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政，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原任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等。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教材编委会副主任等。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马克思主义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等20余部著作。获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等。
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写作动因 1
一、马克思对蒲鲁东早期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评价 2
二、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出版 10
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及其意义 15
第二章 马克思“有决定意义的论点”首次阐释 20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的历史观” 21
二、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总体评价 25
三、对现代社会制度关系本质的分析 31
四、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 34
五、蒲鲁东政治学说的根本谬误 37
第三章 对蒲鲁东“综合价值论”批判 40
一、对蒲鲁东综合价值论批判的基本立场 41
二、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观点的批判 44
三、对“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观点的批判 47
四、对“价值比例规律的运用”观点的批判 53
第四章 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批判 58
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初探索 58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63
三、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评价 68
四、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 72
五、李嘉图理论的经济思想史意义 75
第五章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79
一、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本质规定 80
二、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特征 85
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关系 88
四、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与流派 91
第六章 社会经济“进化”的历史与逻辑 97
一、蒲鲁东关于“经济进化”及其“时期”划分的谬误 98
二、关于“分工和机器”理论的批判 102
三、关于“竞争和垄断”理论的批判 107
四、对“所有制或租”理论的批判 110
第七章 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阐释 117
一、综合价值论是工资理论的“陷阱” 117
二、工人罢工、劳动阶级“同盟”与经济斗争 120
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127
四、《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 129
第八章 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再批判 135
一、19世纪50年代初对蒲鲁东政治思想的批判 135
二、19世纪50年代末对蒲鲁东经济思想再批判 140
三、第一国际期间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 146
四、对蒲鲁东的“盖棺论定” 151
第九章 恩格斯对《哲学的贫困》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坚守 159
一、《哲学的贫困》写作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契合 160
二、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批判分析 165
三、19世纪60年代后恩格斯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 170
四、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中的理论贡献 174
第十章 《哲学的贫困》在中国的传播和当代意义 180
一、《哲学的贫困》在中国的传播 181
二、《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当代新发展 187
三、《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194
四、《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当代呈现 200
目录
第一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1
一、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 1
二、经验批判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流派 4
三、揭露马赫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9
四、批判哲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基础 16
五、学习列宁批判哲学修正主义的新时代意义 23
第二章 批判马赫的“感觉第一性”，坚持“物质第一性” 26
一、批判马赫主义者“感觉第一”的错误思想 26
二、马赫主义与科学事实的尖锐对立及其荒谬辩护 44
三、哲学认识论上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 58
第三章 坚持客观真理论，阐释认识真理的辩证法 67
一、科学理解“自在之物”及其转化 67
二、认识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过程 73
三、批判主观真理论，坚持客观真理.78
第四章 深刻阐发物质观思想、批判“思维经济原则” 108
一、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的“纯粹经验”的批判 109
二、物质观思想的新阐发 114
三、批判“思维经济原则”，阐发认识的根本性方法论原则 129
四、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思想的进一步深刻阐发 138
第五章 深刻批判“物理学唯心主义”，科学阐释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意义 158
一、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基本特征 158
二、列宁对“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 170
三、“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意义 196
四、当代科学发现与哲学物质观 203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与发展性特点 210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铜 210
二、列宁的哲学发展创新方法论特点 219
三、坚持守正创新，反对否正造新 226 目录
第一章 《起源》的写作背景和目的 1
一、完成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 1
二、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4
三、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问题上的谬论 7
四、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政党 10
五、实现恩格斯本人的夙愿 15
第二章 《起源》的思想资源和创作历程 19
一、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 19
二、《起源》的创作历程 24
三、《起源》的文本结构 28
第三章 “两种生产”的理论创新 30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脉络 30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 34
三、“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38
第四章 史前各文化阶段：物质资料生产的维度 47
一、史前文化阶段的划分 47
二、蒙昧时代 49
三、野蛮时代 51
第五章 家庭：人自身生产的维度 56
一、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杂乱性关系 56
二、家庭形式的发展演变 59
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形式的预测 72
第六章 氏族：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结合的维度 80
一、易洛魁人的氏族 80
二、希腊人的氏族 90
三、雅典国家的产生 95
四、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101
五、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107
六、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112
第七章 国家：“两种生产”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119
一、氏族制度解体的一般经济条件 119
二、国家的起源、特征和本质 132
三、文明时代将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 139
第八章 《起源》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146
一、《起源》与新时代“两种生产” 147
二、《起源》与“两个必然” 154
三、《起源》与“两个毫不动摇” 159
四、《起源》与“两个维护” 163 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1
一、《反杜林论》的写作背景 1
二、《反杜林论》的篇章结构 6
三、《反杜林论》的重大价值 23
哲学编精学导读
第二章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33
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统一观 33
二、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 36
三、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 41
四、辩证唯物主义生命观 44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50
一、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50
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52
三、数学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 53
四、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 55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平等观、自由观 59
一、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 59
二、历史唯物主义平等观 62
三、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观 70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规律的系统阐释 76
一、事物发展的矛盾规律 76
二、质量互变规律 79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 81
政治经济学编精学导读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阐释 88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88
二、暴力论批判 94
三、劳动价值论阐释 105
四、剩余价值论阐释 114
五、经济思想史的科学评价 124
社会主义编精学导读
第七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阐释 132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经济根源 132
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37
三、对反动社会主义的批判 146
第八章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当代启示 158
一、西方“马克思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主要观点 159
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澄明 164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在一致性的当代启示 173 导言
第一章 完整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革命论的经典——《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
二、马克思对社会政治革命及无产阶级独立革命性质和特点的阐明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革命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
第二章 巴黎公社创建和《法兰西内战》理论丰碑
一、巴黎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
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第三章 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理论提升
一、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
二、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初步思考和设想
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和组建同盟军的深入论证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两部著作思想的忠实遵循和创新发展
一、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四、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
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第一章 俄国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一、以“怎么办？”作为书名的缘由
二、俄国工人运动发轫并艰难前行
三、民粹主义运动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四、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第二章 《怎么办？》的写作与主要内容
一、理论准备与写作过程
二、“序言”阐明写作目的
三、彻底粉碎经济主义的迫切性
