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

《大象与国王》一书以宏观视角探讨大象在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北非以及部分欧洲地区被利用的历史，将涉及大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有机地融合起来，剖析了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多重关系，体现了环境 下求索的创新精神，值得重视。 ——梅雪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大象的退却》译者 ★一段跨越3000年、横跨亚非拉的战象制度文明 战象制度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的北印度，终结于英国人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18世纪。以恒河流域为起点，战象的足迹逐渐遍布南亚，同时向西传播至波斯、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希腊和罗马，向东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印度与战象搏斗，汉尼拔也曾驱赶战象跨越阿尔卑斯山。 ★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文化史力作，运用丰富的文献史料与文物遗存 尽管已经消亡，但战象形象仍以史诗、 象棋、节日庆典等难以察觉的方式，活跃在我们身边。作者托马斯·特劳特曼，依据丰富的文献史料与文物遗存，结合其专精的汉语、梵语等古代文献，分析战象的文化史意义。本书内附大量文物图片与示意地图，无论对历史学者还是普通大众都 参考价值与阅读趣味。 ★中国独特的大象文化记忆 中国从战国时期就在战场上遭遇战象，到了明朝也依然有来自越南进贡的战象，但中国从未形成战象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大象有着怎样的位置？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象是什么形态？舜帝、周公、孙武和大象有着怎样的故事？诸多问题等待着发现与解答。 ★文明之问：动物如何与人类共存 时至 ，人象矛盾仍然不时出现在新闻中。本书作者指出，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大象庞大而庄严，从王权诞生之日起就是国王无法抗拒的尊贵象征。各个早期文明已存在驯养大象的现象，如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象的主要用途是王室祭品和狩猎对象。然而，托马斯·特劳特曼在南亚次大陆发现了特殊的用象制度，这一制度保护了它们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那就是战象。 以恒河流域为起点，战象的足迹逐渐遍布南亚，同时向西传播至波斯、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希腊和罗马，向东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托马斯·特劳特曼追溯了战象的缘起、传播路径和文化遗存，描绘了一幅跨越了3000年的文化图景。 为了维持这个独特的制度，国王必须保护野生大象免受猎人的觊觎，也要保护大象栖息的森林不被砍伐，还要维护与森林民族的关系。因此，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明。

托马斯·R.特劳特曼(Thomas R.Trautmann)，美国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历史与人类学荣休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南亚研究中心主任。1997-2006年担任《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主编。著有《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语言与 》《雅利安人与英属印度》。 特劳特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印度历史、人类学史和其他相关学科，尤其专精古印度梵语论典。他还撰写了有关印度达罗毗荼人亲属关系和美国印第安人亲属关系的大部头著作。特劳特曼常年在密歇根大学为本科生开设印度文明史通识课、专题课，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擅长用通俗浅显的方式讲授印度文明史专业知识。

导　论
章　大象的退却与留存
印度与中国//004
大象和马//013
亚洲象//024
问题//047
大象与印度王权
第二章　战象
理想的战象//056
国王与大象//073
战象的发明//100
战象和森林民族//107
第三章　用途构成：四军、王室坐骑、作战阵形
四军//116
王室坐骑//129
作战阵形//140
第四章　关于大象的知识
实用性知识//152
象学//155
《政事论》//165
《阿克巴则例》//183
战象习俗的传播
第五章　北印度、南印度和斯里兰卡
摩揭陀的崛起//198
十六雄国//200
难陀王朝与同时代的情况//204
大象和孔雀王朝//210
南印度//216
斯里兰卡//221
第六章　近东、北非和欧洲
阿契美尼德帝国和亚述帝国//234
亚历山大帝国//240
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244
迦太基//259
希腊和罗马//263
萨珊王朝//267
伽色尼王朝//274
第七章　东南亚
印度教化的 、印度化王国、进行印度化的王国//282
进行印度化的王国和大象//286
东南亚的印度史诗//292
神话中的军队和现实中的军队//298
印度模式的 、终结和来生//309
大象的未来
第八章　维持平衡，展望未来
中国//315
印度和中国的土地伦理//321
战象时代//329
运木象的短暂盛行//334
大象和民族 //344
可能的未来//348
注　释//354
参考文献//390
译后记//417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上野生大象的数量锐减。大象的生存状况也令人担忧。
统计野生动物的数量本就十分困难，尤其是大象这样庞大的动物。而且，统计结果还会受大量不确定因素影响。但是，我们现有的信息十分确定：非洲象的数量依旧是亚洲象的10倍，据估计分别为50万头和5万头。然而，虽然非洲象的数量远多于亚洲象，但是因为 象牙市场的需求刺激了偷猎行为，非洲象的数量也在迅速下降。虽然亚洲象受到当地政府 好的保护，甚至在一些地方，其数量还有所增长，但是高昂的象牙价格仍然威胁着亚洲象的生存。非洲象和亚洲象的未来依赖制度上的持续性举措，以保护大象免受各种人为因素引起的破坏威胁。野生大象的生存状况并不确定，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持续、坚决且有效的措施。现在，野生大象的生存状况已受到 的监护。
