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美国疾病史、医疗史、法律史，以过往解释当下，用历史启发未来。★材料翔实，尽显史家治学严谨底色
作为一部介绍美国法律塑造和应对传染病方式的“公民指南”，本书从对“警察权”等法律和政治概念的定义开始，结合法律条款、法理解读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讲述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美国的抗疫史，特别是联邦/州的卫生权力和民众健康权的发展历程。从《权利法案》、第十修正案奠定的基石，到时任美国 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等法界 人士对无数判例的总结和定义，再到历代卫生学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进行的漫长探索，作者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和解读，生动再现了卫生法学与联邦体制之间的张力。
★从事件到时代，勾勒美国崛起背后的另一段历史
从黄热病到大流感，从天花到新冠，瘟疫如同战争，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被迫从事高传染风险工作的黑人与逃往远郊避疫的白人权贵，斯塔滕岛上遭居民焚毁的“海洋医院”，霍乱与在纽约街头漫步的猪……这本小书正是在描述每一次代表性传染病事件和相应社会情境的同时，回顾美国卫生法的发展和演变，经由一个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节点，串联出一部疫病与法律交织、既彰显进步又深藏罪恶的另一段美国史。
★由古及今，以历史观照当下
“人民的健康是至高的法律”。作者正是以西塞罗的这句箴言为主旨，在回顾了美国历 数次传染病危机和法律/政府行为之后，重新回到当下，在“新冠”疫情的情境中反思社会应对传染病的方式，并带来一个亟待解答的深刻疑问：如何让广大民众过上 好、 健康的生活。正如书中所说：“流行病是病菌和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反馈循环。因此，历史不仅告诉我们去过哪里，它还塑造当下并指引着未来。”
从黄热病到天花，再到脊髓灰质炎、艾滋病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疾病、医疗、社会生活与法律制度之间，一场场瘟疫促使一代代美国人做出选择，并以实践回应有关其基本价值观的种种问题。
这本小书脱胎于历史学家约翰·费边·威特在耶鲁法学院课程“美国法律史”上的一场讲座，追溯了传染病的法律历史，展示了传染病如何塑造法律，又是如何被法律塑造的。他着眼于美国防疫政策的法律尺度，特别是卫生法学与联邦体制之间的张力，以高屋建瓴的手法呈现美国应对瘟疫时的法律，同时不忘描摹囊括众生百态的社会图景，对“美国传染病”的深入省思尽在其间。
约翰·费边·威特（John Fabian Witt），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史讲席教授，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获得者，美国文艺与科学院院士，具有法律博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荷兰莱顿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或访问。其作品《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曾获班克罗夫特奖。
苏文敬，医学博士，山东 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曾以笔名“文晶”在得到APP解读《生命的关键决定》《众病 ：癌症传》《医生的修炼》《医生的精进》《免疫》等作品，另有译著《生育笔记：产科医生的真实故事集》。
第一章 卫生主义
第二章 美国的隔离主义
第三章 流行病中的公民自由？
第四章 新卫生主义 / 新隔离主义
第五章 戴上口罩面对过去
后记 病毒的抗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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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索引
译后记
第二章 美国的隔离主义（节选）
1793年，就在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二次就职后不久，联邦政府还在费城之时，黄热病在这座博爱之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蔓延开来。有门路的人逃去了农村，华盛顿本人则逃到了日耳曼敦田园般的郊区。在留下来的人中，有将近一半，也就是大约1.7万人染病，5000人死亡。面对如何分配劳力来照顾病人和埋葬死者的问题，六年前主持起草过美国宪法的城镇士绅们想到了一个能保护他们自己和家人免于风险的主意。他们不负责任地宣称，该市的少数黑人群体对这种病有免疫力，并呼吁黑人社区去做这项骇人的工作。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在疫情结束前死去，而那些幸存者因为收取服务费成了替罪羊，甚至被指控从病人家里偷东西。
