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孙 珏
8月11日,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2011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30多家文艺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围绕“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学出版”话题,展开讨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宣部出版局副巡视员张拥军、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等向出版社发出政策向好信号,给焦灼中的出版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与此同时,会上传出的“手机阅读跃升数字出版产值第一位”的消息让文艺社的掌门人亦喜亦忧。
300本书的200万收益
今年,作家出版社给刘方(作家社总编室主任、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订的目标是1000万元营收。作家社与中国移动合作后,去年300本书的营收达到200万。其中有10本书当年的电子版收入超过纸质图书版税。除此之外,还与亚马逊kindle合作,协议在以美国为代表的197个国家开通中文阅读频道,收入增长迅猛。
尽管小有收益,刘方还是被不断出现在眼前的同行们追问:“200万元就是盈利模式吗?”在人们苦苦追寻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中,专业出版数据库以及定制服务是公认走在最前面的。但专业出版领域数字出版呈现出的机构订阅、实时检索更新、工具性质、目标读者固定等特性在大众出版领域几乎找不到对应的要点。
作家社与移动公司合作的初步成功并非预示着所有文艺社自此找到了数字出版的康庄大道。此次会上,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手机出版已经超过网游以340多亿元位列数字出版产值第一位,虽然其中彩铃、游戏等也纳入其中,但手机终端的强势已显露无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姚雪雪告诉记者,社里目前与中国移动合作,每月有6万元的收益,但品种并不多,远未达到规模效应。不少出版社社长在会上反映,之前一直疏于与运营商合作,抱持“做不做无所谓的心态”,加上文艺社的优质资源令不少平台商“虎视眈眈”,“被忽悠过多次”的文艺社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均比较谨慎。此次,作家社的案例让他们看到“盈利”的可能。
刨去做技术商、大体量大规模的渠道商、硬件商的可能性,文艺社能做的只有内容和平台。从内容看,文艺类出版社每年的新书品种几百到上千不等,并且很多优质资源还在不断被分割和抢夺。从平台看,文艺社所属的出版集团公司大多开始投入大量资金打造各种数字基地或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的平台是否能够联通出版机构和终端读者,最终将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艺社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品牌优势无需谦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字出版短期内看终端,中期看平台,长远看内容。他呼吁文艺出版社通过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联合起来,联手打造文学艺术出版平台,成立“股份制公司”亦有可能。作为管理部门,总署也会适时给予支持。
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当大多数人还在琢磨如何打通卖场和渠道营销链条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着手提供数字出版服务与推广。刘方透露,公司目前招收的人没有一个来自传统出版机构,全部从“网商、快速消费品等行业挖来”。目前新聘员工人数已增至50人。“现在我们做的推送是针对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以及APPstore这样的对象。”
会上,有业内人士提到,由纸制书直接转化过来的电子书(1.0版本)或许能够挽救大众出版。去年,亚马逊和苹果让出版商的利益实现了博弈中的共融,美国的大众出版平稳转型。过去两周,企鹅出版集团、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以及禾林出版公司等纷纷披露了第二季度和上半年营收报告。综合来看,各出版商总销售额稳中有降,数字产品收入有所增长,印刷产品收入继续下滑。在中国,电子书的销售渠道以及版权问题使得1.0电子书处于尴尬境地。眼下,除了手机阅读基地,百度收购番薯网40%股份,当当网已经开始酝酿电子书的销售平台。在未来,也许有更多直接连通终端的渠道会被打通。此时,似乎文艺出版社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通路的出现,并且带来能赚钱的“盈利模式”。
当然,出版社仍然有事可做。数字化背景下的版权合作本身有很高的产业价值。要命的是,不少电子版权不在出版社手里。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谈及目前中国数字版权的引进境况相当无奈。“由于国外版权方对中国市场环境的不信任,大多数字版权都拿不到手。”不少出版社的社长对数字版权的管理颇为头疼。“作者在签出版合同时不愿意签数字版权,甚至有的将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划掉,希望日后找到更大的运营空间。”
可以预见的是,想做数字出版的企业必然会倾尽全力拿到作者手里的电子版权,同时也将面临作者不断加码的预付要求,文艺社不可避免将卷入这场争夺战。目前国内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数字版权的定位尚不明晰,究竟是独立的权利还是附属权?国家正在酝酿修订《著作权法》,新法中的数字版权是否会成为出版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不得而知。
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依然呼吁大家对数字出版要进行安静的思考。“虽然数据宏大,未来光明,但问题仍然很多。纵然电子书1.0模式给美国的大众出版带去了新机,但是否在中国就能适用,还值得探究。”
数字时代,出版社对于书籍的挑选、内容的编辑和版权的运作显得尤为重要。有几十年积淀的文艺社们在内容、编辑力、品牌方面的优势仍然强大。也许现在需要的还是时机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