鉴于这种威胁，尽可能了解大象退却的原因是很有帮助的。面对将大象推向灭 的力量，了解大象能够留存下来的原因可能对我们 有帮助。本书致力于阐述印度地区大象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着重论述印度的王权，以及受到印度宫廷用象文化影响的地区，包括北非、西班牙至印度尼西亚，还有这种文化对环境的影响。除此以外，本书还分析了大象当前的处境在过去五千年中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与中国 当讨论印度的象文化何时传播至北非时，非洲象是论述的重点。但我的着眼点在印度，所以本书重点讨论亚洲象。首先我们总体概述近代以来亚洲象的数量。不同 中，大象数量的区间范围按 估算数字排序可列表如下（见表1.1）。
目前，印度拥有的亚洲象数量 多，约为3万头，而全世界亚洲象总数约为5万头。南印度拥有的大象数量 多，主要集中在西高止山（the Western Ghats）的森林中，即泰米尔纳德（Tamilnadu）、卡纳塔克（Karnataka）和喀拉拉（Kerala）这三个相邻邦的交界地带。第二个大象数量集中的区域位于印度东北部一带，即阿萨姆邦（Assam）和梅加拉亚邦（Meghalaya）。印度大象总数中约有3 500头是驯化的大象。在南亚，印度的邻国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大象。其中斯里兰卡数量 多，不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仅有少量。我们没有巴基斯坦的报告，但其大象数量如今已微不足道。当然，野生大象没有国界线的概念，只要地形合适，它们会反复大规模地迁徙。
东南亚各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象，主要是那些中南半岛上的 ，例如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老挝（曾被称为“南掌”，意思是“万象之国”）、柬埔寨和越南。人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发现了野生大象，但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爪哇岛是否有过野生大象，仍属未知。在加里曼丹岛 、马来西亚的沙巴州（Sabah）和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也曾发现过野生大象。我们了解到，为了满足东南亚王国统治者“进行印度化”的需求，中世纪和近代曾经存在过以驯化大象为商品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一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时期，东南亚诸国国王仍对大象采取印度式的使用方式。特别是在1750年，东印度公司向苏禄（Sulu）国王提供大象，这可能是现在该地区野生大象种群的来源。然而，我们很难将源自海上贸易的野象和当地遥远历史中幸存下来的野象区分开来。加里曼丹岛的个案仍有争议。但是，人们一致同意，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雨林中的大象源自印度，这些大象是驯化大象的野生后代。这些驯服的大象因用于工厂做工而被引入该地，直到1962年这些工厂被废弃。它们的后代则成为野生大象。
中国在这个名单上十分靠后，拥有200至250头野生大象。中国的大象主要分布在与缅甸毗邻的西南山区——云南省；换言之，这里的大象栖息环境类似于东南亚。中国拥有的大象数量太少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样做并不可行，因为有历史记载以来，整个中国都或多或少发现过野生大象。此外，云南已经成为中国环保主义的中心，率先对大象采取了保护措施。
文焕然将过去七千多年时间里中国野生大象的分布情况做了详细记录，也记录了大象退却至云南地区的过程。伊懋可在其论述中国环境史长期情况的 著作《大象的退却》（2004）一书中，引用了文焕然的研究成果。这两部著作对于目前的研究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与印度进行比较的参照点。
文焕然这部关于大象的著作从属于一项 加巨大的工程，即追踪历史记载中某些动植物种类的分布变化。他的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大象残骸，当时认为这些都是引进自东南亚的驯化大象。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野生大象曾分布于整个中国。明朝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载，一些来自东南亚诸国王的驯化大象曾被当作贡物敬献给中国皇帝。这大概就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如此推测的根据。7直到后来，在古生物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前文提及的大象曾在中国分布广泛的观点才建立起来。由此，人们才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野生大象在除云南外的中国各省被逐渐捕杀或驱赶。该事实已然得到充分认可，但还不为中国以外的世界所知晓。
文焕然绘制了中国部分地区大象分布图。该地图标注了90个地区的数据点，来表示该地发现了大象遗骸、活象记录或者两者兼有（见图1.1）。根据这些数据点的年代模式，文焕然在地图上添加了特定时间内野象分布极北区域的边界线（见图1.2）。
文焕然还在地图中用线条简单呈现了不同时期的大象分布情况；同时也完整地呈现出，直至 ，野生大象都在持续向中国的西南方向退却，仅有数百头大象留存在云南一隅。中国的野生大象曾漫步于北纬19°至北纬40°的大地上，但现在其分布范围的极北值约为北纬25°。
如何解释大象在中国的退却？文焕然认为，气候是首要因素，人类活动也强化了该趋势，包括毁林耕种和猎取象牙。根据文焕然的观点，亚洲象进化出了一种特性，它们对周围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体形庞大，对食物和水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大象的生殖循环很慢（两年妊娠期、独胎、生育间隔较长），并且不耐寒冷。大象的外形极为特殊，它拥有长鼻子、特殊的牙齿结构（其门齿衍变成长牙，且牙齿数量减少，还形成了四颗大型的臼齿）。同时，大象对温度、阳光、水、食物的要求较高，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却相对较低。依据文焕然的研究，虽然可能存在短暂的逆转期，但是在过去七千年甚至 长的时间内，中国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较温暖变为寒冷。
