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

黄皙暎，1942年出生于中国长春。1949年迁居韩国汉城登浦区。念高中时以短篇小说《立石附近》获“思想界“新人文化奖，并开始步入文坛。1970年以《塔》获得《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奖，从此正式开始创作活动。他著有小说《客地》(1974)、《审判之家》(1977)、《歌客》(1978)，长篇小说《张吉山》(1984，全集10本)、《武器的阴影》(1987)等。

书摘
天渐渐地亮起来，天空已经呈现出灰蒙蒙的色彩，雪也停了下来。高速公路两旁的路灯已经熄灭，只有来往的车灯像动物的眼睛一样依然闪亮着。从道路两旁的山川显露出的旧日风貌中，我知道已经到了汉城附近。我的感觉也像渐渐醒来的黎明一样复苏了，周围的事物开始变得熟悉。这时，我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了那个皮夹子。
像盲人阅读盲文一样，我的指尖在皮夹子上摩挲着，犹豫了片刻。那时候母亲还健在，她把一片苦心和泪水统统凝聚在这保佑平安的佛像上。或许懂科学的人会叱责平安符的存在，但我不想把它扔掉，因为在母亲的世界里没有这套逻辑。而现在好像可以把它抛弃了。我取出佛像，用拇指和食指抚摸了一番，又重新放好。我知道下面还有那张半张名片大小的相片，便用手指把它从皮夹的底层摸了出来。
相片中的她没有笑。这张陪伴着我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监狱生活的小相片，由于化学反应已经泛黄了。天然的卷发，使她的头发看起来好像烫过一样从两旁垂下，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照片上的那张面孔依旧是饱满的额头、带双眼皮的长长的眼睛、略明显的颧骨和始终固执紧闭的双唇，给人以精干和思虑深邃的印象。望着照片，我的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说道“好久不见了”。十年前我们还几度通信，后来因为转狱而断了音讯，那些信件也散失了。监狱里，除了直系亲属外概不准会面，通信只能是简单地问候，朋友的信件看完之后必须上交。这张照片大概是被捕时就已经在皮夹子里了，后来又和皮夹子一起被收上去保存起来。每到换季时，我们都会为交还毯子或领取冬衣而来到放置存放品的仓库，因而，我很清楚这张照片的安身之处。钻了孔的铝板隔出了一格格像书架一样的空问，贴着服刑人员号码的每个格子里都分类摆放着饱含着主人生活气息的物品。有后跟已经磨损偏斜的旧皮鞋，上面还沾有它的主人走过陌生的街道和小巷时带上的泥巴；有带着马格利①酒渍的褪色的工作服上装和眼镜盒；有破损得像抹布一样的夏天衣服；有盛夏最为流行的网状拖鞋；还有厚厚的登山靴、各种帽子和戒指、项链、手表之类的随身物品。它们自主人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陷入沉寂，如同死去的记忆般被粗粗的绳索捆作一团。
我也曾把她的信抄下来留作珍藏，但却在转狱期间遗失了。信的大部分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最后一行好像是这样结尾的：
“我会在芦苇山等待你的归来，我们现在还住在那里。”
说不定我把前后句的顺序颠倒了。我把她的照片仍然放到母亲给我的平安符后面，合上了皮夹。
“舅舅，现在我们已经进人汉城了。”
长长的车队走走停停，好像到了进入汉城的收费站。对于这一带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以前我常因为组织上的事情而奔波于南部各地之间，总是搭乘高速公共汽车在这里进进出出。与先前相比，现在收费站的门似乎宽了些。当时一到这里，车子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爬行。
过了奥林匹克大道之后，由于我们的行进方向恰好与上班的车流相反，便又开足了马力。渐渐地，汝矣岛开始出现在视野里，大大小小的楼群也一个接一个地从江对岸冒了出来。小时候夏天常去洗澡玩水的鬼岩水洼没了踪影，大块的岩石也都消失了。事实上，在我坐牢之前洋袜山就已经被炸掉了，那一片片举着穗子的挺拔的芦苇丛和花生地也从此不见了。还记得那时我和弟弟抓鱼归来时，经常坐在大堤上眺望晚霞映照的三角山。在晚霞的光辉下，三角山与前方的仁旺山、北岳山慢慢地由粉红色转为红色，进而又变成紫色，色彩逐渐地变暗。我总是长时间地坐在大堤附近美军部队温热的输油管上，直到弟弟喊饿为止。偶尔地，晚霞中还会出现从汝矣岛机场起飞的螺旋桨教练机，就像玩具一样闪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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