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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3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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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在大国战略问题的研究上,一直有学者保持高度专注的研究,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同样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公方彬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四个专题讲述他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认识一国如何得以强大的问题。
作者:公方彬
今天的中国,复兴和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事实。但也有学者不断强调,一国的强大并不是看数据的增长,国家的战略能力,核心的竞争力还是软实力的提升,只有软实力提高了,一国的综合战略能力才有保障。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就如何提高国家战略能力研究不断,都对此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书《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作者公方彬同样在研究这一问题。
公方彬是国防大学教授,长期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在国家战略问题上曾出过多部著作,发表过多篇文章。这本书以围绕中国崛起的一系列大战略进行系统解读,包括“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四个专题。他的创作,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就习近平总书记新政治观和新设计师定位,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需要采取的新战略和新策略,国内治理如何在解决深层次和关键问题上狠下功夫,中国军队如何进行改革、实现强军目标等问题,做出富有探索性、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论断。
在此次采访中,谈到创作的目的,公方彬说:“思想走多远,一个民族走多远,思想家上多高,一个民族就上多高,我们需要思想家及其大思想,我们需要优化产生大思想家的土壤。我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都来关注这样的命题,并且参与其中。”
《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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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公方彬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百道网:研究“大国战略”的书林林总总,您的这本著作有什么立意和独特角度?
公方彬:冠以大国战略的文论的确多之又多,但大国战略或国家战略,是一个随着时代演进、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国家力量消长而常讲常新的命题。特别是种种制约的存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实际需要还存在差距。比如,很多人的历史观和价值系统没有站到时代高度,思维方式没有跳出二元对峙和冷战思维,心理上没有摆脱“弱国心态”,如此下来便不可能产生世界高度的大战略。
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封建史,期间大部分时间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自我评价。没有统一尺度和评价标准,也就无所谓大战略。伴随大航海运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但中国没有汇入其中。换言之,闭关锁国下的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世界为何物,直到西方炮舰轰开国门。如此自然不会产生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及其引领世界的大思想,没有大思想就没有大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际共运的影响下,秉持“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思想理论,采取了“勒紧裤带”搞国际共运,这时应当说有经营世界的战略意识,但苦于能力不足,且没有真正辨明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结果必然是“看上去很美”。后来悟到问题要害,便有了邓小平的“藏拙”。一藏就是数十年。所以,中国真正站到世界高度建构大国战略,不过近十年的事情,正是有了十年预热,当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后,我们国家快步进入大战略时代。
《大战略》是呼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中国的大国道路而开展的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对策性研究。当然,立足点和支撑点在自身。至于著作的独特之处,主要是:跳出旧思维模式、价值坐标和话语系统;以大国高度进行战略设计,包括“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重点是提出和论述“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改革放开”的新思想路线。
百道网:您认为先解决哪些思维或价值困境方能产生大战略,同时有哪些重大而又现实命题该进入大战略的范畴?
公方彬:至少有几个方面更鲜明更突出:跳出二元价值观和“冷战”思维,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探索“特色”之路向普遍规律跃升的认识论、方法论,构建新的价值系统,让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和引领世界前进方向更富号召力;把握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本质特征,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化解文明冲突的路径;采取新的大国博弈新方式,有效处理与世界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通过“沟通、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与各国共建和谐世界。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系统工程建设好,需要找到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或者说弄清要害,这就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持的政治观。中国的政治领袖与西方的政治领袖的职能责任差异很大,比如美国总统上任宣誓时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内含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既然精神世界由上帝解决,世俗行为由法来规范,政府便成为“守夜人、敲钟人”,制度设计注定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的领袖的使命责任要宽泛得多,既要为执政集团内成员乃至社会大众提供精神支撑,引领价值走向,还要管理好社会,因而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大战略》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国领袖”,核心是研究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
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政治观、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毛泽东的政治观是“阶级斗争”,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执政方略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带生产。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和平发展”,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执政方略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改革开放,以改革激发生产力,以开放引进生产力。我认为习近平的政治观是“开创文明”,思想路线是改革放开,执政方略是“新常态”和“四个全面”。
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很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实现腾飞的政治基础和理论支撑。经过长达百年的“阶级斗争”,革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一个民族,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以阶级的眼光、斗争的思维”看为问题,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但凡事都这样看,全民族都这么看,尤其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问题的方法,很容易自陷窘境。
世界尚未进入大同,意识形态斗争自然不会消失,但大众都参与到意识形态斗争中来,并非强化意识形态斗争能力,更不利于社会治理。仅仅从思想和理论创造上看问题,如果把知识分子的新思考都意识形态化,必弱化创新能力,因而国家和民族很难走到文明进步的前列。马克思在英国研究摧毁资本主义的理论,他生存了下来,这未必说明资产阶级宽容,而是他们把马克思理论看作所有理论的一种,同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有人研究消灭自己的理论,必有人研究自己不被消灭的理论。或许这样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才做到“腐而不朽”。
一本书总有主题主线,《大战略》核心是以“开创文明”走出中国的大国道路,而不是历史上大国崛起皆走的“铁血道路”。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重构中美战略关系铺平我大国道路”,这又是一个涉及中欧、中俄等一系列国际关系的重构。提出了“适度调整我对日战略策略”。我一直认为,冷战期间尚且与美国找到共同点,改革开放之初与日本维持友好关系,那么当下和未来也应当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有权力批评对方,但也有自我反省的必要。
百道网: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预先勾勒一个读者图像?您希望读者看了本书后有什么收获?