四、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曲折发展过程
五、创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奠基之作
一、丰富了“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内涵
二、阶级政治意识灌输论
三、强调理论斗争的重要性
四、主动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五、主张创办全俄政治报
第四章 批判经济主义错误思想
一、俄国的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
二、“批评自由”的口号是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具象性表达
三、工联主义是经济主义的自发阶级意识
四、经济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第五章 创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
一、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权
二、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三、建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四、建立强有力的专门的革命家组织
第六章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贡献
一、从否定到肯定：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重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二、“破”与“立”相结合：形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从理想到现实：十月革命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的最关键一环
四、从独霸天下到分庭抗礼：世界意识形态格局的新纪元
五、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
第七章 《怎么办？》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在中国的主要版本与传播情况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影响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影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影响
第八章 《怎么办？》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一、新时代仍然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三、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
四、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五、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目录
第一章 时代的理论呼唤 1
一、时代的变化 1
二、理论的纷争 9
三、孤帆的约请 18
第二章 经典的“通俗论述” 20
一、长久的理论关注 20
二、在苏黎世的集中研究 24
三、出版过程中的波折 27
四、“通俗的论述”与严谨的逻辑 31
五、值得重视的两个序言 36
第三章 经济实质的深刻揭示 41
一、垄断形成的必然性 41
二、垄断组织的形式 45
三、垄断形成的影响 50
第四章 基本特征的多维展开 57
一、在金融资本基础上形成的金融寡头 58
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资本输出 69
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 75
四、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80
第五章 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 88
一、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 88
二、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100
第六章 关于“批评”的批评 112
一、霍布森的基本立场 113
二、考茨基的理论错误 117
第七章 科学理论的重大影响 124
一、《资本论》发展的新篇章 124
二、广泛传播的经典著作 135
三、经久不衰的“干部必读” 138
第八章 经典论述的时代魅力 143
一、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指导 143
二、回应各种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参考 151
三、揭示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重大启示 161 目录
第一章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背景及文本概况 1
一、社会历史背景 3
二、理论来源 5
三、马克思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4
四、文本概况 16
五、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手稿》 38
第二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自然观 42
一、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 43
二、自然界的来源和存在方式 47
三、自然与人及其历史 49
四、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 52
第三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践观 56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科学内涵的初次表述 57
二、实践的基本特征 60
三、实践活动的主客体及中介 62
四、实践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 63
五、劳动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及自然的“人化” 66
六、实践与人、人类历史、人类解放 68
第四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 73
一、人是类存在物 74
二、人是对象性存在物 76
三、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78
四、人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 80
五、劳动使人超越动物 81
六、人的鲜明特征 84
七、人的存在方式 88
八、人的本质 91
第五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 97
一、异化劳动的前提、原因 97
二、异化劳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100
三、异化劳动的后果 103
四、异化劳动的历史形态 104
五、异化劳动的是非功过 106
六、消灭异化劳动进而实现劳动者和全人类的解放的条件 109
第六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观 111
一、“生产”“劳动”“实践”概念的形成 111
二、劳动史观的初次确立 117
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立场的鲜明展露 121
四、《手稿》历史观的出发点、逻辑结构及理论实质 127
第七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资本主义观 133
一、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 133
二、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 138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生产目的 146
四、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人际关系及精神世界 148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趋势、历史命运及是非功过 151
第八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未来社会观 155
一、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和历史联系 156
二、新社会何以生成，如何生成 160
三、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揭示 164
四、对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169
第九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学术价值与当代启示 177
一、如何正确界定《手稿》的学术价值、学术地位：若干方法论原则 178
二、《手稿》的重大学术价值及学术地位 183
三、当代世界的特点及《手稿》的现实意义 198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手稿》的启示 204
后记 209 目录
第一章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
一、国际环境：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1
二、基本精神：以苏为鉴，探索我们自己的路9
三、形成过程：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17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成果28
一、基本方针：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28
二、主要内容：处理好“十大关系”36
三、历史地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历史起点45
第三章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首先要处理好三大关系57
一、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57
二、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69
三、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79
第四章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88
一、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89
二、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95
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02
《论十大关系》精学导读
第五章十大关系中的另外五个关系113
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113
二、党和非党的关系119
三、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124
四、是非关系130
五、中国和外国的关系135
第六章《论十大关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当代价值14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论十大关系》141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论
十大关系》153
三、《论十大关系》的启示意义和当代价值165 目录
第一章 为延安整风而作 1
一、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 1
二、割掉“小资产阶级尾巴” 9
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16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22
一、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23
二、“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29
三、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34
第三章 实事求是新解 41
一、实事求是的由来 42
二、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 49
三、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57
第四章 反对主观主义 63
一、教条主义害死人 65
二、经验主义要不得 71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75
第五章 反对宗派主义 81
一、反对对内的宗派主义 83
二、反对对外的宗派主义 88
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93
第六章 反对党八股 99
一、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100
二、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 105
三、“洋八股”必须废止 111
第七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16
一、党内斗争是党内是非问题 117
二、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 121
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126
第八章 理论价值、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134
一、反对教条主义的经典之作 135
二、党内思想教育的经典范例 139
三、新时代党的建设必读文献 146 目录
第一章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完全胜利1
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1
二、国民党政府对曰妥协退让10
三、共产党人高举抗曰救国旗帜14
四、民族存亡时刻的“政治军事近视眼”22
五、对十个月全面抗战的理论思考27
第二章抗日战争制胜的军事战略方针30
一、必须确立认识中日战争力量的科学方法论30
二、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40
三、抗日战争制胜的战略方针只能是持久战51
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必将经过三个阶段54
五、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61
第三章抗日战争制胜的战场作战方针66
一、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66
二、准确把握战争的军事目的69
三、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的战场作战方针71
四、抗曰战争战场作战方针的基本要求75
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及其关系83
六、消耗战与歼灭战的辩证关系89
第四章抗日战争制胜的政治总方针96
一、抗曰战争的政治目的96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102
三、政治动员是抗日战争的头等要事105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政治保证113
五、为永久和平而战117
六、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121
第五章《论持久战》的巨大历史贡献128
