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黄亚生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6月版，32.00元。
 

    ●张旭东(媒体人，上海) 

    在阅读《“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之前，看过几本褒贬中国模式的书，总体是微言大义，劝诫中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结果多在“中国模式到底为何物”方面打了折扣。当下，各种“地名+模式”流行，比如上海模式、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中国模式是具体模式的杂糅还是有机统一？

    黄亚生2010年被美国国家研究学会选为全美研究亚洲问题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之前著有《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都是从某个特定方面研究中国的名作。他怎么理解中国模式？

    黄亚生认为并不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具体而言，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黄亚生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他认为“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其他国家身上找到影子”。

     既然如此，谈何中国模式？

    没有经济的繁荣，就没有名扬海内外的中国模式。黄亚生在书中则认为，即使有经济繁荣，也不等于就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拉美和东亚邻国也长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最突出者如巴西，当时也流行“巴西模式”的提法。当然，巴西后来经历金融危机的打击，渐显消沉，已经很少人再提巴西模式。东亚邻国的发展更令世人瞩目，不同的是，东亚有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后，也完成了民主改革，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黄亚生在书中归纳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经验如下：社会投资，进行基础服务的改善，建设基础设施；经济改革，推进市场化；政治上，进行了渐进式改革，约束权力，避免对市场过度干涉。其他国家都这样做，中国并没有特殊性。

    “从好的方面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想不出中国有很特别的地方。”他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

    反驳者肯定会说，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取得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从各项数据指标衡量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都是中国模式的注脚。该书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从经济学角度仔细分析经济数据，认为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民间、在创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充分分配到了民间，是中国经济真正富有活力的健康时期；之后，则更加依靠政府权力，引进外资、国家投资、发展国企等，维持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实则抑制了民间活力，造成了分配不公、内需无力等结果。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后劲乏力。

    他进而在和印度的比较中提出，“上海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浓缩，林立的摩天大楼、光鲜的经济数据却难掩创新力不足、无自主品牌等等深层次问题。如果这就是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吗？我们不仅要外在的变化，也期望国富民富。

    相比较于概念上的模式之争，普通人更关心生活、就业和收入。作者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的改革，基本上颠覆了早期农村改革的成果，行政主导的“强迫城市化”造就了城市，却没有形成市民，内外资有别的政策扶持外资和国企、抑制民间资本，农村改革滞后造成大批农民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打工、造成产业升级滞后……加上金融危机以来的40000亿经济刺激计划下膨胀的债务，以及从中得利的国企，中国经济走到了又一个抉择的当口。没有经济增长怎么能有模式？

    作者还提出，从微观的企业竞争力而言，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从软件和硬件比较而言，中国的硬件基础好，但软件如金融和治理改革却落后于印度。该书认为，企业的创造力、制度的改革才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其他都是表象。

    因为各种亲商政策、投资拉动、户籍限制等影响，消费无法启动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成为南柯一梦”。笔者以为，政策也是互动的结果，不可能单向发展。最近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内地加薪等影响下，产业专业和升级已经在逐步进行。

    如果如作者所言，中国的成功和不成功之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那就能按图索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现实却不可能那般机械，如果按照经验，克服阻力，一一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或许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稳定高增长。但是，经济和历史一样，假设只停留在理论上，现实中呈现的多是冲突的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差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普世原则。”他一再强调，压根没有中国模式。

    可是，中国真有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制度彻底改造自己吗？改造后，中国民众必然幸福吗？抛开争论和差异，改造后的中国还能发展自己的模式吗？这些都是疑惑，目前貌似只能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挑刺

快餐拼盘式经济学读物的标本

                                                                                                                                                 ● 周小康(研究员，上海)
 

    曾几何时，经济学著作仅有专著或教材两种类型，大量通俗经济学读物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及至现在，通俗经济学读物的比重恐怕已然超过了专著和教材两种传统类别。在经济学人逐渐走出象牙塔走上媒体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抛弃那种鸿篇巨制或者艰深晦涩的写作方法，而是迎合媒体的需要和大众的口味抛出各种时评短论。不幸的是，当出版社和图书工作室以经济利益为最终诉求，开始匹配热门题材与知名作者之时，特别不好的一种做法，就是拿过去曾经发表过的一些文字，甚至是记者采访重新拿出来包装一番，采撷最被舆论热炒的概念，冠以最抓人眼球的标题，顺带贴上作者的名号和头衔，就成为了一本快餐式的经济学读物。当然为了串列本有些距离的各章节，可能会往其中穿插一些新写就的段落，以免全书过于主线模糊、论述凌乱、字大行稀，于是就可堂而皇之地称其为最新力作了。