如果说美国的流行病法曾有过一条旨在保护公民健康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自由卫生主义线索，那么它也曾包含同等重要的隔离主义的一面，即对有色人种、穷人和新移民实施了独裁和歧视性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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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港口的隔离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47年巴巴多斯暴发黄热病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对来自那里的船只进行了隔离。东海岸的港口殖民地针对入境船只的隔离、检查和清洁制定了详细的制度，违反这些制度将按照犯罪惩处。在一个大多数商品都依靠进口的时代，这对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也对船上人员和在陆上等待船只人员的自由造成了限制。
到19世纪，美国主要港口的检疫规则对船只、船上的货物以及船员的监管事无巨细。例如，在新奥尔良，港口不仅要求公开货物的详细信息，还要求公开船上所有人的来源和健康状况；在纽约，市卫生局对卸货和下客进行管制；在费城，港口督察员在城市下游数英里特拉华河中的一个岛屿上拦住所有到来的船只。
美国港口的隔离塑造了那个时代的贸易，它们至少为防止疾病从遥远的地方传入提供了一些保护。从政治上来说，隔离政策针对的主要目标在当地政治圈几乎没什么代言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让这些政策的生效变得 容易。相比之下，陆上的隔离、拘留以及州政府的其他高压行为引起的争议要大得多，因为它们对本地公民和居民造成了影响，不过他们往往会歧视那些由于种族、民族和阶级原因而对其政治前途缺乏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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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殖民地历 次陆上隔离可能发生在长岛的东汉普顿。两个半世纪以后，富有的金融家们将在这里躲过另一场流行病。1662年3月2日，镇政府“要求任何印度人都不得来镇上……直到他们不再携带天花病毒”，并规定“任何英国或印度仆人都不得去他们的棚屋”，违者将处以罚款和鞭刑。
就这样，一项漫长而丑陋的传统开始了。殖民当局和后来的美国，将通过高压政府行为和漠不关心的忽视，将种族、民族和阶级的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政府当局曾无数次让美洲原住民患上传染病，而不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军方还通过递送被污染的物品故意在美洲原住民中传播疾病。黑人对黄热病免疫的迷思让整个东海岸的非裔美国人在18世纪末都处在危险当中。在新奥尔良这种黄热病流行的地方，从黄热病中活下来的奴隶成了历史学家凯瑟琳·奥利瓦柳斯（Kathryn Olivarius）所说的“免疫资本”（immunocapital）——他们的主人因奴隶获得免疫而得到了 高的回报。
公共卫生当局通常将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作为执法目标。例如，在1794年黄热病刚暴发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通过法律设立了一个卫生办公室，这个法律的副标题是《管制德裔和其他乘客入境的……法案》。在19世纪中叶霍乱传到美国时，爱尔兰 徒经常指责公共卫生官员将他们的社区作为罚没财产和其他侵略性手段的目标。天花肆虐了名义上由作战部管理的难民营，有数万名自由民（freedpeople）死去。就像历史学家泰拉·亨特（Tera Hunter）指出的那样，一位传教士说看到垂死的病人“躺在潮湿的地面上，受尽折磨”。内战和解放带来的流离失所和走投无路，再加上政府冷漠无为，造成的感染、毁容、失明或死亡不计其数。
整个19世纪，当局都在强行为贫困和基本权利阙如的人群——1877年新奥尔良的一位卫生监督员说他们是“四处游荡的黑人和衣衫褴褛的白人”——接种高风险的疫苗。到了世纪之交，城市官员指责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带来了疾病和传染病。例如，当一艘载有俄国犹太人移民的船只与1892年暴发的斑疹伤寒联系到一起时，纽约当局对所有入境的俄国犹太人进行了隔离，而根本不考虑他们的个人情况。歧视性的 权力有时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和特定的社区。我们以被戏称为“伤寒玛丽”的玛丽·马伦（Mary Mallon）为例，她悲惨的人生故事为此提供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证。1907年曼哈顿区 富有的几户人家暴发伤寒时，马伦是当地一名未婚的中年爱尔兰裔家庭厨师。一位有胆识的公共卫生官员在追溯疫情源头时找到了马伦，她曾为每一户受感染的家庭服务过。马伦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疾病，也没有做错什么，当然 没有犯罪。然而，卫生委员会和纽约市警方对她进行了抓捕。检测很快就显示她是伤寒杆菌的健康携带者，她随后被隔离到了东河的北兄弟岛（North Brother Island）。纽约一名法官依据大都会卫生委员会的权力判定对她的拘留合法。在近三年的隔离之后，她被释放了，条件是她保证永远不再做厨师。但她不相信科学，使用化名去了一个产科病房当厨师。在1915年这个病房暴发了伤寒，调查人员在疾病溯源时找到了她。她将在东河度过之后二十三年的余生。这次的与世隔 再一次违背了她的意愿。她从未被定罪，甚至从未被指控过犯罪。当马伦在北兄弟岛黯然度日时，其他数百名健康的伤寒杆菌携带者被发现，但谁都没被拘留很长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马伦遭到特殊对待是因为她蔑视公共卫生规定。但正如传记作家朱迪丝·沃尔泽·莱维特（Judith Walzer Leavitt）所言，马伦同时也是一系列偏见的受害者。她贫穷、爱尔兰裔、未婚。对某些人来说，这些特质让她似乎不配享有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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