一、四大预见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方向129
二、为抗日战争胜利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136
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142
四、扭转国民党抗战指导的“*高战略方针”146
五、提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必胜信心的宏韬伟略152
第六章《论持久战》的理论贡献155
一、正确认识敌我战争力量的科学方法论155
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规律及其战略战术论162
三、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辩证统一的光辉典范178
第七章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源泉184
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84
二、战争风险依然存在187
三、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191
四、打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久战200
第一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写作动因
《哲学的贫困》书名的全称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而撰写的。
《哲学的贫困》出版1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哲学的贫困》出版10年后，马克思开始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出版20年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马克思自己的评价是：《哲学的贫困》包含了“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它与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 。《哲学的贫困》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哲学的贫困》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无论是在科学内涵还是在科学精神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对蒲鲁东早期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评价
皮埃尔 约瑟夫 蒲鲁东（1809—1865）出生于法国边远省份的一个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家庭。12岁时，就开始独立谋生，当过旅馆雇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在中学有过短暂的学习经历，但初中没有毕业就被迫辍学。蒲鲁东勤奋自学，在劳动之余，阅读了他能找到的各种书籍，特别是关于神学、语言学及哲学和经济学的大量著述。1831年，蒲鲁东离开故乡，游历于法国各地，使他对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有着更多的感性认识。
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社会处在重要的变革时期。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尽管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小手工业生产还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中，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濒临破产，雇佣工人数量迅速增长，破产的农民和雇佣工人都处在极度贫困和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之中。1825年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席卷欧洲，法国同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兴起。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接连爆发两次工人起义，震撼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同时，法国小生产者的大量存在，使得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日渐活跃，在法国思想政治领域占据重要一席，对法国工人运动更是发生着重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小私有制的立场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维护小私有制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蒲鲁东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氛围中形成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和思想的。
1837年，蒲鲁东28岁时撰写了《普通语法论》的小册子；1840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什么是财产？》（中文也译作《什么是所有权？》）；1843年，出版了名为《论人类秩序的建立》的哲学著作。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命题，宣扬了当时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1843年10月和11月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认为：“这本书用丰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即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在一本书中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1844年，马克思居住在巴黎，同蒲鲁东开始有交往；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同蒲鲁东还有往来。马克思一开始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的某些观点也是抱有好感的。他在1844年底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曾经提到：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蒲鲁东始终不同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1865年1月15日，蒲鲁东去世。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撰文对蒲鲁东作出“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在回忆起1844年间与蒲鲁东交往的情形时，马克思提到：“《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
在对《什么是财产？》的表达形式和思想实质评价时，马克思指出，首先，“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 。但同时，在这一“风格”中仍然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 。在《什么是财产？》中，蒲鲁东尽管向当时政治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提出挑战，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作出毁灭性的评论和辛辣的讽刺，也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深刻而真实的激愤和革命的真诚，但是，“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 。
其次，在思想实质上，马克思认为：“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在标题上就表现出思想理论上“非常错误”的地方，因为“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 。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
马克思谈到，在1844年间，他同蒲鲁东“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 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马克思这时已经在“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以实现哲学世界观的伟大变革；而蒲鲁东还在受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同黑格尔主义中的合理思想继续背道而驰。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在思想上的分歧，已经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通讯委员会能使“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信联系，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论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当时，活跃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德国的W.沃尔弗、J.魏德迈，英国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K.沙佩尔、H.鲍威尔、J.莫尔，英国宪章派左翼领导人G.J.哈尼，比利时的P.日果等，都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邀请积极参与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第一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书同《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一样，是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必读的著作。
一、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列宁在1908年2月到10月写的。列宁于1908年2月在日内瓦开始写这本著作，同年5月从日内瓦到达伦敦，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深入研究了大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文献，1909年5月该手稿按秘密地址转到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列宁写这本著作主要是为了在俄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批驳那些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马赫主义者，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前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因此，这是一本与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同时又深刻阐发、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哲学著作。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警察制度，疯狂地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种反动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十分猖獗，大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苦役牢房、大狱和流放所遍布全国，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当时一般人把绞架叫作“斯托雷平的领带”。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同路人”陷入悲观和动摇，趋于瓦解和腐化，甚至有人背叛革命。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受到了这种颓废和忧虑怀疑心理的影响，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稳过，其中就有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一类的著作家。当时，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成为一种文化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成为一种时髦。
经验批判主义是由奧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和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创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这种哲学是实证论的变种。它在批判地研究经验的幌子下阉割经验中所包含的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标榜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的哲学。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把经验批判主义奉为至宝，利用它向辩证唯物主义展开进攻。特别是波格丹诺夫等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企图用马赫主义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既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反对与批评和普通的批评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反对和批评不是公开诚实的，而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下，用暖昧和骗人的手段进行。他们说，我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想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一下。然而他们要修正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想要极力摧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虚伪的批评非常危险，它会欺骗党内的那些不擅长理论思维的革命工作者。为此，摆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对于这些背叛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和坚决驳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还原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澄清理论是非，统一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同志。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进行坚决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果，先后创立了电子论、发现了伦琴射线、贝可勒尔射线和放射性元素镭等。