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国父”孙中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历史学界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伟人。其生时，有人对其他咬牙切齿，有人对其冷嘲热讽，有人对于顶礼膜拜。在其逝世后，对领袖的“神化”运动更加深了对孙中山的评价难度。韦慕庭认为：孙中山本人的想象力和他的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

    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1908-1997）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生前长期任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

    另著有《中国的乡村政府》（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1934）、《前汉时代中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中国国民革命（1923-1928）》（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1984）、《我生命中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China in My Life： An Historians Own History，1996）等。与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合编《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1927年北京警察局搜获的俄国使馆密件》（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1956）。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章 熏陶铸炼的影响和事业的方向
第二章 为革命筹款
第三章 为了反对清政府而寻找外援
第四章 利用外国力量的努力
第五章 向苏维埃俄国探寻摸索
第六章 有活力的联俄背景
第七章 在俄国的帮助下进行工作
第八章 挫折和新的希望
第九章 最后的追求探索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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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提要
译后记

第一章 熏陶铸炼的影响和事业的方向
孙中山个性禀赋的复杂性，可以部分地归之于多种互相矛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熏陶铸炼了他。童年时期广东农村的教养，被夏威夷英国教会学校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从青年期到成熟期，世界性的影响经常地冲击着他。他的大部分时间或者寓居香港，或者旅游外邦，这样，他所受到的教育包含了中国的和西方的思想的糅合；他的智力的萌发始于研读中国的文史古籍、现代改良主义者的报纸杂志，以及用英文写作的包罗万象的专著和论文。他皈依一种宗教：基督教。
早期影响
第一次命名为帝象的孩子，于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距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大约15英里的香山县的农民和渔夫的村落。若干年内，他上过各种不同的农村私塾，受到了传统的、基本的教育。在还不到12岁年纪的时候，孙中山就被携往侨居夏威夷的长兄那里，他和长兄一道生活，在夏威夷上了以英语教学的教会学校。他在夏威夷待了四年，并且刚具有一个初学英语者的良好开端，然后，长兄又把他送回中国。在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年轻的孙中山的视野毕竟是扩大了，因而，他不能适应农村故里的深闭固拒的社会生活。1883年，在17岁的时候，孙中山到了英国殖民地香港，继续接受那种使用英语教学的教育。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本地教师的影响下（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逸仙）。1884年，他正式皈依基督教。同年，他和一个由家庭按照传统方式选择的姑娘结婚。在返回夏威夷一段短暂时期之后，孙中山在一所由美国医生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注册就读。然后，他又转入香港一所为中国人创办的西医书院学习。从1887-1892年，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在英国的和外国化了的中国导师的指教下，获得了“香港西医书院准许内、外科开业行医证书”。在香港的那些年，在一位导师的帮助下，孙中山研究了中国的古典经籍，阅读了各朝的历史。就这样，在27岁的时候，孙中山已经掌握了良好的中国教育，掌握了范围广泛但又混乱枝蔓的西方教育，还掌握了一门现代化的职业。他在夏威夷或香港两地，先后度过了12个春秋。
在这些日趋成熟的岁月里，在西方影响的包围下，孙中山增强了对其祖国命运和处境的关切之情。这正是1884-1885年屈辱的中法战争的年代，也是一般封疆大吏朝着国家“自强”的目标进行冲刺的年代。孙中山的半西化了的中国导师是一位改良的拥护者，他对于孙中山的影响，似乎留下了历久不衰的痕迹。孙中山最亲密的中国朋友，就像他自己一样，被改良主义的思想观点所左右。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观点，流行于居住在中国一部分西方化港口城市的有专门职业的和从事商业的人们中间。
