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之一）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 《温故》力求史料鲜活，视角新颖，观点独到，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 ——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 ——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特稿
章立凡 乱世逸民
——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
回眸
邵 建 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孙 卓 民国旧事：湘人治湘(上)
风物
沈继光 倾听先人手泽中的历史回声
高 萍——《物语三千》拍摄手记
赵 园 沈继光和他的伙伴的“物语”
江 月 在波罗的海追怀
文本
程巢父 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
谢 泳 《观察》的两封读者来信
人物
傅国涌 沈从文的1949
范 泓 两个浙江人
陶恒生 一面之缘的陈布雷和陈琏
现场
徐宗懋 绿岛的伤心往事
记忆
英 子 爬卡子
顾 农 燕园七年
离小聪 大车店一宿
紫 萸 小人物和无奈
史海浮言
张 鸣 鸡犬升天之后的故事

书摘
乱世之下，康家往来的客人已经不多，来的多属世家旧交。这些人谈吐风雅，礼貌周全，悄然而来，蹑步而去，如章诒和文章中提及的张沧江、黄万里等，记得赵君迈也曾去走动。但除非罗仪凤自己介绍，否则我是从不打听客人来历的。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坚持把戏看到终场才阖上双眼；而康老早在1969年就撒手人寰，撇下了孤苦伶仃的罗仪凤。
……

书摘2
进入1968年，社会上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董竹君、秦德君两位女政协委员以及唐生明夫妇等均已被捕入狱。罗仪凤没有任何单位，“清理”她的大权便落到“小脚侦缉队”手中。一天她悄悄把我叫到一旁，说是街道要她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
那年头经毛泽东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外国人，除了马歇尔、艾奇逊之外，就数这位前燕大校长了，而且是有《别了，司徒雷登》的专文加以痛斥的。罗既是司徒门生，在“小脚侦缉队”眼中，分量自然非同一般。掂量着这位以前住在深宅大院、衣着典雅的女人，多年积蓄的醋意，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罗仪凤这头弱小的羔羊，无论平时如何驯服和低调，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已经张网以待。
关于罗仪凤的个人经历，我从来是不问的。以往只听父亲说过，她与罗隆基有一段情愫，但努生(罗隆基字努生)是名士风流，只恋爱，不结婚，辜负了仪凤。她曾将与罗隆基的哀怨史写成一篇文字，给父亲看，意欲公开，被父亲劝止了。此外康老曾向我谈起，日本占领时期，罗仪凤因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被关进沙滩日本宪兵队(原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老人辗转请托，才保了出来。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地方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和侮辱，我不敢问也不忍知道。
心力交瘁的罗仪凤，给我看一份她写的交待材料，并可怜巴巴地说：“我早已是个惊弓之鸟，一向不问政治，外边的事情一点都搞不懂。她们要我交待，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该怎么写。小东(我的小名)，你得帮帮我。”
我仔细读了一遍，这实际上是一篇家史，其中有几件不为人知的佚闻。一是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至今众说纷纭)。二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这段埋藏心头多年的隐痛，罗仪凤似乎从未对人提及。她还谈到了她的父亲，在日本强占胶济铁路时，罗先生是中方的外交交涉员。他只身站在路轨上对日军军官说，除非强行从我身上踏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罗仪凤用不少的篇幅，强调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也许是她心目中唯一能够摆脱灭顶之灾的稻草，但对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小脚侦缉队”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保皇党人是国民党的政敌，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当然狠毒，如今已改朝换代多年，敌人的敌人能放过康有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吗?
我细心地帮罗仪凤改了一遍，自认为可以抵挡一气，她感激万分地收好了。回家与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慨地说：仪凤命苦，没人能够帮她。过去我们这些朋友私下议论，觉得康老把仪凤留在身边不嫁出去，是否有些自私?后来她和罗隆基相恋，大家心中都祝福她将有归宿，但康老是离不了仪凤的，成亲之后如何安排生活?罗隆基若娶了仪凤，可能会多活几年，但要遇上“文革”这样的冲击，还会牵连到康老，这三个人能挺得过来吗?幸亏此事中断了，母女俩得以活到今天，否则作为罗隆基的丈母和夫人，不知要受怎样的挫辱?其实仪凤最担心的事，还是康老百年之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赵恒惕是继谭延闿崛起而主政湖南的第二个湖南本省人。他是湖南衡山人，字炎午，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他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赵恒惕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率所部离桂经湘人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爆发。谭延阁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老袁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差点没丢了脑袋。幸亏有黎元洪帮忙说情，才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阁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老谭的铁杆近卫军。老谭好景不长，二次督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他虽然还是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阁第三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他后来倒谭的伏笔。
老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靠谭延阁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老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闽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他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闾不得不将湘军总司令让他做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省会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是真的对宪法有兴趣吗?当然不是。他是要通过一整套程序使自己最终披上合法的“民选省长”的外衣。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要真的如此严格进行，基本上可以说，湖南将诞生一部无懈可击的地方宪法，那样一来的话，赵恒惕能不能如愿以偿当上湖南的一把手呢？不用说，那是绝对没有把握的。赵恒惕就算真是个宪法迷，他也不会办这样的傻事，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吧？那么请看他在具体操作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吧。

