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译者序
作者序
绪论
第一章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背景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一、民主与科学
二、重评中国历史
三、文学革命
第二节　社会的变化与问题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
二、工会组织的成长
三、农村社会的解体与重建
第三节　普及教育与学潮
一、学生运动
二、平民教育运动
第四节　妇女解放与传统家族制的崩溃
一、妇女地位的变化
二、家族制度的崩溃
第二章 民国时期新教传教士的角色与活动
第一节　基督教与民族复兴(1912—1917)
一、传播基督教福音
二、推进基督教教育
三、向文盲现象宣战
第二节　宣教工作与中国的反应(1918—1927)
一、社会福音的传播与影响
二、本色教会的成长
三、“非基运动”
第三节 国家重建与基督化时期(1928—1937)
一、国民党统治下的基督教
二、“五年运动”(1929—1934)
三、基督化家庭生活
四、乡村重建工作
第四节　基督教与民族危机(1938—1949)
　一、日本入侵与传教受阻
　二、精神与道德重建
　三、教会的问题
　　……

书摘
第二节 宣教工作与中国的反应
(1918—1927)
一、社会福音的传播与影响
1912年以后，传教士致力于改良社会与道德环境的努力仍在继续进行之中。赈灾仍然吸引了许多传教士的注意力。在传教士坚持不懈的反对下，鸦片贸易终于在1917年3月被禁止，尽管这只是名义上的。传教士还帮助人们组织反肺结核运动，提议建公共运动场所，介绍洁净水的使用。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一种体制型的教会成长起来。它在使社区生活基督化的过
程中获得了社区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有：在杭州教会联合会的努力倡导下，浙江省停止了彩票的发行；广州基督教会发起了反对赌博、嫖娼、收童养媳、纳妾和颓废文学的运动。然而，这类新型的传教工作尚处于其幼年期，福传运动所强调的引人皈信基督依然在传教士的工作中占绝对支配地位。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社会福音已被更广泛地认可，但传教士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举措来帮助中国人解决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社会福音派，正如他们后来被称谓的那样，主要是受了美国兴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影响。它的成员固守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经验的事，但亦强调基督教训与社会的关系。绝大部分社会福音派成员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刚结束的时候来到中国的。由于中国刚刚开始尝试搞工业化，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传教士和中国的教会领袖们相信，应当在中国建设一个更新更好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以此工作来体现基督教的价值。以前，传教士通过引入皈信基督教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再造，而现在则不同了。他们开始提倡一种全面出击同时又与基督教训相一致的社会改革进程，希望借此达到他们修正时弊的目的。这一观点曾很清晰地反映在博晨光(Lucius Poncr)所著《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着挑战》一书中。他主张基督教应该成为抗击工业化恶魔的先锋力量，并且号召人们“勇敢无畏地去践行耶稣基督所教导并成就了的爱与公义的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个人福音主义向社会福音主义转化的过程是与教会对广大社会劳工的困境产生日益增长的关怀相伴随的。在1920年之前的几年里，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就曾设置了一个工业部。这是一个主要面向中国大工业城市如汉口、武昌、上海等推动各种社会和工业福利工作的部门。例如，为劳工提供健身运动场地，安排体育辅导员，提供医疗服务，开讲座，组织
娱乐活动。1920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请求国际基督教青年总会差派一名工业问题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于是，英格兰福利运动的领导人——夏礼信(Agathe Harrison)先生被任命前往中
国。一年以后即1921年，基督教青年会又任命哈利森(Harri-son)女士为全国委员会的秘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上。宗教工作与圣经教育仅占其事工的一小部分。
在1922年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代表大会上，工人阶级的工作与生存条件成为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大会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反对使用童工，提倡六日工作制，并要求为工人建立健康和
安全保障制度。1923年，青年会机构中成立了全国工业事务委员会。传教士团体与中国本土教会领导人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帮助中国基督教力量富于同情心地并理智地理解劳工运动的真正意义……”并且考虑使中国工业关系基督化的方式与途径。
各大城市基督教青年会随之召开了特别会议，其目的是引起公众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各地方教会也被敦促起来，协同推进工业服务计划。与此同时，一些教会组织和个人还在20世纪20年代对工业与工人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活动，例如，C．C．Chu与布莱斯德尔(T．C．Blaisdell)一道做了一个关于“北京地毯业与童工”的调查报告。1926-1927年，有人做了上海的生活消费情况的研究，还有人做了包括广州工业状况在内的城市调查。“星期天劳动者休息日”活动在教会得到推广。各地牧师和教会职员被要求主动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工会领导人取得联系。
显然，上述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教会缺少合格的专业人才，又得不到政府方面以及外国组织的合作与支持，所以，中国教会在这一工作目标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所有差会分支机构中一条公认的原则。否则，我们还是那句老
话——没有纳税或捐献就没有代表权”。