这些新发现使人类的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打破了传统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和特性的旧观念，缩小了经典物理学某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动摇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观，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新的科学论据。可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歪曲这些新发现的哲学意义，利用它来宣扬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攻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某些科学家也从这些新发现中得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结论，他们否定客观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否定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否定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面对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和唯心主义哲学对这些新发现的歪曲性解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进行新的哲学概括，必须澄清唯心主义者所制造的思想混乱，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为了批判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揭露哲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哲学上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列宁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以回击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并在这一过程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我们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一部重要文献。
二、经验批判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流派
经验批判主义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的一种哲学唯心主义思潮和流派。
首先，经验批判主义，也称为马赫主义，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种国际化的哲学流派。这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和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马赫是奧地利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在物理学上有一定造诣，在哲学方面也有深入思考，其哲学思想反映了当时出现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现象，并形成了广泛影响，其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是《感觉的分析》《认识与谬误》。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也自称是批判的经验主义者，曾写过《纯粹经验批判》一书。这两个人的哲学思想的共同特点是否认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从所谓的纯粹经验本身讨论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马赫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都有一定影响，所以这种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流派也叫马赫主义。由于马赫主义哲学流派的学术特点是对经验进行批判，批判的结果否定了经验产生的物质前提，所以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列宁为了揭示和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实质，故而将书名确定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彰显这本著作的论战性质。列宁在书中也明确指出：“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是为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而写的，而且是为了从哲学上总结当时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而写的。列宁在1920年的第二版序言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果，如电子论的建立、伦琴射线、贝可勒尔射线及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等，使人类的认识从宏观领域进入到微观领域。这是物理学领域中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自然科学前提。“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②列宁正是在“处理”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正如列宁当时谦逊地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是“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③。
列宁写作这本著作的历史环境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俄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1905年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整个俄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全面反动时期，沙皇政府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镇压。这个时期被称为沙皇统治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当时的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制定了血腥的镇压政策。宪兵和特务到处袭击工人组织，摧毁工人政党。苦役牢房、监狱和流放所里关满了革命者；资本家则依仗沙皇的剌刀，用降低工资、开“黑名单”、开除等高压手段残酷地迫害工人。沙皇政府还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怂恿富农掠夺农民土地，致使100万以上的贫苦农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 第一章《起源》的写作背景和目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武器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走过的历程，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氏族和部落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揭示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从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本质特征，指出了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通过这样的研究，恩格斯力图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不仅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而且对人类古代社会这个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同样适用的。此外，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必然趋势。
一、完成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
恩格斯撰写《起源》的直接动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即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完成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即利用人类史前史研究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更加全面和深刻地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19世纪70年代，一方面，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经济和革命的双重危机，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并且加强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占领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一些带有公社土地所有制痕迹的东方古老国家进入了一些先进分子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视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认识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结构？这是一个放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和讲明白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作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而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时代。马克思晚年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欧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种古老社会形态，就是为了科学回答这个时代课题而进行的准备。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加紧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马克思在这些读书笔记中对有关古代社会的著作进行了精心的摘录和处理，并且写下了许多批注和评语。这些读书笔记的主题，就是通过对这些古老关系的历史考察，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制定一部完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做准备。
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问世的一批研究人类史前时期的学术著作中，马克思特别重视美国学者路易斯 亨 摩尔根在1877年刊行的《古代社会》一书。摩尔根通过长期的和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存在着一个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这一社会以氏族作为基本的单位。《古代社会》阐述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而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摩尔根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马克思十分重视摩尔根的科学发现，他详细摘录了《古代社会》中的重要篇章，并且对原书的结构进行了改造。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集中了摩尔根著作的精华，使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论述内容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恩格斯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是马克思还没有写出系统性的著作时就逝世了。1884年初，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物时，发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恩格斯详尽和透彻地研究了这个摘要，决定根据马克思的这个遗愿，写出一部专门的著作。这时，恩格斯正在编辑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他当机立断，暂时放下这个工作，集中精力先完成这部专门的著作。从1884年约3月底4月初到5月底，恩格斯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写出了《起源》一书。在《起源》中，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在摘要中所体现的基本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了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发展历史，科学地证明了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列宁说：“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
二、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不能只研究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还要研究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占据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统治地位。这种历史观不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中去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从人的观念出发来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用迷信、人性等主观因素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在唯心史观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永恒的和绝对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不是一种过渡的和暂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学者宣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社会范畴是亘古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以此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了还原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来面目，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提供理论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把探索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客观规律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早在19世纪40年代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次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经典表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历史性质，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尽管《资本论》等著作使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得到了科学的验证，但是由于此前研究原始社会的材料极其缺乏，人们对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因此，唯物史观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历史中还处于假设状态。如果缺少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唯物史观就不可能全面覆盖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而这一点就很自然地被资产阶级学者加以利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辩护。他们否认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会形态，企图用所谓的“文明史”来代替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把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些现象看作人类社会永恒的和普遍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加紧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以便说明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再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
