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第一版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曾畅销120万册，本书为最新版全译本，根据斯坦福大学1999年增订版译出。作者采取了通常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和观点评价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的经典之作，以8种文字在不同国家出版。该书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于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而且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于人物的情景分析更使历史出神入化，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和制度机制，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的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珍贵的图片，使历史以真切可感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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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
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36年，毛泽东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
毛泽东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相当尖刻。“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1925年起就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的态度也不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这是很公平的评价。罗易的激烈言辞当然无助于只顾自己利益的莫斯科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革命的指导。*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都发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注意权重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Roy in New Republic，9/3/51。
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毛泽东转向了左边，像后陈独秀时代的所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49］。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50］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就像放很多爆竹一样。毛泽东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秋白想要从城市开始，毛泽东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秋白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泽东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时他与瞿秋白若即若离。
骰子掷出去了。毛泽东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最后攻下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
毛泽东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毛泽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了。（5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泽东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共产党非常谨慎。到1927年年中，当群众激情渐减时共产党却迸出激进的火花。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
在去衡阳［51］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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