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通人情有常识的历史书写
作者:蒙木 时间:2012年04月13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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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版,32.00元。
延伸阅读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张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29.80元。
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外国理论,中国基本都有,但选择是一个问题,理解是一个问题。形形色色的中国古代理论,也在逐渐复活中,选择同样是一个问题,理解也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目前学术界匮乏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只有不悖常识、富有常识的理论才能常青。这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格外具有亲和力的地方。一切理论都是为了人,具体到历史领域,历史当然也是为了人。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这个说法很客气。谁来打扮它,用什么装饰来打扮它,这是一个问题,未必需要什么高深理论作指导才能作答。有人说,历史,总是胜利者的书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胜者为王败为寇的政治记录。当然有道理,假如国民党不是要搞掉袁世凯,袁氏当国那一段历史就不会像他们教科书那样把袁世凯弄得罪不可赦;如果把袁世凯描写得很好,那为什么孙中山、蒋介石会为夺取统治权付出那么多心血,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何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者写历史,当然难以摆脱当下语境和意识形态。但是,按照意识形态写历史,这个历史无论多么高明,也不会超过时下重大会议的重大精神那么几条。没有当代问题渗透和思索的历史书写,肯定是更大的虚无。学者们带着解答当代问题的勇气去书写历史,才体现真正的担当和勇气;不悖历史学常识,能够在诸多理论层面展开讨论才体现真正所谓学者的素养。什么是素养,什么是常识,什么是担当?或者可以简明地回答:常识就是通人情;素养就是有逻辑;担当就是独立思考。
拿这几条标准来衡量眼下花花绿绿的历史类读物,合格的不多,但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体现这个标准的优秀教科书。例如慈禧太后,我们单单把她定为无能、勾心斗角、卖国不仅是不够的,更是无聊的。说她代表着腐朽没落、封建、垂死的地主统治阶级,没什么大错,但对今天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重说中国近代史》强调我们看历史要杜绝三种心态:一是怨妇心态,假如慈禧不卖国多好,假如袁世凯不称帝多好,这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过去历史教科书说过: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袁伟时的文章《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引申说,那个时代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这个袁先生看来很了不起的时期,和袁世凯乃至慈禧的荒唐究竟有多大关联?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丢了一个“好地狱”。二是泼妇心态,假如太平天国稳住了,假如义和团赢了,这对今天打量历史和思索当代问题有什么意义?张鸣的这本书就质疑三元里挠了大英帝国一下,效用究竟有多大?三是情妇心态,假如三国不曾干涉还辽,假如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总统扛得住,中国将会如何如何。这又有什么意义?我们继承的历史就是历史发生的本来那个样子,家底就是如此,不丰裕怪不得祖先。就像一个人,如果总抱怨父母给的基业不好,自己生的地方不对,这是一个成人应有的态度吗?杂文色彩浓郁的张鸣教授的这本书的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多抱怨,没有那么要挠一挠谁的想头,没有要讨好某某特殊利益团体的顾虑。他本来不过是把自己的历史思考传达给愿意听他讲课的学生罢了。学生不会威胁他一定要把历史写得如何妩媚。
《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最可贵的就在于他独立书写的姿态,结论甚至都不重要。笔者曾经梳理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个过程里,认识到我们目前对近代史花花绿绿的结论几乎都并非无理,但又都很难真的靠得住。即使靠得住,其实历史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我们为什么单单拎出这么几条结论,却遮蔽了其他还会有的更多的结论?貌似很乱的近代史,其实理解起来并不难,只需要我们打开悟性。记得张鸣老师的《军阀与五四》出版后,有老朋友告诉我:张鸣抄了你的观点呃。我说不可能,因为我写的《五四风云》这样的书,根本不会进入张鸣教授的视野。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多读点书,多想想,大家可能会对近代史有很多相同的结论。得出这个结论,靠的就是我们很多常识和独立思考的一点点勇气。
历史从来不是教条,也不是真有一个客观规律摆在那里等谁去反映。历史的价值,是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锻炼我们的理解力,让我们能从中汲取勇气,寻求理解身边人和事的一些新角度,尝试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的方法。
张鸣教授在《重说中国近代史》里展开讨论,激发读者自己去思考的尝试非常值得推荐和敬重。这让我想起赖特等人回忆的维特根斯坦的课堂;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听课和读书,如果是一个锻炼悟性、享受思考的过程,不亦说乎,也功莫大焉。现在很流行一种畅销历史写法就是把历史教科书结论反过来写,喧嚣和口水罢了,同样没有意义。
《重说中国近代史》很好看,很易懂,从写作笔法上,读者也许会想起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唐著精华在他在理解历史中带入了大量个人经历和经验,中外对比、古今对比随处皆是;而张鸣教授则委婉多了,他更多的是从逻辑和框架上条理絮析。人情入手,不悖常识地写历史,二者异曲同工。
俗话说:会看看门道儿,不会看看热闹。我们也可以先看看热闹。《重说中国近代史》热闹很多,它基本上是分专题讲的,他的五四和辛亥早有专著,曾经或者还在热销,这两种畅销著作的精义基本上也被这本书涵括了。读者可以再试着选取本书对戊戌维新是怎么书写的,比较一下这种读历史的方法与自己过去对历史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借此也可以延伸出历史如何写,历史何为的大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因此从看热闹到看门道儿了。
笔者认为热闹就是包袱、故事,或者新资料;门道就是:历史是怎样通人情的,除了给自己一抹古今皆然的心理抚慰以外,它对今天究竟有多少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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