    即使不能将这类著作称为粗制滥造，也明显缺乏作者的深思熟虑，基本上不能被看作是严肃的学术作品。虽然如此，当需要评点具体某本书时却有点犯难，想必编辑和作者都不愿意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更不愿意被当作典型被挑剔和批判，但这里无论如何还是要找个标靶。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将成为标靶，就像他通过解剖上海模式来诊断中国模式一样，成为我们诊断快餐拼盘式经济学读物的标本。

    中国模式是目标还是路径

    其实，作者从头到尾始终都纠结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模式到底说的是目标还是路径。简单地说前者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后者就是“中国怎么办”；复杂地说中国模式是要建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还是要用不同方法建设一个一样的东西。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问题，夹杂着大量关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黄亚生在书中多次强调，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因此所谓中国模式并不存在。黄亚生的普世精神挂到了中国模式上，其潜台词就是：你不要说我不是个东西，其实我和你是一样的。但这种价值判断非常强的结论，并没有辅以充分的展开和有效的论证，形如空中楼阁一般。

    然而，黄亚生也没能将这一论述逻辑走到底，在书中一不当心就转了回来，讨论中国模式的许多具体操作手段，其实在经济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多有失败的案例。于是，黄亚生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中国模式的忧思者，这样或许就可以两头讨好了，一方面企图打消了不少人“中国向何处去”的忧虑，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抨击现状者的口味。但内在的逻辑漏洞在于，如果目标是既定的，但手段又是错误的或已经被别人证明是不成功的，那么怎么可能达到那个既定的目标呢？

    上海模式就等于中国模式吗

    怎样来界定一个复杂的经济模式？要直接进行严格定义的话显然是困难重重，于是黄亚生选择了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一是典型法；二是比较法。该书的第一章以上海模式为例来诠释中国模式，第二章则又定格在中国与印度两国所谓“龙象之争”上。不幸的是，典型法不算好，比较法又不算新。

    典型法的要义是解剖一只麻雀，上海就是经常会被人选的那只麻雀。其实选麻雀往往不是因为它有代表性，而是因为它比较扎眼。为了强调上海模式对中国模式的代表性，只能非常武断地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如此一转换，论证中国模式的缺陷就可以转化为论证上海模式的缺陷了，毕竟中国模式实在不太好把握，而上海模式相对来说近在眼前。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候，上海经济增长不仅跌回个位数，在全国差点净陪末座，而且工业负增长极为凄惨。在当时那种墙倒众人推的氛围下，对于上海是否还能支撑的议论是很多的。上海模式被找到的病灶是国家干预、倾向外资，这被引申为中国模式的痼疾，但作为上海模式的对立面而被赞赏的温州模式，恰恰同样也在中国，而且就在离上海几百公里的地方。没有比这更反映出中国模式的复杂性了，需要作者证明的是上海模式、温州模式，或者其他诸模式，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模式。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很难让人相信，黄亚生在大洋彼岸对中国、上海有着很深的认识。

    大概编者和作者在安排全书内容时也发现，中国有庞大且发展水平落差很大的农村，纠结于上海模式显然不可能走得很远。作者在蜻蜓点水般地比较完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重复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观点之后，又开始跳跃性很强地来探讨农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更多似是而非的解释和论断。例如，黄亚生对在城市化过程(其实是再城市化)中城市居民不动产无法得到补偿聊了很多，但实际上从拆迁补偿中获益的大有人在，上海在这里倒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真正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却被搁在了一边。

    黄亚生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很难、资本流动却相对容易，而中国恰恰相反，从而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构性错配，并且东部沿海地区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后，却抑制了其创新原动力。首先我们不得不说，黄亚生自己给出了第一章中关于上海为什么缺乏创新的解释，但又证伪了关于浙江比上海有创新活力的说法。其次，资本流动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困难，否则就很难解释诸如浙江系资金在房地产、矿产、金融等领域难以揣摩的频繁流动了，原因在于更多资本追求一种比技术创新、商业模式更加简单粗暴的获利方式。

    点评了那么多，对黄亚生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观点必须要有客观的评价。其实，黄亚生作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曾经在《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外交政策》发表过大量文章，其中很多都涉及中国问题。除了为专业通讯和专栏撰写文章外，其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英国《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在我看来，其在海外刊物上发表的更有营养的文章更值得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