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米兰•昆德拉作品)

《无知》是关于流亡的故事，一场可悲的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后果：出国、浪迹他乡、思乡、回归、遗忘、失望、再漂泊。捷克的乌托邦世界垮台后，昆德拉为什么不曾返回过故土？一无所知指的又是什么？女主角依莲娜在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后流亡到巴黎，日子也不尽如意。当围墙捣碎后，她思乡得紧。她返回捷克，就像尤利西斯经过二十年的浪迹，为思念珀涅罗珀而返回伊达克那样。但一踏上国土，她发现了一个从极权制度解放出来，却进入了另一种混乱的世界。还是不尽人意的预料以外的世界。她在一间餐馆订了一个房间，将从前的朋友请来叙旧，好将自己的漂泊旅程，她的思想、信念告诉她们。还买了一支陈年波尔多酒。但大家对她的奥德修斯历程不感兴趣，一如对她的波尔多酒不感兴趣。太破费了，这么讲究，你将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大家宁可喝啤酒，谈自己所关心的事物，七嘴八舌，只顾发泄自己的情绪。长时间的去国，外国的生活习惯，将她跟她们的距离拉远了。她在机场遇上从前的恋人，已经移居丹麦的约瑟夫。她不曾忘记那段淡淡的爱情，私下希望重拾旧欢。到相约见面时，约瑟夫露了马脚，他连她的名字也忘记了。他们共同的过去已陷入深渊，如有记忆，亦已经变异。原来内心世界的流亡比起现实生活的流亡来得更远。《无知》的主题让人联想昆德拉本身的流亡人生，使人感到这是一部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样，是一部最具他个人自传色彩的作品。人们不断地批评那些歪曲、重写、伪造自己的过去，或是扩大某一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提另一事件的人；这样的批评是公正的（它们不可能不公正），但如果在此之前不做一项更基本的批评，也就是对人的记忆本身的批评，它们就是具备重要性，因为人的记忆，可怜的记忆，真的能做些什么呢？它只能留住过去可怜的一小部分，没人知道为什么留住的恰恰是这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这一选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神秘地进行，超越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兴趣。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竭力排除下面这一最为明显的道理：事实存在时的原来模样已不复存在；它的还原是不可能的。

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父亲为钢琴家、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童年时代，他便学过作曲，受过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少年时代，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和剧本，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总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出版过《人，一
座广阔的花园》（1953）、《独白》（1957）以及《最后一个五月》等诗集。但诗歌创作显然不是他的长远追求。最后，当他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连出三版，印数惊人，每次都在几天内售罄。作者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但好景不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
移居法国后，他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如《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1984）、《不朽》（1990）等等都是首先在法国走红，然后才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除小说外，昆德拉还出版过三本论述小说艺术的文集，其中《小说的艺术》(1986)以及《被叛卖的遗嘱》（1993）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
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

母亲走的前一晚，伊莱娜将她的瑞典男友居斯塔夫，介绍给了母亲。他们三个一起到餐馆吃饭。一个法语词都不会讲的母亲大胆地用英语和居斯塔夫交谈起来。居斯塔夫很高兴，和情妇伊莱娜在一起，他只说法语，他已经厌倦了这门在他看来既做作又不太实用的语言。这个晚上，伊莱娜的话不太多，她惊奇地观察着母亲，母亲竟会对别人感兴趣。虽然只会三十来个英语单词，而且发音还不准，母亲仍然向居斯塔夫提了一大堆问题，问他的生活，他的工厂，他的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亲走了。从机场回到自己位于顶楼的公寓里，伊莱娜走到窗前，在重新获得的平静中，享受独处的自由。她久久地看着远处的屋顶和形状各异的烟囱。这道巴黎的风景长久以来在她心中已经取代了捷克花园的那片翠绿。此时，伊莱娜才明白生活在这座城市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一直以来，她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一种不幸。但此刻，她问自己，其实这是否只是想像中的不幸，一种用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想像出来的不幸呢？她难道不是用一套别人塞到她手中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生活吗？伊莱娜对自己说，虽然自己的流亡是迫于外界压力，是被逼无奈，但其实这正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只不过当时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历史的无情力量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后来还是偿还给她了。
几星期后伊莱娜的思绪再度被打乱，因为居斯塔夫得意地向她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向公司建议在布拉格开设一家办事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并不大，所以办事处的规模会比较小，但不管怎样，他时不时能有机会去那儿呆一段时间了。
“真高兴我要开始接触你的城市了。”居斯塔夫说。
伊莱娜对此并不开心，反而感到了一种隐约的威胁。
“我的城市？不，布拉格已不再是我的城市了。”她答道。
“什么？”居斯塔夫有点不太高兴。
伊莱娜从来不向居斯塔夫隐瞒自己的想法，所以居斯塔夫应该可以充分地了解她；然而他对她的看法还是和其他所有人对她的看法一样：一个被祖国驱逐了的痛苦的年轻妇人。他本人也是从一座瑞典城市来到了巴黎，他对那座城市真的很痛恨，再也不想回去。但就他的情况而言，事情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欢迎他，把他当做一个忘了自己出生何处、四海为家、讨人喜欢的斯堪的那维亚人。他们两人都被别人归了类，并贴上了标签，而且大家都是根据他们与各自标签的符合程度来评价他们的（当然，大家却夸张地把这叫做：忠于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