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

本书以新的视角，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看做由教会教育和中国人自办教育构成的“双体”体系，研究传教士教育家群体和中国教育界新知识分子各自依托教育会组织实现“合群”，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依据大量的史料，本书对教育会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首次借助“第三领域”和“社会自组织”理论，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进行了剖析。本书认为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通过以民主机制团结社会力量，教育会演变为教育界的“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成为当时教育界权力结构的一极，是社会急剧转型中推动教育事业艰难前行的重要力量。
本书以新的视角，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看做由教会教育和中国人自办教育构成的“双体”体系，研究传教士教育家群体和中国教育界新知识分子各自依托教育会组织实现“合群”，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依据大量的史料，本书对教育会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首次借助“第三领域”和“社会自组织”理论，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进行了剖析。本书认为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通过以民主机制团结社会力量，教育会演变为教育界的“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成为当时教育界权力结构的一极，是社会急剧转型中推动教育事业艰难前行的重要力量。

孙广勇，l965年生，山东省济南市人。1998年至1999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2006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广东培正学院副教授、副院长、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近代教育史、教会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在国内91、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 余篇。

绪 论
第一章 20世纪前“中国教育会”与新式教育的酝酿
第一节 基督教教育团体在中国的出现
一、维新变法运动前外国传教士在华教育概况
二、基督教教育团体的出现和初步发展
第二节 “中国教育会”“三年会议”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一、l893年的第一次“三年会议”
二、l896年的第二次“三年会议”
三、l899年的第三次“三年会议”
第三节 戊戌政变前西方传教士群体的中国教育变革设计
一、教育管理体制
二、学校系统
三、教学内容
四、传教士与士大夫的两度合作
第四节 “中国教育会”与以教会教育为主体的新式教育
一、近代以来西学在教育观念变革中的作用
二、传教士教育团体与以教会教育为主体的新式教育
第二章 清末新式教育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教育会与教育家群体
第一节 取法东洋与传教士教育家的反应
一、20世纪初学习日本活动的蓬勃开展
二、传教士对学习日本活动的引导
三、传教士对学习日本活动的反应一
第二节 “中国教育会”的应对与教会教育的系统化趋势
一、“中国教育会”第四次“三年会议”对形势的认识和决定
二、立案注册问题与教会教育的独立发展
三、清末教会教育的系统化与“中国教育会”的作用
四、基督教文化教育组织的分化——案例分析
第三节 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集结与教育团体的涌现
一、清末教育改革的仓促推行
二、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集结与教育会的兴起
三、清末时期的江苏省教育会
第四节 两个群体的并存和共进
一、清末教育会组织的人员构成
二、教育变革的新动力
三、两个群体的并存和共进
第三章 民国前期教育会系统的成形与新式教育的定型
第一节 教会教育的地域化与“中国教育会”的重心下移
一、辛亥革命后教会教育的新发展
……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教育从以科举为目标的传统封建教育逐渐转化为以知识和能力为中心的近代分科教育，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实现了艰难的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
种特殊现象，那就是教会教育与中国人自办教育长期共存和分立。二者虽然交汇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洪流中，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实现融合，而是并存于世，构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双体”结构。与此相对应，在这两个并立的教育体系中，分别出现了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会”和中国教育界依照晚清学部和其后的民国教育部有关章程成立的各省、县市和城镇乡教育会及其全国联合会。本书标题中的“教育会”就是专指这两类组织，而不是近代所有取名“教育会”的团体。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这两类教育会从属于不同的教育系统，“中
国教育会”是在华传教士的组织，是教会教育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产物，而各地教育会及其联合会则是中国教育界自身的团体，来自中国新式教育的需要；其所属尽管不同，但二者在各自教育
系统内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又有诸多相同之处。
首先，它们都居于教育行政主管和学校之间，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在华教会学校多数隶属于各差会，一切重要的决定都要得到差会总部或者其任命的董事会的同意，各差会还拥有教会学
校一切财产的处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