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 张鸣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2年2月
延伸阅读:
历史的空白处(2007年8月 珠海出版社出版)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2010年4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辛亥:摇晃的中国(2011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鸣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书,还有历史文化随笔《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辛亥:摇晃的中国》等。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的历史写作,介乎学术与通俗之间,如他的历史文化随笔《历史的坏脾气》等。而他的学术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辛亥:摇晃的中国》等则打开了另一扇窗,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颠覆传统、审视那段历史的全新视角。
今年2月,张鸣又推出了《重说中国近代史》,再次以全新视角,审视那段不太遥远的历史。在这本由他的讲课稿集结而成的书中,诸多历史人物鲜活生动,他们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在他笔下,我们看到了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是如何用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认识了它的另一面,进而促成这个大国觉醒并走向变革之路。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张鸣,有了以下的对话。
突破旧的历史研究框架
记者:为什么想出版这本书,并把书名定为《重说中国近代史》?
张鸣:这本书是我的近代政治课讲稿,由我的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由我定稿。书名是我自己定的。为什么说“重说”呢?近几年我一直专注于晚清和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仍受到范文澜、胡绳模式影响,使大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过于强调革命进程,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侵略,忽视了中国走向世界、并逐步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不断走向世界,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说清楚了当时中国为什么要走向世界,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原因,才能说明白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并与世界接轨。我希望通过“重说”,突破旧的历史研究框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记者:您一直强调要还原历史真相,在这本书中有什么新发现吗?或者说对那段历史,您有什么新的观点?
张鸣: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一新的框架,这个新框架建立在“中国走向世界,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上,有些观点与传统观点完全不一样,比传统观点更有道理,更有说服力。对于很多历史运动、历史人物,都有我自己的解释,这些我都做过很多专门的研究,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不过因为是讲课和出版的原因,没有特别详细地叙述,但基本的框架、观点都有我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贡献。
记者:像您刚才说的,书中对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等,您都以全新的审视视角,有一些新的表述。在还原历史的新发现中,您最想突出的是什么?您认为,中国近代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鸣:最想突出的就是“中国走向世界、并逐步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主线,也是中国近代史最大的特点。一开始,是西方把我们拉入世界的过程,开始是被动的,后来是我们主动地与世界接轨的过程。
研究近代史要摒弃“三妇”心态
记者:您觉得,重说中国近代史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张鸣:我们写历史,不是想影射什么。但肯定都会以现实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在写历史的同时会处处促使你去思考历史。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现状是现实,也是我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不想影射现代的改革开放现状,但我思考的东西肯定是与现实有关联,没有人会完全忽略现实。事实上,我们走到今天,还是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不断改革开放,不断走向世界的问题,虽然我们面临的历史背景不一样了,世界大不一样了。我们总说,“历史是现实的影子”。如果今天仍总是强调另外的因素,而忽略了“走向世界、并逐步地走向现代化”的主线,那以后的路就不好走。面对当今的世界,我们不要以斗争为主线,而要多以合作为主线。
记者:您在书中讲了对于近代史的“三妇”(怨妇、泼妇、情妇)心态,您觉得产生这些心态的根源是什么?
张鸣:怨妇心态总是在抱怨,凡事以哭闹为主,觉得你们总是欺负我们,苦大仇深;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怨妇和泼妇心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的近代史的确是部痛史,因为被侵略所以导致我们一直很悲痛。情妇心态则认为侵略是应该的,殖民历史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情妇心态主要是出于一些人的奴化心态,其实有些变态。但我们探讨历史教训,不能总是在抱怨,总是拉开架式想打架。我们要做“正经八百的人”,不要做“三妇”,要树立致力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常心态。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但我们不能总拿此说事,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那是丛林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但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变化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忘记历史,但不能总拿伤疤炫耀。我们要多向前看,要着眼于未来,在这样的原则下看待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尽可能客观尽量逼近真实
记者:您希望读者如何阅读这本书?希望读者从中获得什么?
张鸣:阅读是另一种创造,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观点,就像我们总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不可能操控读者阅读。所以我对读者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和期待,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记者: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在您眼里历史是什么?
张鸣:对有些人看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对我来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不能失忆,总结历史时,虽然完全复原历史做不到,但要尽量真实,做不到百分之百,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我们不要建构历史,扭曲史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觉得它丑或不好,发生过的事没法改变,历史不能随意打扮,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吸取教训,继续往前走。
记者: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局限性下,对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判断和阐述。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还原历史本身呢?
张鸣:历史是客观的,但作史者都难免有主观的偏见、偏差。关键是态度,有些人是有意识地造假、建构历史。我们不能克服一些主观的东西,会产生一些偏差,但这与有意造假不一样。
我们现在也有条件尽量做到客观,因为不用带着不想带的世界观去考察历史。过去的人与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不需要去褒谁贬谁,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皇派,对我来说都是历史人物,我都保持对他们感情上的理解和同情,对谁都不憎恨,尽可能客观阐述,尽量逼近真实。
记者:阅读大量的历史史料是不是也很有关系?
张鸣:占有尽量多的史料,不要轻信,这是对我们研究历史的学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记者:从《辛亥摇晃的中国》到《重说中国近代史》,您一直比较关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
张鸣:我对这段历史特别有兴趣,我进入近代史研究就是从民国开始的。最早出版的一本书《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就是写北洋军阀的,1989年出版。
学术性与通俗化兼顾
记者:目前通俗史学泛滥,对历史进行通俗化的表达,能够吸引很多读者的“眼球”,同时也容易引起很多争议,比如“不严谨”、“媚俗”。通俗化是不是受到了商业因素的影响?
张鸣:这表明我们民族对历史感兴趣,有市场。事实上,历史学很不景气,学历史的人不多,但愿意阐述历史的很多,通俗写者都是业余历史学者。像当年明月、十年砍柴等著作的书,读者很爱看,市场很热。
通俗化写史与商业因素有一定影响,但关键还是有市场需要。讲史本身就具有娱乐功能,并不一定是正儿八经的学术,但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我觉得也挺好。它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一种需求,这对普及历史也有帮助。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历史教科书的失败。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专业历史学家来写通俗历史。
记者:易中天说您的文章“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您致力于用通俗的方式说史。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表达?
张鸣:的确,我写的学术专著也比较通俗化。我的观点是,历史研究不像核物理一样不需要读者,学科性质决定历史著作需要读者。通俗化不等于没有学术性。民国时期很多大家,他们也很通俗,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一定要晦涩才是学术,这是种偏见。我的表达方式是通俗的,讲究趣味、可读性,但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查阅、研究大量的资料之后写的。我与他们通俗讲史不一样,他们是讲故事,我从来不单独为讲史而讲史,我从来都是为了阐述一种思想而讲史。
记者:在您书中,对个人着墨较多,如太平天国中的洪秀全等,为什么?
张鸣:历史也需要细腻,不能只有宏大叙事。我个人不太喜欢宏大叙事,我喜欢关注一些大家不注意的东西。
记者:您满意自己的这部作品吗?下一步准备写什么?
张鸣:写书是遗憾的艺术,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接下来我准备写《张勋复辟》,目前正在收集资料,什么时候出版还不能确定。虽然会是学术性著作,但仍然会比较通俗而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