对于比较开明的传教士来说，他们承认，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教会的伟大工作必须靠中国人自己。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从财政和灵性两方面而言中国教会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还得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有些外国传教士担心，部分中国基督徒过分急切地脱离外国差会控制的同时也脱离了基督教。
从20世纪第二个1O年晚期开始，中国教会就已经出现了领导权交接的情况；然而，这一变化过程进行得很缓慢。1915年新教教会中有中国牧师764人，到1920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1305人。大力增加中国信徒人数被提升到传教士工作的重要位置。直到1922年，中国基督教事务大部分还是由外国传教士来管理和支撑的。外国传教士在宣教领导机构中占有2/3的席位，与此相对应，他们也提供了2/3的经费。几乎所有基督教机构的首脑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于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会从领导权和经费来源两方面来说，都基本上是一个外国组织。教会中所谓的“本地工人”或“本地助手”，其涵义仍然表示为从属于外国传教士指导之下。而对这种现状，就连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自己也表示悲叹。直到1927年以前，还从未出现过中国人广泛担任教会领导的情况。就在这一年里，“非基运动”的爆发大批传教士被强行驱逐。
二、本色教会的成长
1912年的辛亥革命在一般人眼里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胜利。它给教会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从这时起中国基督徒要求自己管理教会。1912年以后，新一代中国人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中国
的老一辈基督徒基本上是没有文化知识与社会地位的人。这些新一代中国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他们带来了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自主意识，有助于中国教会内部产生独立思潮。于是外国传教士在教会中的领导地位首次受到了挑战。本色教会运动的目标是将差会控制下的教会逐渐培养为中国信徒独立自主的教会。通过本土化，教会将实现“自治与自养”，并且在教义、崇拜形式、组织形式上尽可能适合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传统。外国传教士对这一问题反应不一。大多数保守派传教士对此抱有疑虑。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突然爆发的排外宣传，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中国人)要分享权力，他们就得为团体基金作贡献。这是
三、“非基运动”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里爆发“非基运动”的深层原因看来主要是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精神勃兴，以及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批判性调研态度。“非基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出现于1922年。它的直接背景就是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为了与之相对抗，一些学界领袖组织成立了一个反宗教同盟组织。他们宣称，科学与宗教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各民族的工具。
中国续行委办会主办的一份刊物——《中华归主》的出版被非宗教同盟抓住作了把柄，刊物的名称及其观点被引用来证明外国传教士的险恶用心。这场运动得到了中国启蒙运动领袖们的公开支持。不过，发生于1922年的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浪潮并没有给基督新教带来严重损失。其实正相反，它在唤起公众注意的同时却给基督新教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宣传效果。20世纪20年代中飙反基督教运动又一次激发起来，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学生们掀起的反对治外法权和其他外人特权的怒潮席卷全国。在基督教界，特别是在教会学校中，出现了学生们憎恨帝国主义的现象。教会学校学生频繁罢课，直接针对教会的暴力事件也经常发生。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于1925年12月发布的圣诞节消息反映了差会当时所面临的惨淡景象：
目前，“非基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基督教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指控。它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有损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人们开始痛恨并藐视我们，而且坚决要求取缔基督教。
1928年，教育部颁布一项新规定，要求传教士建立的各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而且掌握这些学校控制权的董事会也必须由中方成员占多数。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北伐
战争也使得“非基运动”与反帝运动的力量合流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一些反基督教的激进分子严厉谴责传教士，说他们所作的就是在中国推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这场运动于1927年秋达到了最高潮，传教士、教会财产以及中国基督徒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尤其是外国传教士，他们被迫撤回本部驻地，先是广东和福建南部，然后是广西、湖南、江西以及周围省份。1926年在华传教士总人数为8 325人，1927年骤减到3 133人。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要么关门，要么移交给了中国本地的教会同工管理。这次经历是教会传教事业自1900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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