公方彬:没有预设读者群。我在进行“大战略”设计中,突出强调方法论和思想含量。方法论可以延伸思考,而思想含量可以带来智慧。这些在绪论“大战略源于大思想”中感受到,在“思想家,远看很美”的序言中更清楚。不管是《大思想》一书的序言——“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还是本书序言,都强调思想走多远,一个民族走多远,思想家上多高,一个民族就上多高,我们需要思想家及其大思想,我们需要优化产生大思想家的土壤。我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都来关注这样的命题,并且参与其中。如果一定要划个范围,《大战略》更主要地是写给政界、知识界和关心国家命运的那些青年学生们看。
作者写书一定有用意,一定希望别人从自己的思想观点中找到共鸣。中国人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广泛而深刻地关注“中国与世界”,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一些重大的国家问题。缘由并不复杂,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是国家的事、社会的事,精神层面的事。正是这样,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跳出旧思维,以新政治观作指导,先成为有大胸怀、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大国国民。即找到人价值观上与世界良性互动,而不是一路冲撞下去。
百道网:您的第三部分“大国治理”,引言为“精神缺失是中国发展进步最大障碍”,能否请您具体谈谈?
公方彬:谈这个问题,需要提一下姐妹篇《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该书主要围绕“新政治观”、“核心价值观”、“精神建构”。大战略只有建筑于大思想才称其为大战略,既然如此,大思想认定中国崛起的瓶颈和突破都与精神和价值观有关,那么将大思想变成大战略,必然要把此问题作为一个重点。
今天中国处于关键期,所谓“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而赢得挑战的关键在精神力量激发,没有高尚的精神因子流淌在民族血脉中,不可能赢得挑战。举例来看,没有大思想的引领,中华民族就不会上得更高,走得更远。但产生大思想需要勇气,需要牺牲精神。鲁迅先生感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那么,触及灵魂的思想领域的创新,风险必定大,血液中没有高尚因子涌动,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无以产生大思想,更不会成为大思想家。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讲,没有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产生,就不会升华,因而也就无以崛起于世界。
其实,每一个思想者都必须预作准备,在思想的道路上注定有旧势力或保守者横亘在前面,思想者处于弱势。尽管有习近平所强调的,“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还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但很多习惯于抡大棒者,在他们觉醒前,你必须有为真理牺牲的准备。有没有准备,关键在精神。
百道网:在《大战略》之后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阐发?
公方彬:至少在这个阶段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也就是《大思想》提出新政治观,《大战略》提出习近平的新政治观及其由此而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国家治理、军队改革和建设。那么,下一本《大智慧》必须在政治智慧上实现突破。
政治智慧应当回答:共产主义究竟是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即重新诠释共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当下的实际存在,即马克思主义“两大发现”难以解释现实的情况下,如何找到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让指导理论富于质感;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逻辑与科学设计;革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执政能力与法治道路从计算执政成本开始,等等。
百道网:请为大众读者推荐十本您认为值得读的书。
公方彬: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读书需要沙里淘金,在淘的过程中区分好坏优劣,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达到“善读书”的境界。否则大师开一个书单,子女或弟子也成为大师,现在来看大师子女也成为大师者很少。不仅如此,从事不同职业,处于不同阶段,对自己影响大的书并不相同,这也是同一本书在不同人看来评价不同的重要原因。
这里只能从近期读到或重读受到启发较大的十本书:《世界通史》、《中国通史》、《邓小平传》、《平凡世界》、《哈佛经典讲座》、《听哈佛教授讲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冲突》、《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美国宪政历程25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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