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南北文风异同说的提出
第二节关于南北文风差别的时间断限
第三节怎样看待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
第四节对北朝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
第二章历史的回顾
第一节统一的中华文明之形成
第二节大一统时代的地区差别
第三节从汉至西晋的几个不同地区文化状况
第三章汉魏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南北文风
第一节儒学的独尊与“今文经学”的兴衰
第二节“古文经学”的兴起及其局限
第三节儒学的“衰微”和玄谈的兴起
第四节玄学的兴起及其与地域的关系
第四章南方的文化传统
第一节南方的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
第二节南方的发展与士族的形成
第三节南方的儒学
第四节江南的道教和佛教
第五节三国西晋南方文学的发展
第五章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
第一节门阀士族的变迁
第二节南朝士族的内部矛盾
第三节南朝士人的生活方式
第四节建康——南方文化的中心
第五节南朝文风向各地的传播
第六章南方文学的几个主要题材
第一节玄言诗和玄谈的影响
第二节山水诗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
第三节“永明体”的产生及其作用
第四节“新变”和“宫体诗”
第七章河朔的文化传统
第一节河朔的地理环境和民风
第二节河朔文化的兴起
第三节凉州文化的影响
第四节南方文化对北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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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不过，这种话也多少反映出随着地方上豪强的出现，其中士大夫们已经对朝廷不很驯服，他们有的可以不再求官。在王莽统治下，许多地方的士人就隐居养名，他们在本地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汉光武帝统一以后，很想团结这部人。《后汉书·逸民传序》：“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扬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这些人中，当然有的人确有真才实学；但也有的人却仅有虚名。《后汉书·黄琼传》载李固给黄琼的信中讲到东汉朝廷征辟的名士中，有些到朝廷后并无多大作为，因此“毁谤布流，应时折减”，甚至有人认为“处士纯盗虚声”。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复杂，在东汉初年，人们不愿做官可能是想全身远祸，或对朝廷有所不满。至于东汉中叶以后，由于朝政黑暗，外戚宦官专权，所以士人宁愿隐居的人自然不少。但借此猎取声名，以求从另一条途径仕进的也不乏其人。那些隐居不出的人，对地方上文化的提高，有他们的作用。如《后汉书》中《儒林》、《文苑》二传中有些经学家和文学家，就没有做官或只是晚年才做了一个短时期的官。《逸民传》中，也有不少通经或能创作的人。例如梁鸿的隐居吴地，也给南方文化带去了积极的影响。至于想通过求名以达到仕宦目的的人，情况也很复杂，他们不一定隐居乡里，有的也到洛阳的太学，互相标榜，制造了种种名目，例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这些人有些也许是仅仅为了仕进，但不少人确有想通过仕途来挽回东汉的颓势，他们敢于讥评朝政，正如《后汉书·党锢传序》所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婢直之风，于斯行矣!”这些所谓的“党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在逃亡时，又得到各地人的掩护。这种种事例在客观上也起了推动各地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名士颇遭宦官和一些官僚的忌恨。例如孔融，名声甚高，敢于抨击朝政’但真
正的政治才能就很难说，《后汉书》本传说他“才疏意广’迄无成效”，但他能表彰郑玄等大儒，自己又是“建安七子”之一，在文化上，特别是推动今山东一带的文化，有他的功绩。另一个名士刘表，后来做了荆州牧，他只拥众自保，坐观成败，《后汉书》本传说他“其犹木禺(偶)之于人也”。但在提高荆州文化上，他是有作用的。《后汉书》本传说他“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阊、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一时荆州人才颇盛，王粲在关中扰乱后’曾南投刘表。《艺文类聚》卷38载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就作于此时。另外，在荆州一带还有许多各地名士，隐居于此，如诸葛亮、徐庶、庞德公等等，均隐居于此，这些人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学术和文艺人才。这些情况也使原来文化较落后的地区得到了发展。