陈琏夫妇被捕
布雷先生逝世之前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尴尬万分、难以处理的事情。民国三十六年9月24日，他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以共产党嫌疑在北平被捕，12月1日解来南京，关在宁海路保密局看守所等待侦讯。布雷先生闻讯，直如五内俱焚。自己是中枢要员，女儿女婿竟是共党嫌疑分子，如果此事属实，教他这位蒋公最亲信的幕僚如何自处?他的难过可想而知。次年1月底，调查机关以证据不足结案，由布雷先生具保将女儿领出。审结之前，蒋公曾经向布雷先生表示了解他的女儿只是思想过激，并非共党分子，可以释放，但须严加管教。布雷先生把女儿接回家中后，曾与她作彻夜长谈，劝她留在南京。那时陈琏已怀有身孕，乃尊父命回浙江乡下老家慈溪休养。四个月后，袁永熙由他的姐夫、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保释出狱，前往慈溪与陈琏相会。不幸，胎儿因为母亲在狱中的折腾，分娩时窒息夭折。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两人回到南京，经布雷先生安排，女儿在国立编译馆，女婿在中央信托局工作。
中大宿舍初见陈琏
回想民国三十二年暑假，我随琴薰姐去沙坪坝南开中学报名，曾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见过陈琏一面。她是琴薰姐的室友，另外一位室友是蒋和。我只记得陈姐圆圆的脸，穿着蓝布长旗袍(似乎是中大女生的制服，中大男生着灰色麻布军装)，态度文静而沉着。她跟我说过几句话，但我很紧张害羞，如今一句也不记得了。琴薰姐和陈琏很要好，常常在家里提起她。原来她们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先后期同学，陈琏比姐姐大两岁。三十年夏，琴薰姐在香港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9月赴昆明入学时，念地质系的陈琏刚好因故休学。姐姐香港培道女中的同学许湘苹，也考上联大念化学，两人住同一寝室，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
松林坡上的中大同学
民国三十一年姐姐转学沙坪坝中央大学后，才与同时转来借读的陈琏相识。此时姐姐改念外文，陈琏改念历史，她们编入同一宿舍，成为好友。我后来的姐夫沈苏儒也从暨南大学转来，原来他与陈琏和她的姐姐陈，曾经是浙江省杭州师范学校高中师范班的同学，老同学相见，备感亲切。根据苏哥的回忆，中大外文系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除琴薰姐外，有蒋和(蒋方震之女)、丰陈宝(丰子恺之女，我考南开时曾经在他们的“沙坪小屋”住过二晚)、马仰兰(马寅初之女)、荣墨珍、刘景芳、王德华、吴慧、黄孟姑、熊盛淑等；男生除他之外有丰华瞻(丰子恺之子)、吴文津、朱立民、王晋熙、耿连瑞、祁延朗等。据说陈琏在西南联大时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是学生地下活动的活跃分子，转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关于这一点
姐姐从未提起，是否陈琏和她接近另有目的，不得而知。陈琏的休学，根据中共官方文献，是由于民国三十年秋“皖南事变”后，国府大举搜捕共党分子，她和其他地下人员奉命分散到乡下去躲避风声而采取的措施。她在云南石屏、宜良等地隐名(化名程国仪)当一名中学英文教员，直到三十一年看到她父亲的寻人启事，才回到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