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芳草》,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68.00元。
刘华杰 东北人,1966年生,北京大学地质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和科学传播史。作品有《混沌语义与哲学》、《混沌之旅:科学与文化》、《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中国类科学》《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等。
一个植物爱好者的春天是格外忙碌而美好的。尽管北京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植物们次第发芽、开花。“连翘现在正开花,山桃刚开过,下一个就是山杏了,再接下来榆叶梅要开了,然后是樱花,你看,现在白玉兰开了,紫玉兰刚打苞,这个就是紫玉兰,还没开起来。”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刘华杰指着北大承泽园里的一株紫玉兰告诉南都记者。
记录植物的花期是物候学,物候学是博物学的一部分,刘华杰说,实际上竺可桢这个大科学家当年就记这个。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们一直在记录这些信息,“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说500年前从什么时候杏花开始开了,我们一查都能查出来,哪个花什么时候开,现在有没有变化,地球变没变暖,物候是最可靠的”。
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的刘华杰现在关切的是博物学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在他看来,博物学不是多么高深的学问,人人都可以学,而且都应该学,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和大自然最具体的感情。
在刘华杰给学生们开设的“博物学导论”一课上,刘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找一种植物把它画下来。“虽然画的技巧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但是只要去画他就必须仔细看,用这个办法我就能检查他。”这种贴近地面的观察,刘华杰认为是博物学最需要的。
刘华杰自己是个狂热的“植物人”———植物爱好者。他的电脑里至少储存了有几千种植物,按科分类,大部分是他自己拍的。他的相机上有“土制”的G P S系统,能够在拍下来的那一瞬间记录经纬度。曾经有一次,他专程开车一百多公里跑到郊区延庆的一条小河边,去看一种叫做“睡菜”的植物,并用导航仪记录下了这种《北京植物志》中没有收入的植物。
刘华杰最大的感慨是,和国外的植物园相比,中国在植物学普及教育上严重的不足。“北京有四个植物园,没有一个里面是有书卖的,连小册子都没有,你怎么让人家培养爱好兴趣呢?”刘华杰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英国的皇家植物园,那里面有两个书店,有各种各样关于植物的书,给孩子看的、给普通读者看的、给专业人士看的。刘华杰说,“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还埋怨老百姓抢盐———老百姓不懂,当然跟着起哄。”
博物学应该是人的基本素质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给学生上的博物学课在其他学校有开设吗?
刘华杰:我没听说。反正解放前是有的,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解放后几乎都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解放前是怎样个状况呢?
刘华杰:解放前认为博物学这个教育很重要,属于素养教育、通识教育。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认识这些东西:石头是什么石头,植物是什么植物,这个常识不管文科、理科、工科、医科都应该知道。为什么课程表把它弄掉了呢,我也不知道,我猜就是因为它没有用,它不是生产力。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又怎么样呢,知道了钢产量能上去吗?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狭隘地培养劳动力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没有用。博物学被砍了那是很自然的,但是砍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在学科体系里它很尴尬,它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这个尴尬不仅仅是中国尴尬,全世界都一样。
南方都市报:是因为博物学和数理科学在根本观念上的不同?
刘华杰:有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它对知识了解的方法。博物学在乎平面的东西,或者说日常的东西,它不深刻,或者在那些专家学者看来,也不算知识。你想现在的科学都是分科治学,非常专业,那才叫学问。博物学就凭肉眼看,用手去摸一摸,太小儿科了,这种东西还算学问吗?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我说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理由。
当然,我觉得这理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需要博物学呢?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用我们的五官去感觉这个世界。当一个人不知道玉米长什么样的时候,他对玉米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所以对玉米转了个基因,是无所谓的事,因为他对生命没有感觉。生物系的人,包括学医的人,他对生命的感觉可能还不如老百姓,他觉得那是一块肉,他没有生命感、神圣感,没有敬畏。博物学会有的,你就可以触摸,这个小草扎人,那个花瓣看起来肉糊糊的,或者冰凉的那种感觉,这种语言很不科学,但是它很实在。
博物学是这么一个事实,我也没必要拔高它,我只是说它是基本的,它是人作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东西,人生活在世界上应该先有自己本能的博物学知识,然后再进行专门性的知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通识教育,就像你会说话一样。你可以再想一想,别的物种的知识基本上是博物的———猴子再聪明,不会去做实验,它靠什么传播知识呢?靠老猴传下来的,靠小猴实习,天天练,捡东西,荡秋千,其他物种生存主要是靠博物学知识,而人类因为有了书本高深的知识,这个功能反而退化、替代了。有一部分是可以替代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替代的,譬如生态。为什么生态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呢,而且靠科学解决也没什么希望,主要是人们对大自然没有敬畏,忘却了那个最基本的感觉,人生活在世界首先不是生活在科学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自然世界,而这个自然世界靠的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肤浅的、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会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忘掉了。
没有博物知识,曹雪芹写不了《红楼梦》
南方都市报:书的后面有一个印章,印章上面写的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博物学的含义吗?
刘华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孔子说的。你回头看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国古代学问基本都是博物的,中国古代数理很不发达。但是中国古代的知识是被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掌握了的,比如说像苏东坡、柳宗元这些人,他们的博物知识是很丰富的。你看曹雪芹,他的博物知识如果不行的话,他根本写不了《红楼梦》,你现在找个作家他能写吗?写不了,他不懂。现在的作家,他可能会写“我看到一大片绿色的植物”,什么绿色的植物,他不知道具体哪个东西,像古人写哪种鸟怎么叫,黄鹂怎么叫,荠菜什么时候长,写“墙根荠菜先生”,墙根的荠菜是最先长出来,那个地方暖和,古人是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的。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的博物学启蒙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喜欢上琢磨植物的?