当他在西医学院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孙中山就表示了对于祖国的殷切关怀；在那里，他还流露出一种持久的个性特征——一种颇为轻率莽撞的自信心理。1890-1892年之间，他向两个进步官僚（都是他的同邑人）递呈了有关改良的、多少带点传统因袭味道的建议；1894年，孙中山北上天津，又向李鸿章递呈了一个类似的建议（《上李鸿章书》）。李鸿章是一位大臣，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官吏之一，他长期地指挥着中国的“自强”运动。随着这些企图影响有权势人物的努力遭到失败碰壁，孙中山着手组织他的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了。许多年以后，在一篇追叙他自己怎么样变成为一个革命家的演说词中，孙中山说，在香港，中国人取得了兴盛繁荣；这种情况，和他的家乡附近的县一对比，就把在省城，特别是北京行政管理中官僚们所表现出来的保守腐败和贪墨营私，更加明显地衬托出来了。这个对比促使他计划用一种现代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来取代清王朝。在他的晚年，他尽力抓权，以便把中国引向“一个在世界各国之中处于强大而光荣的地位”。
变成为革命者
1894年11月到1896年10月这两年，标志着孙中山一生事业的决定性的转折点。他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尝试在广州组织第一次革命暴动。作为这些活动的后果，孙中山沦落为飘泊于三大洲的一个革命流亡者。不久，由于中国驻伦敦的公使馆妄图对他进行绑架，使他赢得蜚声中外的赞誉。
檀香山兴中会本身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它的略微超过一百人数目的成员，包括中国的小商人、经纪人、厨师、店员、裁缝、劳工、农民和地方政府职员。绝大部分出生于孙中山的故乡。虽然如此，在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它还是收集了288元的会费和中国商务公会的1100元的“股份”。孙中山的哥哥和一个亲密朋友捐赠了5千块钱。当然，所有这些钱，在孙中山返回香港的时候都落到了他的手里。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发现了一个他后可以不断地呼吁求助的资金接济的来源——这就是华侨。但是，他所募集到手的资金总数，仍然不敷革命事业的需要。
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很快地又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道，策划推翻清王朝的一系列武装暴动的首次义举。对于1895年10月26日企图发动的武装起义，哈罗德·史扶邻教授已经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描述。那次武装起义似乎是：孙中山是广州的真正领袖，他和他的最亲近的伙伴，是华侨中的追随者、三合会和地方土匪、基督教会人员和某些清政府地方官吏之间的联系纽带。在香港这个基地，主要的资金筹募者、军火征集者、地痞流氓的号召者，正巧是在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孙中山的对手杨衢云。在这个颇具雄心、准备良好的起义图谋被暴露因而败北之顷，孙中山竟自逃逸了。当局发现了孙中山的主要作用，悬赏缉获人头，孙中山的赏格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在逃的领袖人物。这样，孙中山就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造反者”的主角。
在1895年起义之时，孙中山个性的两个侧面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了。第一个就是他的胆量。在广州城内至少有20天的时间来组织这次起义，在此期问，他在极大的危险面前暴露了自己。事实上，在预定起义的前几天，已经有人向官府告发孙中山，但是很幸运，总督并没有把他看得过分严重。如果当时的事情被全部揭露出来，说不定孙中山就将被捕、受刑、杀头！显示出来的他的个性方面的第二点，就是他的领袖权欲。这种权欲，在和杨衢云的竞争中，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10月10日，正巧在预定暴动的16天之前，举行了一次兴中会的选举，确定如果在革命成功之后，谁来当临时政府的总统。很明显，这次选举也意味着兴中会会长职位谁属的问题。那真是一次艰苦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杨衢云取胜了。杨比孙年长五岁，他拥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关系，又是一个比较有实效的募集资金的人。据两位孙中山的朋友说，这次失败对于他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是“耿耿于怀”的一次事件。这次关于领导权的争夺，几乎把革命运动分裂了，可孙中山继续斗争，直至1900年1月，作为孙中山策划的结果，杨衢云辞卸了兴中会会长的职务。自兹而后，除了一次特殊的情况以外，孙中山都领导着“他的”每一个革命组织。
1895年起义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暴动策划者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了。在其后的16年之中，除了在上海作过三次秘密的、短暂的逗留，以及1907年12月的某天为了视察一次预谋的起义而通过中越边境进入广西之外，孙中山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流亡生涯的第一站一日本，这位革命流亡者采用了新的化装：把剃光头顶再加上一条辫子的发式去掉了，代之以经过精致修剪和两边分开的头发，一撮小胡子和一套西方买卖人的装束。简直就是一个时兴的日本人的模样儿！这就是直至1912年才名噪寰宇的孙中山，这时，他穿着的是中山装。
伦敦绑架的插曲不光说明了孙中山的轻率鲁莽的性格特色，也说明了他的巧妙机智——他说服了在中国公使馆工作的房屋看守人和门房，帮助他成功地获释。当然，他是一个幸运的被绑架者，因为，在伦敦，他有两位有影响的朋友：他以前的老师詹姆士·康德黎博士和帕特里克·曼森博士。当他们获悉孙中山被扣留拘禁以后，就通过向英国外交部请求和向新闻界呼吁的途径，促使他获得释放。1896年10月23日，在一大群记者和警察围绕之中，孙博士终于被他的逮捕者移交出来了。他们原来的意图是：把孙中山绑架回国，处以死刑。这样，在他30岁生日的前几个星期，孙中山立刻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推向了国际舞台。为了加强有关这次戏剧性脱逃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孙中山接待来访者，替首屈一指的英国汉学家H.A.翟里斯用中文写了一份自传，在一位编辑的帮助下，他写了一个题为《伦敦被难记》的关于他被拘留·的色彩斑斓的记载。
