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明与沟通的意义：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建构

《区域文明与沟通的意义：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建构》聚焦地理空间封闭的成都平原，以青铜器、祭祀遗存与墓葬为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索，通过“物”“区域”“整体”“比较”四个研究视角，揭示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基础、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样貌、秦汉时期的统一融合，突出了沟通交流之于区域文明产生发展的意义。

施劲松，199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学。

导论 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建构

一、学术简史

二、研究对象、视角与目的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背景与基础

第一节 桂圆桥与宝墩文化

一、桂圆桥遗址

二、宝墩文化的发现

三、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的终结

一、关于“三星堆文化”

二、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

三、新石器时代最后的遗存

第三节 成都平原与域外的沟通

一、西北的源头

二、东方的影响

第二章 青铜时代的三星堆

第一节 三星堆遗址

一、三星堆城址

二、城内遗存

第二节 1、2号祭祀器物坑

一、既有的研究

二、方法检视

三、1号坑和2号坑的比较

四、1号坑的内涵

五、2号坑的内涵

六、对1、2号坑的再解释

第三节 沱江上游与成都地区的遗址

第三章 青铜时代的金沙

第一节 金沙遗址

一、遗址概貌

二、祭祀遗存

三、其他遗存

四、都邑形态与年代

第二节 十二桥遗址

……

第四章 三星堆-金沙时期的文化、社会与早期国家

第五章 东周秦汉时期的变革与融合

结语 考古学建构历史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我对成都平原出土考古材料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分别写作了船棺葬和南方青铜器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10多年来，我有计划地对这个区域青铜时代及更早的考古材料进行专题研究，包括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房址、墓葬、祭祀遗存、青铜器，以及由考古材料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与社会样貌。2020年春因防控新冠疫情居家办公，我整合了此前完成的个案研究，将已有的认识体系化。

　　当我完成文字稿开始制作插图时，得知在三星堆遗址继3号坑后又发现了4-8号坑的消息，发掘虽然尚未开始，但可以预计将有惊世的发现。在刚完成的书稿中，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1号和2号坑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获悉新发现后，我必须决定是等待新材料还是按计划出版。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后者。

　　在本书中，我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主要基于1号和2号坑的出土材料。我的基本判断是两群遗物或有早晚，但两个坑同时。我将两个坑看似纷繁复杂的遗物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多用来表现崇拜或祭祀的对象，如1号坑的金杖，2号坑的铜树、太阳形器、眼形器、鸟和公鸡等；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和“神坛”上的立人像可知，大量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的人像都可归属此类；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2号坑中高达4米的神树是器物群的核心，可能表现太阳的升降。据铜树上的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可能也象征太阳，同时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这些遗物表明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产品被社会上层集体而非个人占有，用于宗教活动，以此达到强化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