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路易斯 亨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为原始社会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摩尔根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原始氏族社会的所有制决定了这个社会本身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于是，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原生形态”终于被发现了。这为验证和完善唯物史观、论证私有制社会是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事实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被马克思发现，就立即引起了他的重视。他在仔细研读《古代社会》一书的基础上，于1880年至1881年期间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批注，形成《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写一部系统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国家学说的著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摘要为基础，结合自己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反杜林论》（全称《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恩格斯在同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根 杜林的论战过程中撰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初以论文形式发表在1877年1月3日至1878年7月7日的德国《前进报》上，1878年7月汇编后以《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名在莱比锡发行单行本。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 倍倍尔的信中，开始称该著作为《反杜林论》。该书中译本*初由吴黎平翻译，1930年11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上册。《反杜林论》中文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第二版第26卷。
一、《反杜林论》的写作背景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 ，而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两种理论、两种思想路线斗争的产物。
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洲资产阶级在残酷镇压法国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后，在继续采取暴力反动统治的同时，加紧向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渗透，在工人阶级内部培育、扶植机会主义派别及其代理人，企图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之后，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德国也逐渐取代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政党实现统一，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一方面积极支持俾斯麦政府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散播各种庸俗经济学和折中主义，在国内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企图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实现统一之后，受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各种机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流行起来，其中尤其以欧根 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具代表性。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之后，杜林就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且于1867年12月发表《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文章，对《资本论》第1卷中的价值理论和辩证法思想进行“批判”。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到了19世纪70年代，杜林改头换面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且自诩为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先后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第1版、1874年第2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杜林以激进的言辞抨击当时德国的现实社会，积极贩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一时间蒙骗了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人。党内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施坦、莫斯特、恩斯、弗里切等人吹捧杜林的这些书是“划时代的著作”，并且采取阴谋手段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发表他们鼓吹杜林的文章，企图把杜林的错误理论散布到工人群众中去。这些人还与杜林相互勾结，形成一个机会主义的宗派小集团，进行分裂党的组织、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不仅如此，杜林对资本主义不痛不痒的“批评”和对共产主义的虚伪“称赞”，甚至骗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导人奥 倍倍尔等人的信任和支持，党的刊物也转载杜林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从而给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造成严重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工人阶级政党思想上、组织上的集中统一，驳斥和清算杜林的各种错误观点，避免杜林的错误观点影响和歪曲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使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凝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旗帜下，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876年5月，恩格斯决定暂时放下《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着手来啃杜林这只“又酸又大的果子”。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表示要彻底批判杜林和杜林主义，全面彻底地清算和批判杜林的错误观点。《反杜林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合作的结晶，全书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主要由恩格斯写作完成的，全书原稿恩格斯念给马克思听过，其中政治经济学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由马克思亲自撰写。著作出版之后，马克思高度赞扬《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指出“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
要全面深入把握《反杜林论》的写作背景，还需要全面了解《反杜林论》的批判对象杜林及其思想。卡尔 欧根 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33年1月12日—1921年9月21日），是德国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于1833年1月12日出生在柏林一个官吏家庭，1853年至1856年间在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到柏林高级法院做见习法官、见习律师，后因眼疾不能正常工作而退出法律界。1863年至1877年，杜林担任柏林大学讲师。1877年因反政府立场被解除柏林大学教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之后，杜林在报刊上发表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1871—1875年期间，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相继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和《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著作，系统鼓吹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庸俗经济学和反动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鼓吹自己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领域都实现了所谓的“全面变革”。
杜林在哲学上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和折中主义，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在论杂糅；在经济学上，鼓吹庸俗政治经济学，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社会主义理论上，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实行平均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杜林的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产生了恶劣影响。十月革命后，杜林敌视苏维埃政权，攻击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国家。1921年9月21日，杜林在德国的诺瓦维斯去世。
为了回击德国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 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对马克思思想的进攻，消除杜林错误学说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影响，并且在批判杜林错误学说的过程中完整而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体系，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写成了《反杜林论》。
二、《反杜林论》的篇章结构
《反杜林论》包括三个版本的序言、引论和正文三编（即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和第三编“社会主义”）。
1.三版序言的基本内容
恩格斯为《反杜林论》共写了三个版本的序言，在三个版本的序言中，他说明了《反杜林论》的写作原因、经过、目的、意义，全书涉及的领域、基本内容、写作风格，该书出版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影响的情况，以及新版对个别章节的修改情况。
（1）第一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1878年6月11日写于英国伦敦，是为了《反杜林论》单行本的出版而写的。该版序言主要说明《反杜林论》的写作原因、经过和写作风格，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反杜林论》的写作原因。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绝不是“内心冲动”的结果，而是出于当时国际无产阶级斗争 1．社会政治革命的一般性质和鲜明特点