从当时全国各地来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后情况有所不同。有些地区发展较早，如今山东等地，本是儒家的发祥地。《汉书·地理志》讲到齐地，认为到汉时，这里的人还是“多好经术’矜功名” 。鲁地“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999并且“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汉初出现的经师，也有很多出身在齐、鲁二地。此风直到东汉仍是这样，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是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所谓“建安七子”中，孔融、王粲、刘桢、徐干四人都出身在今山东一带。直到魏晋，这一带所出的经师和文人仍然很多。
汉代经济上非常繁荣的颍川、汝南、陈留、济阳等地，现在均属河南。这里在西汉已经是比较先进的地方，至东汉人才尤盛。如颍川的苟氏、钟氏、陈氏，汝南的袁氏、应氏，陈郡的袁氏，陈留的阮氏等都是世代名士，有的一直延续到了晋代。
关中本是西汉文化的中心地区，自东汉迁都洛阳以后，逐步相对地衰落，但开始时仍有一段时间，在全国仍占有优势。随着羌乱的发生，关中残破，士人东逃的较多，文化上的优势在表面上逐步在衰败，但原来的世家大族，仍以父子相传的方式，保存着他们的家学。其中比较有名的大族如弘农杨氏(杨彪、杨修)、京兆杜氏(杜畿、杜恕)、韦氏(韦诞)等都是魏代名人，大抵都已到洛阳做官。这时留在关西的人士倒是原来出文人不算盛的安定(皇甫氏)、北地(傅氏)等。“三辅”过去是关西的中心，只有西晋时出现了一位挚虞，较有成就，其他所谓“关中人”，大抵只是祖籍，这大约和汉末的董卓之乱有关。
和关中隔河相望的太原和河东，情况又不大一样，河东在西汉时本是人口较多的富庶之区，至东汉时代仍产生不少人才。太原郡在西汉时本不算很繁荣，但到东汉时，著姓像王氏、郭氏从东汉经三国直到西晋，仍代不乏人，另外像孙氏(太原中都)到三国和西晋也出了不少人物。只是由于十六国时代匈奴族刘渊的举兵叛乱，才使这里遭破扰乱，有的士人也随着晋皇朝南迁，如太原王氏，在东晋时南渡的高门中很有地位，但多数人还留在家乡。河东的柳氏也是这样。这些士族，有些和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有婚姻关系，在北魏时期，曾遭受过较大打击。
今河北及山东省北部一带，是北朝时代高门士族最集中的地区。所谓北朝贵姓中崔、卢、李均在这地区，郑氏原籍河南开封，直到西晋末才避乱来到河北。在这个地区，情况和前面讲到的今山西一带有些类似。大抵今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在战国和西汉，已经是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苟卿、毛亨、毛苌、董仲舒、东方朔都在学术文化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从西汉到东汉，还是人才较盛的地方。相反地战国时属燕的河北北部，在战国时的文化，就不及赵国兴盛，西汉时知名的人士，也仅有韩婴是燕人。但到西汉末年，博陵崔篆起，崔驷等人世代相传，后来范阳卢氏又成了马融的大弟子。河北一带的学术、文艺有一个家世相传的习惯。如清河崔氏，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文章叙录》，讲到崔瑗、崔实都善于书法，其传统一直继续到北朝的崔浩；范阳卢氏自卢植以后，世传礼学，直到北周的卢辩和卢诞、卢光世传礼学。所以河朔之学也一直传授不绝。
南方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均。其中发源较早的是今四川一带，自汉文帝时，文翁的蜀郡守，在那里大办教育，并派人到长安学习五经。所以《汉书·地理志》称：“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这个传统，在今四川一带，一直维持着，东汉年间，蜀中文人仍很多，学者亦不少，仅《后汉书·儒林传》就有任安、任末、景鸾、杜抚、杨仁、董钧等学者；《文苑传》又有李尤等人。三国鼎立之际，由于蜀汉的割据，又有一批文人才子入蜀，后来邓艾平蜀以后，蜀中人才到洛阳做官，并且才名卓著的像陈寿、李密，都是文化上卓有声名的人物；劝刘禅降魏的谯周，历来被人非议，其实他作的《古史考》，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惜西晋平蜀后，不久又因任用非人，引起了流民的反抗而出现了巴氐成汉的割据。直到东晋桓温才平定李氏，重归晋朝的版图。关于自汉迄晋的蜀中学术和文艺人才，幸亏有劝李势降晋，以后随同来到建康的常璩所作《华阳国志》，才使我们对蜀中文化情况有较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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