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

总序： 东方和西方的交融 埃德加·莫兰
前言
第一章 认识论的接合
一、封闭的科学
二、“生物学革命”
三、“我们的低等兄弟”
四、缺口和接合
第二章 从原人向智人的进化（人类社会的产生）
一、被捕猎者掌握了捕猎
二、古社会形成史
三、原人进化的关键问题
四、最终的未完成状态
第三章 赋有疯狂性的动物
一、智人一狂徒
二、超级复杂性
三、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
第四章原始社会
一、社会的分叉和开放
二、文化
第五章人类的第三次诞生：历史社会
一、庞然大物
二、历史
第六章人的半岛似的概念

书摘
狩猎活动当时应当被看作是人类现象的整体：它不仅实现和增强过去很少利用的潜能，而且引起新的潜能的产生；它不仅改变人对环境的关系，而且改变男人对男人、男人对妇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关系；更有甚者，它本身的发展与它造成的现实改变相互促进．导致个人、社会和族类的改变。我们现在是站在终于稳固起来的“人类学进化论”（transfomisme anthropologique）的立场上讲话，这个观点在近几年来被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研究者的开拓性著作所阐发，但它受到生物学主义和人类学主义两方面的轻蔑、无视和否定。
草原上的打猎活动使原人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加适于打猎。它使原人成为大量模糊和细微的感觉刺激的解释者：这些感觉刺激变成信号、标志、消息的携带者，而识别者变成了认识主体。它使智能与自然界中更灵活、更狡猾的东西相斗：被捕食的动物和捕食的动物互相掩藏、躲避、欺骗。它使原人与更加危险的事物——大型食肉动物遭遇和较量。它刺激发展了战略性的能力：专心、顽强、①好斗、勇敢、狡猾、施诡计、设陷阱、下埋伏。
这个漫长的冒险历程可能开始于杂食性的高级猿猴的小型和零星的捕食，然后从最早的原人起直到智人，狩猎的实践变得越来越占据生活的中心地位，越来越有组织性，越来越对社会生活起组织作用。狩猎对象从小型猎物过渡到中型猎物，从逃遁的胆小的猎物过渡到需与之相互搏斗的危险的猎物，从盲目寻觅过渡到根据迹象寻找，从能够发现踪迹过渡到坚持不懈地跟踪，从采取临时策略过渡到采用根据经验完善化了的战略，从一般的预防措施和诡诈伎俩过渡到巧妙地设陷阱和下埋伏，从粗糙和多用途的武器过渡到精制的和专用化的武器。
狩猎活动强化和复杂化了脚一手一脑一工具的辩证的相互作用，而这个辩证法又反过来强化和复杂化了狩猎活动。这个辩证法还引起了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和工具变得精巧和多样化，又改善了住所的建造。在公元前70到80万年前开始了火的使用。火不应该仅被看作是增加技能的一种发明，它使对木质材料的技术应用成为可能：它是涉及到多方面价值的一种进步。首先，用火烧煮食物所实行的食物的外部预消化减轻了人体消化器官的工作：食肉动物在吞食猎物之后一般都要进入一个深沉的消化性的睡眠，而掌握了火的原人可以在饭后保持行动自如和头脑清醒。其次，火不仅解放了处于醒着状态的人，而且解放了处于睡眠状态的人。因为火给外出打猎的男人和留在固定住所中的妇女和孩子们带来夜晚的安全感：它创造了家窝，庇护和避难的场所。火使人的睡眠变得深沉，而其他动物在睡眠中要保持着警惕性。火可能还保障了做梦的自由和增进了做梦的频率……
此外，熟食有利于促进原人进化的新的基因突变，这类突变将使颌骨和牙系缩小，让脑颅摆脱更多的机械束缚以利于脑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熟食在种系发育和现象实践两方面都完成和增强了手一工具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带来的促进大脑发展的效果。
最后，在社会组织方面，狩猎活动的发展及其后果也起了推动作用。它与一个社会形成过程相伴而行，而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原人的社会不同于最发达的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新型社会称为古社会（paleo-Societe）。
古社会形成史
我们积累了很多解剖学和工艺学方面的线索，可用以跟踪人种在体质上的进化，可以推测由工具的完善所证实的智力上的发展，但是对于原人进化过程中的社会组织方面我们不掌握任何直接线索。还是在若干年以前，我们只掌握残存至今的智人古代社会提供的过于迟后的参考资料。那以后我们只是对灵长类动物的最发达的社会，亦即一个前原人社会的形象搜集到愈益丰富的征象资料。而在灵长类社会和智人古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但是在社会的这两个类型之间，我们可以尝试把解剖学的、脑颅的、工艺的和狩猎活动的遗迹作为社会组织的征象联合地配置起来，就像在自然古生物学中那样，运用推测方法把骨头的片段根据骨架组织的原则重新构筑出整个机体。这里不是说从原人的骨架出发来重新构筑社会的骨架，而是说把全部化石遗迹，其中包括原人的骨架，看作是一个社会组织的片段的征象。我们相信一个富有成果的未来正在向史前社会学打开，后者将变得能够从一个片段或一个痕迹出发重构社会特征的整体。目前社会学理论还是很不正确、十分随意的，有可能把我们导入糊涂或错误之中。不
过，鉴于我们拥有一个复杂的基础(灵长类的发达的社会)，鉴于我们能够估计这个社会在环境上向草原转移给它带来的后果，鉴于我们能够尽力把脑的复杂性、技术的复杂性和狩猎活动的复杂性的征象互相联系起来，鉴于我们能够想象狩猎的集体组织造成的社会的约束和开放性，最后鉴于我们下文将要提到的事实：一个其复杂性已经牵涉到文化的存在的社会必然出现于智人阶段之前，我们能够尝试描绘一副动态的图像：一个原人社会(古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学线索。这个“理想的”图解会包含着空缺、简化、错误，并且当然也不能把我们将谈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准确地化为年代学上的不同阶段。
黑猩猩的森林社会只有微弱的集权制。南非卡拉哈里(Kala—hari)草原上的狒狒社会是一个军事化的群体，它集体出动，所有猴子都听命于首领的指挥：母猴背着幼猴处于中间，周围围绕着成年的雄猴，其中最健壮的担任前锋和后卫，青年猴位于两侧。这种群体愈是没有武器愈是军事化：它惟一的武器就是集体防卫。原人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是否因为他们愿意或者能够维持一个接近于黑猩猩的森林社会的传统?他们是否具有一个远比狒狒复杂的动物的个人主义?或者不如说既由于这样一种历史继承又由于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产生了把没有妇女参加的分散的狩猎活动和社会群体整体的集体自卫活动结合起来的必然性?总而言之，最初的原人的社会结构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可能既是分权制又是集权制的，这使得它可能既允许分散活动又允许集中活动，使集体的实践和个人的独创性都得到发展。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狩猎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改组了灵长类建立的社会。灵长类社会把雄性和雌性维持在同一空间，只是把青年猴分隔在不远的四周。原人社会则从环境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分开异性，而男性和女性从那时起就变成了组合在一起的两个准社会。统一性由男性生物阶级的不仅是社会上的，而且是政治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统治权来保证。它还通过新的通讯和组织方式来保证，这种新的通讯和组织方式可以抵消狩猎者在地域上分散活动和社会分裂为两个核心造成的影响。
当狩猎活动使得男人愈来愈远离住地时，妇女总是留在家中尽抚养孩子之责。这区别于在狒狒那里母猴也要把孩子背在背上随着大部队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