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新、旧社会形态实现更替的决定性手段。社会革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其实质就是先进阶级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提到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社会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但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是绝不会主动让出统治地位和国家政权的，而且为对付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总是首先把刺刀握在手中。此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或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用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实现社会的革命改造。其次，革命使社会备阶级都得到迅猛发展。革命时期是社会备阶级的利益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时期，在革命进程中，每一个社会阶级都会活跃起来，把革命当作自己发挥能动性的舞台，“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革命时期的社会阶级斗争最为激烈，把以前未能成熟和未能解决的问题充分集中起来、暴露出来，并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或重新组合，从而使社会各阶级都得到迅猛发展。马克思指出：“斗争随时都迫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随时都使战胜者变为被战胜者，被战胜者变为战胜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动荡的痛苦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戏剧性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不能不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再次，革命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改造，成为建设新社会的基础。在革命中，革命阶级和尚未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力量的阶级，看清了反动的统治阶级的罪恶嘴脸，觉悟起来、成熟起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革命对无产阶级成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其先进的思想对当时落后守旧的农民阶级革命化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秩序党的花言巧语虽然“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的渴望”，但是革命现实却不是这样，“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马克思认为，正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使“革命农民化了，即农民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最后，革命是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能够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是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集中表现和根本解决，正是通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与当时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随之构建起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而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阻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坚决反对革命是对生产力发展没有促进作用只有破坏作用的错误观点。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论对上述第一个命题“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平等的”和第二个命题“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理论论证。资产阶级通过政治自由主义、资本拜物教、消费文化主义等建立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牢笼”，让无产阶级“欣然”接受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的合法性认同，而化消极“被动”为主动适应资产阶级的法条准则。因此，彻底揭露资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至关重要。哈贝马斯指出：“只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掩盖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主动的适应同被动的适应之间的不协调状态就不会被人们所意识。只有随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不协调状态才能成为公众的意识。”①因此，以彻底的理论揭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公平”意识形态的荒唐与虚伪是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重要前提，才能让无产阶级认识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合法性。对此，马克思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揭露。
首先，从人本主义异化到经济异化，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平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剥削本质，有力地打断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条响尾蛇的“七寸”，这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异化论仅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道德价值批判的无力性的超越。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空想社会主义家们的付出与努力。在促使力量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是”构成了重要的意识促动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至善至美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对社会治理的完美性不断改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人民历史自觉的智慧彰显。在不同的时代和文明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盼望和设想，对社会生存境遇的超越。政治正义是人类不断寻求自我解放的一种价值主张，自柏拉图发表《理想国》以降，追求人类至善至美的社会秩序成为人们改变和推动政治革命的内在动力。针对早期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赤裸裸地掠夺和剥削激起了无产者们的反抗和斗争，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应当被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文明所代替。实际上，列宁对人民这种“乌托邦”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情感十分重视，提出了关于乌托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问题。他指出任何反对压迫的诉求，都是社会革命民主的体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应该是”的乌托邦并不是置于现实之外的虚无，而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关照，它本身就描述了现实的未完满性，正是这种现实的欠缺，促动人们对现实的怀疑、揭露和否定。空想社会主义家们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辛辣批判，包含许多击中要害的见解。这些“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源于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无偿劳动的剥削，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等价交换”的工资平等的“不平等性”。它让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坚实观念——产生了认同危机。同时，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事实，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遵循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感和道德意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超越了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用头立地”的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批判武器”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
其次，马克思认为，不仅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可以改变的，并且“两个不可避免”是历史趋势。1848年2月24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马克思执笔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它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是市场经济“二律背反”的局限性所在。 第一章 时代的理论呼唤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⑧。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如何深刻认识帝国主义本质、正确揭示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制定适合时代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问题。列宁广泛地占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批判地吸收当时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和根源，全面阐述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和历史地位，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
一、时代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革命者只有正确认识所处时代的特征，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那么，如何判别时代的特征呢？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⑨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规定着时代的性质和特征，并*终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
1. 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发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在19世纪的*后30年间，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电力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开采、化工工业、汽车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纷纷涌现。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引起工业生产部门在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如果说过去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话，那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则是冶金工业、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并很快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这种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大体而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法国，由于对新兴技术的应用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较慢；而美国、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新技术发展本国的工业方面捷足先登、成效显著。
科学技术在推进欧美国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随着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少数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比如，在1904年的美国，占企业总数 23.6%的大企业，其工人数量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0.6%；到1909年，占企业总数25.9%的大企业，其工人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75.6%。⑩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现象。垄断组织在早前虽已出现，但只是个别现象。此后，1873年、1900年连续爆发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加快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化过程。资料表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已经先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发展。其中，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自从1879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第一个托拉斯组织后，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1901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垄断了全国钢产量的65%，成为美国第一家10亿美元公司。垄断不仅席卷整个工业，而且也席卷了银行资本领域。银行垄断资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总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2. 世界大战的阴霾
各国垄断资本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以维持高额垄断利润，总是力图对外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有利的投资场所。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的争夺。比如，英国用暴力攫取了450万平方英里土地，法国夺取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夺取了100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夺取了90万平方英里，俄国夺取了50万平方英里，美国夺取了12.5万平方英里。11到19世纪末，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不仅那些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的领土被抢占了，就连那些将来可能具有这种意义的领土也被抢先占领了。