这样一种名噪全球的声誉肯定要助长这位年轻人的自尊自满。他收到无以数计的祝贺函电，接待了许多满怀欣羡的来访者。在国会中，他的大名也被提及。在写给参加了他的洗礼的一位基督教教师的信件中，他说，他的被拘留“震撼了全国，激动了欧洲和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孙中山被绑架扣押，似乎加深了他对于基督教的虔诚和在革命机运中的信念。在其被难的记载中，他经常祈求天主的帮助。他以基督教友为由向他的英国看守者求助。在致牧师的信中，他写道：“我被天主救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天主。……我一切都感谢天主之所赐。通过天主的坦途，我期望进入政治的坦途。……”
在替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孙博士吁求英国对于“革新党”事业的支持——或者是“善意的中立”。这就是说，支持他本人和支持他推翻清王朝的理想。这篇文章，也许是他通过吁求公共舆论的手段来影响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的最初努力。这个吁求包含了许多观点，这些观点，在孙中山尔后争取外援的努力中，在散布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意识中，经常地表现出来：革命事业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全体民众”支持这个事业。
孙中山在伦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特·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他察看贫民窟，还学习了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的知识。他开始相信，中国不需要经历在欧洲实现产业革命的那种社会动乱。他能够通过社会改良，跨进队伍的前列。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早些时候就曾受到博学的买办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是在1894年首次见到郑观应的。郑观应比孙中山年长约莫25岁，他也是香山县人。在临近郑观应一生的全盛时期，他撰写了促使中国变更政治制度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论文，因而使他大露头角。1893年，这些论文以《盛世危言》为书题收集拢来重新付印。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人是严复，他是一个翻译家，西方十分重要的社会哲学家，例如赫伯特·斯宾塞、托马斯·赫胥黎、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人的著作，都是经由严复译述的。稍后，影响孙中山的另一对手是梁启超，这是一个拥有广大读者群众、学识渊博的人。在新的一个世纪的开端，正在构想三民主义学说的时候，孙博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本居留的。在日本出版的中国杂志，满载着论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革的其他理论文章。在称之为民生主义的学说中，孙中山强调，要避免从无法控制的资本主义中滋生出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他试图详细说明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在铁路、公用事业和其他大规模企业的领域中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亨利·乔治那里摄取过来的一种多少有些规定得模糊不清的税收理论，即，未来的地租增值税收。名义上虽然叫做“平均地权”，但是，主要地说来，这个计划用之于城市方面的多于农村方面，防患未然性多于匡正现实性。
在同盟会中参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大多数学生领袖，他们替《民报》做编辑工作并且立说著文，他们也主张时兴的学说：社会主义。其后，孙中山转向于支持工会，以及他的某些在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福利事业中表现积极主动的同事。一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他都极少关心中国农村贫困的问题。促使他集中精力注目操心的事情，是国家的现代化和复兴。
我们不能追溯冲击孙博士和迫使他奔向其崇高目标的所有思想影响，事实上，这种崇高目标，是按照他自己已经展拓了视野来构思如何改造中国的。在这里，我们只准备简略地提到他在漂泊异域期间的某些重要的偶发事件。第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是，1899年由梁启超发动的与孙博士合作的尝试。这一尝试，在兴中会和康有为“保皇党”（在英语中，一般称之为“中国改良协会”）之间，演变为在华侨中争夺政治影响和经济支援的严厉对抗。这种对抗告诉了孙博士：必须直接控制可以征求捐款的华侨团体的重要性。就这一点来讲，孙中山是有能力办到的。第二个事件是，1899-1900年孙中山介入了菲律宾反对美国控制的起义，它预示着孙中山以后的泛亚细亚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第三个事件是，1900年注定要失败的起义，这是由郑士良指挥、得到某些日本冒险者的帮助以及孙中山的遥控的一种三结合式的惠州起义。杨衢云也参与了这次起义，以后，他在清政府悬赏通缉捉拿之下而惨遭暗算。最后一个事件是，1905年为人广加传诵的同盟会的成立，年长的革命领袖当选总理。为了在民族主义的青年群众中夺取领导权、从华侨中争取资金捐献，同盟会和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斗争。它在南方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似乎在1908-1910年之间，这些起义都土崩瓦解了。在近来研究的基础上，问题似乎很清楚：辛亥革命之前不久，长期流寓海外的孙博士远离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他对中国革命党人的领导脱节了。
人们对这种震慑人心的力量感到诧异：16个年头，这股力量驱使清王朝的反对者飘泊全球，建立革命团体的分支机构，乞求资金援助，和对手较量，在广东、广西、云南策划武装起义。惠州起义，实际上只是众多起义壮举中之一幕而已。可是，当时他却接连不断地被香港、日本、法属印度支那、新加坡和马来各州驱逐出境。情况虽然如此，孙中山却生龙活虎地保持着对于革命的希望，鼓舞着他的战友们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