刘华杰:我小时候是在山沟里长大的,没有汽车,见的东西里头植物是最多的了。先是我父亲教家里的孩子认识各种野菜、草药,另外,我家里有一个小手册,叫《赤脚医生手册》。那个时候毛泽东鼓励下乡,医学要跟农村结合。《赤脚医生手册》画的那个植物,线描图,画得挺像,它注了名字,有什么药用等等,我们家也没有太多书,那个书就觉得挺好玩的,就看,看了可以对照,就能认出来。后来我们家一点点从山沟里搬出来,然后到外面读书,考大学,然后硕士,博士,都没有时间来看这些东西,都忘了,一直到我博士毕业,再没有人考我了(笑),我有时间了,我把小时候那个爱好又捡起来了,以前记住的都是俗名,比如说蒲公英,我们叫“婆婆丁”,薤白我们叫“小根蒜”,记着是土名,但是没关系,那个土名很重要,很容易跟标准名和学名、拉丁名都对应起来,认识越多越有意思。
学会欣赏那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
南方都市报:你提到俗名,我记得你书里头也说俗名对博物学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
刘华杰:那个名字本身是一个文化,它是当地百姓约定俗成的,大家都指称这个东西叫什么。俗名有内在的隐喻、多方面的含义,有的是神话方面的含义,有的甚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长期那么叫,比如罂粟为什么叫罂粟呢?它结那个果叫罂,里面那个籽像小米一样,只不过颜色不一样。你去研究每一个俗名都不是特别俗,即使就是俗得掉底了,那个名字也有含义的,很重要。学名是好,全世界通用,但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想了解一个植物,首先还得要通过这个地方的名字,才容易去查到真正的名字,而且它积累的知识是和地方名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去查W isteria sinensis(紫藤的学名),谁也不懂什么意思,你说“紫藤”,那北京人就知道,你只有到一个地方去,知道地方名,才能把他以前积累的知识告诉你。所以现在新编的植物志,把各种俗名全都罗列上,非常全的,虽然有时候很乱,比如说一个名字指好几个植物,好几个名字指一个植物,但是没关系,它都是传统知识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把它丢掉了,那就跟历史缺少联系,跟古人没法联络了。比如我们《诗经》里头提了有一百多种植物,很多名词延用到今天,有些名字串了,但是大部分没有变,这就是一笔财富,否则你现在再读《诗经》,完全读不出来那个味道。“蒹葭苍苍”,挺好听的,但蒹葭是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从博物学的角度来看,本土的地方性的那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应当先把它记录下来,不能让它一代代没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城市化进程很快,某种程度上也在吞噬这种地方性经验,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有植物,但是这个体验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了。你觉得怎么才能从身边去体验这种博物学呢?
刘华杰: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越来越工业化。工业文明是个人造的世界,跟大自然本身就隔了一层。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钢筋水泥的东西,所以一遇到灾害,我们就没法生存了,到野外不知道上哪找水,上哪取火,怎么判断时间,完全不知道了。古人是知道的,古人一看太阳在什么方位,他就知道几点,一看云彩什么样就知道要来暴风了,会规避这个风险。现在人不知道,东南亚海啸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就是人基本上没有风险规避的意识,或者说没有博物学知识。大象满地跑,大象能感受到次声波就知道要地震了,但人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人已经退化了。
我们现在,像在北京可不可以体验博物学?可以,北京的郊区还是很落后的,很落后就是说给你接触荒野还是有一定机会。博物学认为荒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像梭罗就讲过:“荒野蕴含着人类的拯救。”有点宗教感觉,因为人从荒野中来的,人不能靠一个人造世界来生活。人应当尊重荒野、感受荒野,欣赏荒野之美,你不能说见了沙漠我就给它改成绿洲,沙漠有沙漠的美学特点,绿洲有绿洲的,荒山有荒山的,各有各的特点,你不能从你功利的角度,你说这个有用它就是好的,有没有用它都是好的,它都是有存在的价值。
南方都市报:我记得你的书里面提到博物学的情怀用梅特林克的话来说,是“要学会欣赏无用且美好的事物”,这个怎么理解呢?
刘华杰: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功利化的社会,比如说让你去写点东西吧,给多少钱?你到哪去学一门课程吧,有毕业证吗,有了毕业证以后对我涨工资有没有帮助?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它有直接的回报,而且是快速的、立竿见影的。我们国家刚搞市场经济,什么东西都是要用货币衡量值多少钱,换算不成钱来这个事就没有意义。梅特林克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东西无用,也不值钱,但是很美好。你看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鉴宝节目,不太正常,老讲这个东西值多少钱。正常的是什么呢?那个东西漂亮,我喜欢,你认为值一分钱,我认为是无价之宝,这才是正常的。现在不正常,说假的,砸了,对打假来说是对的,但是百姓收藏东西不能以这个价钱来衡量,文物怎么衡量一个价钱?就是几个专家,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来个价钱吗?
我就喜欢火柴盒,我就喜欢这个小木棍,那到一定时间它就自然有价值了,这个收藏需要引导,需要有博物来引导,你老拿人民币来衡量,是很无聊的,会导致恶性炒、倒卖文物,而且视野特别窄。青花瓷,历史上有多少青花瓷?你可以发掘的多了,你看蜗牛,这个蜗牛壳多好看,这都是右旋的,还有左旋的呢,左旋的很少,这个东西不好看吗?值不值得收藏?值得收藏。你观察、研究、分类过了,任何东西都值得收藏,它一点都不掉价。我觉得教育上可以在这方面引导,引导人们审美的多样性,发现自然之美。我们要么就明清家具,要么就青花瓷,太窄了,那样就把人都逼上绝路去了,把价格就抬起来了,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