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号称“世界工厂”“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自19世纪末开始逐渐丧失其工业垄断地位。恩格斯在1892年写道，英国“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到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在煤炭、钢铁、机器等工业领域的传统优势逐渐丧失，主要工业品产量逐渐被美国超过。1870年至 1913年，从各国工业增长速度来看，美国增长8.1倍，德国增长4.6倍，法国增长1.9倍，英国增长1.3倍。就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占比而言，美国从23%上升至38%，德国从13%上升至16%，英国从32%下降至14%，法国从10%下降至6%。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使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起来。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必然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要求。其中，德国就极力推行旨在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世界政策”。德国外交大臣伯 毕洛夫1897年在国会中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德国等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政策严重威胁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双方冲突不断发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以英、法、俄为一方和以德、意、奥匈帝国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彼此怒目对峙，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列宁曾经评价说：“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15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 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点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战争时期。正如列宁所说，“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能够*（比较地说）平静地、平稳地发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变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个时代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现象与其说是‘永无终结的恐怖’，不如说是‘以恐怖而终结’”。
3. 第二国际的破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国家持续的扩军备战和经济危机，导致物价飞涨、工人大量失业、生活条件恶化，激起了各国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罢工和反战游行示威。1910年3月6日，
一、社会历史背景
《手稿》是马克思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作的？这是我们阅读《手稿》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问题。要解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对这里所谈的“背景”作一番分析。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背景”大致可作这样的解释：“背景”即与特定事物（譬如某一实物、某一事件、某一行动、某一理论、某一著作）的形成、发展、演变、衰亡相关的环境、历史因素的统称。这些环境、历史因素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或从正面促进，或从反面刺激，共同促成了该事物的形成、发展、演变、衰亡。此处谈的“环境、历史因素”（这里的“环境”是广义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思想环境）所涉较广，不仅包括与事物形成、发展、演变、衰亡相关的环境、时代等现实的因素，还包括历史（这里的“历史”也是广义的历史，既包括客观的历史，也包括思想史）因素，譬如先前的或当前的客观历史或（作为理论来源的）前人的思想理论等；不仅包括物质要素，还包括精神要素（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启发、他人的研究成果、学术资料等）。
与（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的）马克思《手稿》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特指促使马克思写作《手稿》、不同程度上促成了《手稿》思想观点之形成，或至少与《手稿》的写作、思想倾向的形成有一定关联性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主要包括：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封建制生产方式逐渐解体和没落，资本主义兴起并成为占据西欧主流地位的生产方式；作为私有财产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封建时代难以比拟的物质文明成就；资本主义在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开始暴露出初期难以暴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缺陷，譬如生产过度扩大造成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罪恶充分暴露出来，最为突出的就是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工人低于人类正常生存标准的极度恶劣的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迫于生存压力及资本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工人被迫接受最低廉的工资，被迫从事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的“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敌对关系更加突出，人与人之间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相互算计成了人际关系的常态；资本主义鼓励和刺激人们的贪欲，使社会成员拜金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对财富的贪欲成了人性的显著特点，财富、货币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人们狂热地追求、崇拜货币，精神生活高度片面化、畸形化，发财致富成了他们生活的第一目标甚至唯一目标，高雅志趣严重缺失。可以说，在马克思写作《手稿》前现实地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物质文明的表面繁荣与其他领域的严重缺陷并存），特别是其显著的弊病（物质文明、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开始暴露的危机，以及阶级关系、人际关系、精神世界的严重缺陷），构成了他写作《手稿》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恰如其分地说，《手稿》是一部典型的反思资本主义“是非功过”的理论作品。离开作为反思、批判、超越对象的现实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特点，《手稿》的写作就失去了现实的背景，《手稿》的反思、批判就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这是不难想象的。
除此之外，对《手稿》的写作而言，还存在着其他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值得重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欧洲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及其阶级意识的增强，工人运动的逐渐兴起。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益及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日渐强烈，工人运动的逐渐兴起正是工人解放意识增强的结果。在马克思写作《手稿》前，工人阶级的内部交往和联合斗争已初步开展起来，并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斗争”的范畴，具有了政治斗争的色彩，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二、理论来源
严格来说，“理论来源”（通常是前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观点，其实也包括作者之前的相关思想观点）也构成了马克思写作《手稿》的一个重要背景，这里的“背景”是作为思想要素的背景，也可称之为“思想背景”。马克思为什么能写成《手稿》？《手稿》的深刻观点是怎么形成的？是否受益于前人或自己的思想成果？《手稿》与前人及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考察、研究马克思的《手稿》必然要追问的问题。
《手稿》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所形成的思想成果确实离不开该著作所处时代的特点，得益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渐趋成熟及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除此之外，该著作还直接受益于前人提供的思想启发。这是很好理解的。前人的思想启发对《手稿》探索相关问题极具价值，是重要的学术资源。《手稿》正是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沿着前人先前的足迹继续前行，试图更好地解决前人以往遗留的问题，将问题的探索推进到新阶段。马克思在写作《手稿》前已取得的思想成果也为其从事新的理论探索、完成《手稿》、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简明地说，只有受益于前人的成果及自己先前的探索，马克思才可能完成《手稿》，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首先谈谈前人对马克思完成《手稿》所起的积极作用。《手稿》继承、借鉴的来自前人的思想资源具有多样性。众所周知，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这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讲话发表于1956年，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际、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是在毛泽东为党的八大召开做大量系统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回应和解决的课题是在“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情况下，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一九五三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一、国际环境：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①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使中国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可能，这样一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便提到议程上来。
1.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对于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要想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为重要。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都曾强调过这一点，“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②；“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③。但是和平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乞求来的，而是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得相对和平的环境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有几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一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战后，以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国际关系进入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还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进而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面对美国的严重挑衅和武装入侵威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历时两年多，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迫使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方面粉碎了侵略者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图谋，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这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奠定了我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日内瓦会议。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朝鲜问题并未解决。1954年2月，在苏联的推动下，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部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中、苏、美、英、法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国家派代表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还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4月，根据柏林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交部部长参加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朝鲜问题，由于美国代表团的破坏，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努力赢得了不少国家代表的称赞。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会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后宣言》，印度支那问题*终和平解决。日内瓦会议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増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也使我国以鲜明和独立的外交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三是万隆会议。为了发展同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近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4月，中国和印度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位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6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緬甸，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立场，并把原先的“平等互惠”改成了“平等互利”。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占世界面积近1/4和世界人口约2/3的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共计340名代表出席的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4月19日全体会议和4月23日政治委员会议的发言中再次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①便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周恩来还强调亚非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基础上，需要就原则问题达成协议，这一主张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推动了29个与会国和地区达成基本的一致，*终形成在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原则的基础上引申和发展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中国也开始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处理与邻国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争取世界和平的独立政治力量逐渐崛起。万隆会议后，中国的周边环境大为改善，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不断増强。
