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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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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益民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历史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从那过程中获得启迪,激发思考,感悟出对现实与未来的借鉴。
然而,在日本,对于20世纪30—40年代中日战争史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态度。一些人否认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将战争美化为所谓的“共存共荣”,是为中国谋求福祉,全然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没有对那场给中国也给日本带来灾难的历史的深刻反省。这种拒绝接受历史经验教训,不愿以史为鉴的心态,注定了日本与东亚邻国很难达成相互的信任,极大地妨碍了彼此在当今的和平时代携手同行的实现。
我社近期出版的《七七事变真相》一书对七七事变的史实进行了深入探究,讨论了六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中日战争爆发,责任在谁?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早已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而有关事变的起因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仍存异议。一些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往往从追究谁开的“第一枪”入手,认定这本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出于日方预谋;由此他们进而提出,是因中国军队的挑衅导致事态的扩大,中日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一方。这种论点完全无视日本长期以来不断膨胀的侵华野心,甚至彻底否认了日方早有把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的模式复制到华北乃至全中国的企图。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日本军方看到了以此为突破口侵占华北的机会。其实,无论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否为偶发事件,日军恣意挑衅以达到扩大侵华的阴谋是一贯的。因此,在日本逐步实施进一步的侵华计划从而使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即使没有卢沟桥事变,也会有华北其他地方的中日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事实是日方一意寻衅挑起事端,中日战争最终不能避免,这完全是日本造成的结果。
如何评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抗战态度,世人素有种种看法。或认为一味求和,或认为和与战犹豫不决,或认为有条件地自卫抵抗,或认为“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他才真正抗战。台湾一些学者则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已认清这是日军入侵华北的前奏,因而决心应战。可见,对于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态度,及由此影响到的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置,素来是众说纷纭的。
蒋介石对于日寇的野心洞察于心,他从卢沟桥事变中,深虑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他画了一条底线:如果丧土丧权,那么就只有拼死抗战了。然而,他也深知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痛感中国国防尚未作好应战准备,与日开战,必然后果严重,于是他也一直努力寻求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这种顾虑两端的结果,便是下定抗战决心,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的同时,却又备战不力,缺乏长远有效的抗战大战略。我们一方面应当承认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努力,客观上打破了日本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幻梦,也为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内迁争取了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不足:一是过于注重阵地战,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用有限的精锐部队与武器装备明显占优的日军硬拼,由此使国力遭受了严重损失;二是中央对华北局势缺乏有效管控,这是战前国民党中央在华北对日妥协以及中央与地方存在的固有矛盾造成的恶果,中央军要进入河北有百般顾忌,中央对冀察当局与日方的交涉了解有限等,都反映出中央鞭长莫及之弊;三是中央一面备战,一面又幻想与日和谈,犹豫徘徊就在所难免了;四是片面地依赖军队对日作战,而未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战争,无论是兵员补充、后勤保障、医疗救助,还是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开展人民战争,都有很大的欠缺。
当然,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抗战初期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维护主权领土上的坚定性,在抗战的决心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何评判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与日方的和谈?
对于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前后的行为,向来颇多非议。有议论认为,宋哲元有军阀割据思想,在华北与日方勾勾搭搭,不认真准备抗敌,事变发生后又一味和谈,最后总算通电抗战了,又与敌一触即溃,致平津沦陷。
这样的指责固然有其道理,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宋哲元当时处境的艰难和他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事变前后,因他与日方的软磨硬泡,使日方试图搞“华北自治”、脱离中央的阴谋破产。无论他与日方做了何种交涉,而在主权和领土的核心利益上,他并没有让步。在日军军力远强于中国军队的客观形势面前,他与蒋介石抱同样想法,“抗战而不求战”,也幻想和平解决,视卢沟桥事件为局部事件,对日寇的野心的认识有局限性,这影响到了二十九军的军事准备,以致后来在与日军进行的全面作战中,损失惨重。但无论如何,在日军发出最后通牒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没有投降,毅然发出了抗战通电。这是不能不令我们由衷敬佩的地方,称他为爱国将领实至名归。
在日军围困北平之际,张自忠留北平,是对宋哲元“逼宫”还是“临危受命”?
张自忠在抗战中壮烈殉国,世人过去多避谈其在平津沦陷中的行为。即使言及,又往往称张自忠在日方发布最后通牒后,是临危受命,在宋哲元率军赴保定的危急时刻,奉命留在北平继续与日方折冲周旋,以致当时及后来总被人误为汉奸,代人受过。也有人认为,张自忠在1937年4—5月间就访问了日本,对日本的国力军力怀有畏惧心理,因而事变发生后,他一直主和,尤其是7月19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香月细目》,其中包括损害我方主权的条款;25日他又不打招呼就从天津来到北平,28日又逼宋哲元离平,由他来主持北平局面,随后在日军扶植下,北平就被汉奸所把持。
事实究竟如何呢? 应当承认,张自忠确实是误入歧途,被日军和汉奸所误导。但称他“逼宫”,则似说得过头。因他对于日本国力强于中国有较深入了解,当时又与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多有来往,因而事变发生后,他深信自己有能力与日军达成和解。宋哲元开始也倾向于和谈,因而也多派他居中折冲。19日签订的《香月细目》的条款,宋哲元应当是知道的;25日张自忠来平,并非居心叵测,而是参加紧急会议。但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后,张自忠对时局的判断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日本人不愿与宋哲元打交道,宋哲元造成了目前的危局,只要他离平,由张自忠自己出面与日军斡旋,就可以挽回局面。张自忠没有认识到日军的全面进攻是早有预谋,而非宋哲元处置不当造成的后果。待宋哲元赴保定,张自忠就在北平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举换人,造成汉奸主政局面,并将北平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开门纳敌。不过张自忠很快就发现上了鬼子的当,这才幡然悔悟,逃离北平,以后全力抗战,最终成为抗日烈士。不能说张自忠有意堕落,只能说他对当时时局认识不足,不慎落入了与日方勾结的汉奸设置的圈套。
日军在中国是“进入”还是“侵略”?
日本右翼势力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认为是“进入”中国,是为解放中国人民,使中国摆脱英美殖民主义统治,以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野心更加膨胀,普遍相信只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三个月内就可以使中国屈服。因此,借卢沟桥事件,大举增兵,扩大侵略,以期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大规模军事介入,控制华北的野心很快发展到要吞并全中国,并在经济上大掠夺,推行殖民主义文化,完全是一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何扩大侵华,又带来怎样的恶果?
日本右翼把战争的扩大化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军队一再挑衅,恣意威胁日军及其侨民安全,使得事态不断扩大。而事实是,日方不断提出损害中国主权、占领中国土地的无理要求,只要中方拒绝,日方即以此为借口称中国无解决事变的诚意,而诉诸武力,并不断将武力扩大化。他们以为扩大战争,将很快使中国屈服,从而可以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
日军全面侵华,不仅带给中国巨大灾难,实际上也让日本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从而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抗战两年后,日本深感当初全面侵华决策的失误,懊恨从一个可以在发生地解决的地方性事件,随意地扩大为全面的侵华,以致后来想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也因陷得太深而无法回头,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直至最后战败投降。日本学者山田朗指出日本“战败的原因应该求之于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冒险主义战略以及缺乏预见性的战争导向”,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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