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因素

    格雷厄姆·格林，英国作家。 格林于1904年生于伯克汉斯泰德，1929年即他改信天主教后3年， 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但直到1932年《斯坦布尔列车》一书问世，评论界才开始承认他的作品。格林在小说中十分注重探讨信仰危机和犯罪问题，其受欢迎程度历久不衰。包括《布赖顿硬糖》和《第三者》在内的许多小说已被拍成影片，十分成功。他的小说最为精致，其内容简洁、有趣，不乏嘲讽而又令人震撼，是对当代生活的准确观照。

    本书是他诸多著作之一，它不是一部传统的间谍小说，他着重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他是双重间谍，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为了共产党朋友，他泄漏情报。 英国特工卡瑟尔被派往白人统治下的南非。他在那里和黑人女子萨拉相爱。为了萨拉不受种族主义迫害，也为了帮助萨拉的同胞，他寻求克格勃的帮助，成为双面间谍。可是克格勃为了自身利益出卖了他，英方也在追杀变节者，具有人性的卡瑟尔成了被剥削人性的工具和牺牲品。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悲观厌世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至顶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他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于，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英国20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韦清琦，1972年生于南京，文学博士，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因语学院任教。出版过的翻译作品有《末世之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羚羊与秧鸡》(译林出版社，2004年)、《珀涅罗珀记》(重庆出版社，2005年)等多种。

序言

    《人性的因素》里有两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是主人公卡瑟尔在情报部门的同事戴维斯，一是卡瑟尔家的小狗布勒。说“微不足道”，是因为他们对故事的进展毫无影响。错杀戴维斯的珀西瓦尔医生对上级说：“你不用那么操心戴维斯。对处里来说他不是损失，约翰。当初真不该录用他。他工作效率低，做事马虎，酒喝得太多。反正他迟早都是个问题。”而当戴维斯作为卡瑟尔的替死鬼被清除后，那位真正的双面间谍并未停止活动，也就没能避免败露。戴维斯不仅对情报部门无关紧要，对卡瑟尔也无关紧要。布勒之被豢养和最后被杀，同样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格雷厄姆·格林为什么在故事中安排这样的角色。戴维斯的遭遇好歹具有情节因素，布勒则好像仅仅是要强调此种死法的无辜。

　　任职于英国情报部门的卡瑟尔把情报送给苏联，乃“人性的因素”使然，因为苏联间谍机关当年在南非对他有所帮助。他对妻子萨拉说：“当人们说起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如何在共产主义那里找不出一张人性的面孔时，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见过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对自己说如若不是卡森，萨姆就会出生在监狱里，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种共产主义——或共产分子——救了你和萨姆。我不相信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正如我不相信圣保罗一样，但是难道我没有表达感激的权利么？”而当卡瑟尔的母亲斥责儿子“背叛了他的国家”时，萨拉说：“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相比之下，珀西瓦尔医生则是作者眼中情报机关——无论英国的，南非的，还是苏联的——的化身，他所说的“干我们这行当，不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不用良心上过不去。别有负疚感”，适可概括。在卡瑟尔与珀西瓦尔之间，存在着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的对立与冲突。
　　戴维斯与布勒使得这一冲突变得不那么简单。戴维斯命丧珀西瓦尔之手，是替代卡瑟尔而死。“卡瑟尔从没认真对待过戴维斯。没有把他的酗酒、赌博甚至他对辛西娅那无望的爱情当真过，可一具尸体是不能轻易忽视的。……死亡使戴维斯变得重要了，死亡让戴维斯高大起来。”卡瑟尔认为此乃“天意”，但没有参加戴维斯的葬礼，并承认“弗洛伊德会说我本来就想忘记”，可见他还是无法面对戴维斯的死。布勒则是他逃亡前不得不亲手处理掉的。“卡瑟尔在想萨姆将会如何得知布勒的死讯。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
　　情报部门主持调查泄密事件的丹特里上校对珀西瓦尔说：“行动和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想告诉我的么？”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问卡瑟尔。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使卡瑟尔和珀西瓦尔的“行动”截然有别，却在戴维斯和布勒身上落实为完全相同的“后果”。书中这样谈论卡瑟尔：“爱与恨都是危险的……他对萨拉的爱让他和卡森走到了一起，卡森最终又将他引向了鲍里斯。恋爱中的男人如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怀里揣着定时炸弹走在世间。”戴维斯和布勒，萨拉和卡瑟尔的继子萨姆，还有他自己，都承受了这种“爱的危险”。最终卡瑟尔留在苏联，与萨拉和萨姆无法团聚，他也就失去了自己苦苦守护的“国家”。而当苏联间谍机关揭示“你传给我们的那些经济情报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这才是你报告的真正价值。一个不错的欺骗手段”时，更凸现出种种死亡与丧失。《人性的因素》并非格林的最佳作品，但“人性的因素”是他的母题之一，在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的开掘上，这部小说具有特殊价值。
　　萨拉对卡瑟尔说：“为什么你对这个那么担心呢？没人会说你的感激是错的。我也很感激。感激没什么不对，如果……如果没有让你走得太远的话。”可以说是从另一角度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卡瑟尔的母亲说法与此一致：“你对一丁点儿的善意总报以过分的感激。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有一次你把一支很好的钢笔给了一个同学，因为他送了你一块夹巧克力的小圆面包。”反观珀西瓦尔的滥杀无辜，同样出于“缺乏安全感”，也是“走得太远”。最终卡瑟尔认可了妻子所说和母亲当初的批评，不过为时已晚。
　　萨拉对卡瑟尔的看法，最接近于作者自己的态度。格林并不否定卡瑟尔的行为，至少肯定他这么做的目的。《人性的因素》故事发生在英国，却与南非白人当局镇压黑人革命运动有关，可与作者描写抗法战争时期越南的《沉静的美国人》，描写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的古巴的《哈瓦那特派员》，描写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的《精疲力竭的病例》，和描写杜瓦利埃暴政下的海地的《喜剧演员》相提并论，体现了他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立场。格林自己做过情报工作，了解情报机关，对于双面间谍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人性的因素》的所有人物中，作者最认同的是卡瑟尔，但并未赋予其所作所为以终极意义。此书秉承格林的一贯写法：作者认同或倾向于某个人物，同时俯视包括他在内的整个世界。书中一再提及珀西瓦尔的说法，“我们全都生活在箱子里”；唯独作者才是那个向内张望的人，只有他洞察一切。“人性的因素”不仅体现于卡瑟尔，也体现在戴维斯、萨拉、萨姆甚至布勒身上。书中说，“要是谁能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捞取到什么好处，他希望那人是丹特里”，似乎告诉我们，这位主张秉公办事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可能有着更多人性的因素。而戴维斯临死之际“希望得到一点公正”，布勒则被形容为“全世界的朋友”，不免让人觉得，也许无辜才接近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