明白和坚守的是非此即彼的道理。因此他在后记中自觉地谈到与时代的关系：站在这个时代的立场，站到对立面那边来看，他的这本小册子无足轻重、他的写作与时代发生脱节这虽非他愿，但他难逃其咎、而且乐观其成！

    吴亮的所有写作都有现实的指向性，但是他似乎从不热衷于谈论个案与现场，尽管他对个案和现场都很了解拜科技时代所赐，想了解个案的人总是可以了解。你可以说他喜欢高谈，但如果是犀利而深刻的高谈又有何不好！面对生活他仍然是敏感的而不是麻木的，面对文本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语言风格：让思想追随思想的突发与偶遇，让概念与询问追随着逻辑而在段落间来回振荡、自我论辩，让语言追随立场与感情短促地、排比地、感叹化地倾泻虽然在某些人的成熟眼光看来这似乎是不无幼稚的激情。

    再回到写作与时代的关系，现在人们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真正的自我选择的基础是判断与责任。最近在网上看阳光卫视举办的华语纪录片大奖评选，尽管其中有些参评作品早已看过，有些甚至成了我的年度教材，但仍然感到强烈的震撼。无论是拍摄与观看，本身只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里却凸显出一种判断与责任。许多纪录片的拍摄者无疑是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履行时代赋予一个人的责任，那么在拍摄之后，观看也是一种判断和责任、评选也是一种判断与责任。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在二十世纪极权统治下的生活中，判断与责任的问题的核心首先不是政治性问题，而是道德困境的问题。在她的文集《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中有一篇《集体责任》，她致力于区分政治责任（集体的）与道德或法律责任（个人的）之间的分野，在我们今天看来，关于这种区分的讨论仍有重要意义。她认为政治关怀的中心是世界，道德关怀的中心是自我：居于有关人类行为的道德关切中心的是自我；而居于有关人类行为的政治关切中心的是世界。如果除去道德命令中的宗教涵义和渊源，剩下的就是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这个苏格拉底式命题及其奇特的证明，因为与整个世界相矛盾也比我作为一与自己相矛盾要更好些。（第125-126页）那么，行不义的人就要肩负自己的责任，而不能以政治关怀的名义、集体的名义为自己脱罪，也不能以政治的名义或集体的名义把罪行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无论是有罪或是无罪，承当判断和责任、光荣与罪责的都只能是可以作出选择的个人。这与我们过去熟习的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专制制度总是惯于牺牲个人以保存制度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题为《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这篇文章，阿伦特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阿伦特的文章中显得有点深奥复杂的个人与集体、道德与政治的责任区分问题，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在那些纪录片中却是明确易懂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听过或者说过类似的道理：不要把什么都推给上面、推向政治，先看看是否过得了自己内心和良知这一关吧；当然我们无法讲的是读一读阿伦特的《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吧，看看她是怎么论述每一个人的判断与责任的吧。有一次在深圳某个地方，我对一位正在对我作出我认为是错误的判断和试图错误地实施行为的人说，你的判断和决定的根本来源虽然不是你所能负责的，但是眼前这一行为的责任却只能由你个人承当，因为你的内心和你的孩子假如知道这事情，都无法以那些外在的事物为你辩解。他可能听得不太明白，但是他起码明白一点，我说他不能把自己装作一个无辜的零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能力的人，因此无法推卸道德上的责任。这正是阿伦特所论述的重要思想。

    关于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阿伦特通过对审判、对极权统治生活的反复辩难，证明不能以服从作为借口，而实际上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服从，只有支持。她强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第35页）。在我想来，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深刻含义应该就是道德上的终极追问：和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灵魂生活在一起，是无法自我欺骗的。

    如果说，在谎言时代还比较容易以真诚的信仰为借口替自己开脱责任的话，在早已降临的后谎言时代中，亟须唤醒的是对判断与责任的自我意识必须意识到这是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