这种气候变迁模式符合野生大象生活范围的 北值逐渐南移的趋势。在这个总体南移的大趋势中， 北值有时会因为一些微小的逆转而出现波动。从相当长时间跨度的自然史角度看，文焕然将大象在中国退却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然而，人类活动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导致大象现在处于濒危状态。文焕然认为，有史记载以来，无节制的捕捉和猎杀对大象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伊懋可认同这一观点，同时也认同野生大象在环境史中的特殊地位相当于“矿工的金丝雀” （the miner’s canary）。在其著作开篇，伊懋可就转载了文焕然绘制的地图。同时，除了对气候变化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伊懋可 关注人类造成的环境破坏。因此，文焕然的研究指向自然史，伊懋可则 倾向于人类史。
伊懋可聚焦于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他通过丰富的中文资料（包括典籍文献和官方档案），极其详细地追溯了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的历史情况。他分析认为，人类对大象发动了长达三千年的战争，而大象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在中国古典文明中，周朝文化中就存在着“普遍针对野生动物的战争”。这种观点过分吗？查尔斯·桑夫特分析了从秦朝至西汉的法律，其中便有季节性地限制捕捉野生动物、禁止猎杀处于生长期的动物（尤其是在春夏两季）、在休耕期允许捕猎行为的记载。捕捉小马驹、幼兽和孕期中的动物，捕食蛋卵，破坏鱼鸟巢穴，砍伐树木，通过放火焚烧草地进行捕猎，这些行为都被禁止。虽然伊懋可清晰地指出，这些管控措施未能有效防止自然被破坏，但是查尔斯·桑夫特认为，它们显示了保护自然的意图。这一发现修正了伊懋可的观点——这场“战争”是人类尤其是王室蓄意为之。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伊懋可的总体观点——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在伊懋可的论述中，大象可以充当自然环境总体恶化程度的晴雨表。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要认清大象退却的事实。大象是伊懋可整个研究主题的首要对象：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华文明面前处于衰落的状态。该书将大象的退却作为论据，进而论证了：人类及其活动造成了中国野生动物普遍面临生存困境，大象是其中的典型性物种。与大象的战争分为三条战线： ，砍伐森林用于耕种；第二，消灭或捕捉大象以保护农民的庄稼；第三，狩猎大象以获得象牙和象肉（象肉被美食家所推崇）、从事战争、参与运输以及举行典礼仪式。就我阅读的涉及中国君王与大象关系的证据资料看，使用大象作战的情况 少见，似乎只在非汉族群体中有此案例。与印度成熟的战象文化不同，战象从未在中国成为一种习俗。
伊懋可查阅了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和宗教领域中涉及环境的丰富资料，在其著作中用三个章节来论述这些史料中蕴含的自然观点和原始环保主义的态度。他的结论是，虽然在中国历 卷帙浩繁的文献记载中，有关环境史的信息资料 庞大，但其中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这是一个重要且影响广泛的观点，值得详细引用： ，本书概述的价值与观念史显露出一个问题，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且影响我们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解。前文考察和翻译的宗教、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一直都是我们描述、观察甚至产生灵感的丰富源泉。但是那些 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彼此之间常常相互矛盾，对于中国的环境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没有多少解释力。个别案例确实可以解释得通，例如：佛教有助于保护寺院周围的树木；执法带来的神秘性笼罩着清皇陵，使周围环境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解释不通的情况 多。撇开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人为环境是由中国人特有的信仰经过三千多年的长期发展和维持所形成的。或者说，中国在自然世界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与权力、利益追求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在二者互动中产生的技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因此，特有的信仰和观念对中国环境史的影响微乎其微。伊懋可有力地证明了，环境变迁的真正动力是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而这一观点对研究印度的历史学者来说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历史学者参阅的文献资料大多是由宗教学者著述的。也就是说，如伊懋可的书中所述，把中国的土地使用模式同法国或者书中所说的印度模式相比较，中国的模式看起来就不仅仅在单纯地追求权力和利益。如何根据各种需求分配土地似乎才是根本性的选择或优先考虑的因素；我称其为土地伦理，它本身是一种占据 的观念，尽管文献中可能呈现出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土地伦理问题上 显著的差异并不是在文学、哲学或宗教观念上，而是在君王与大象的关系上。具体说来，印度诸王国和东南亚进行印度化的各王国都会捕捉野象，训练它们作战，然而使用大象作战的制度却从未扎根于中国。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的君王曾经接触过运用大象的战争，但是他们拒 将其作为战争手段。就此问题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需要考察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种植农业 依赖大量劳动力，而印度的农业则依赖于家养驯化动物和放牧畜牧动物。我们可以用战象的历史进一步解释中印之间的不同：一方面，大象在中国大规模地退却；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印度和东南亚的野象尽管也在大规模地退却，但却留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