2.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虽然总体上说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冷战”格局并没有改变，但国际局势整体上趋于缓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努力，改善了自身的国际环境。由此，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和国情作出了新的判断，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①，到“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针对新的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问题，毛泽东在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③1950年6月，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再次阐明，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 第一章为延安整风而作
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旨在解决党历史上遗留的思想路线问题，肃清教条主义思想残余，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抗战以来入党的70余万新党员，使全党步调一致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著作，是整风运动时期党员干部学习的必读文献，也是延安整风理论上和行动上的指导。
一、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
全面抗战以来，党内许多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解决，而这些问题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阻碍。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学风不正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路线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精学导读加民族化”①，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许多波折。纠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偏差，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曾先后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虽受到批评，但未从指导思想上得到清理和纠正，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缺乏完整、统一的认识。其中，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理论形态*完备，持续时间*长，影响*深，危害*大。“自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整整统治了中国共产党长达4年之久，致使党的白区工作损失近100%，农村革命根据地损失90%”②，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极力宣扬他会前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也称《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的观点，宣称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全党贯彻。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继续忠实推进王明的各项主张，坚持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极大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加紧反对富农，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①；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②。“左”倾错误的持续蔓延，给党的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作为这次反“围剿”的*高军事指挥者，坚持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断然放弃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③，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和敌人拼消耗。在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红军虽然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①。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党内许多人具有迷惑作用，使人们不易察觉它的危害。因此，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关系，必须从思想上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2.遵义会议未能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
张闻天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①，这种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②，“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③。毛泽东后来指出：“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④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⑤
毛泽东也曾想努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
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①但由于党员干部还没有深刻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对政策上有什么错误容易理解，但对路线错误不理解”②。因此，归根结底须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明确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3.必须要来一个思想上的清算
经过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全面抗战、持久战、游击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逐步为党内所接受，并在实际斗争中取得成效。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③。“左”和右的错误在党内始终存在，必须要来一个思想上的清算。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 第一章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
第一次完全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论持久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中国人民还不知要在曰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挣扎多久。
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中国近代灾难沉重，自中英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一次次武装入侵，迫使中国割地赔款，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华民国成立后，通过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争得了关税自主权，废除了绝大多数不平等条约，但国内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积贫积弱的状况没有改变。如果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人只是感受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那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真正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
日本原本是亚洲东部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国，弥生时代中期，位于九州的奴国国王向中国汉朝朝贡，并获赐金印。645年孝德天皇即位，开始全面学习中国，按照唐朝文化进行大化改新，使日本走上封建道路。但与中华封建文明不同的是，日本存在着强大的家族世袭军事集团，从3世纪起，虽然通过武力征伐确立了天皇统治，但一直存在皇家与兵家权力和利益的明争暗斗。从12世纪晚期开始，世袭军阀势力一幕府*终夺取国家政权，日本进入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政治时期，成为地地道道的军事专制国家，滋生并氤氲了武士道精神，产生了一些主张称霸世界的军事家、思想家，具有代表性的有丰臣秀吉（1537—1598）、佐藤信渊（1769—1850）、吉田松阴（1830—1859）和福泽谕吉（1835—1901）。他们的主张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系统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日本主流思想的核心。
丰臣秀吉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家，少年时离家出走，后投奔家乡的领主织田信长，改名为木下藤吉郎。靠着自己的武功、才智和野心，他从仆役、下级武士，做到日本中世纪战国风云中屡建战功的大名，*后降服多路军阀豪强，统一了日本。1585年，他就任“关白”（摄政），总揽日本朝政。次年，他获朝廷赐姓“丰臣”，改名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1578年他就提出自己的“宏大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①掌握国家权力后，他把早年的称霸志向付诸实施，制定了征服整个亚洲的时间表：先占领朝鲜，之后于文様二年（1593年）初占领北京，文様三年（1594年）将日本国都迁至北京，然后进军印度。1592年4月，丰臣秀吉调集步兵14万人、水兵8250人，战舰700余艘，跨过朝鲜海峡征伐朝鲜，并迅速攻占朝鲜都城汉城、陪都平壤和大部分主要城市。5月攻占汉城后，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都北京。他提出，让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儿子留守日本，当日本天皇，后阳成天皇当中国天皇；命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为中国关白，自己将中国宁波设为大本营，率大军继续南征，直到将中国南部，以及东南亚诸国、印度全部纳入日本版图。不过，他失算了。应朝鲜国王求救，明朝出动4万兵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击败了曰军。不可一世的丰臣秀吉被迫与明朝议和。尽管如此，丰臣秀吉也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兼并中国的思想、计划并付诸行动的人。
佐藤信渊继承并发展了丰臣秀吉的思想。佐藤信渊是日本著名的布衣学者。他认为，日本作为天神的国度，必须让太阳的光亮主动普照大地，这如同太阳的升起，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他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撰写的《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提出了全球称霸构想。他所谓的“宇内混同”就是统一世界。《宇内混同秘策》开篇就提出：“皇大御国（指日本一引者注）乃天地间*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①他认为，要兼并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吞并了中国这个富饶广大的国家就拥有了半个世界。他还具体制订了分两路进攻中国的战略计划。北路军跨海自中国东北登陆，沿黑龙江一路攻至北京，夺取山东。南路军经琉球群岛到台湾，然后渡海在江浙沿海登陆，进攻南京，以南京为临时皇宫，再图东南亚诸国和印度。
19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样也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通过不平等条约给日本强加了许多殖民枷锁。残酷的现实使日本思想家、政治家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重大分歧。
一是以佐藤信渊为代表的“存中华，挫夷狄”主张。中英鸦片战争促使佐藤信渊的思想发生微妙变化，1849年他在撰写的《存华挫狄论》中认为，在欧洲列强对日本的打压中，中国能够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因此，中日应当相互提携，虽然中国败给了英国，但期待“数年后乃起复仇义兵，征伐英夷，将其彻底逐出东洋，使中国永为日本之西部屏障”①，从而使日本免于被列强争抢。
二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得失互偿论”。1854年3月31日，在马休 佩里（Matthew C.Perry）率领的美国舰队的威压下，日本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日本紧闭的国门从此被撬开，之后又先后与荷、俄、英、法缔结了不平等条约。成长于兵学世家的吉田松阴无比悲愦，发誓要推翻幕府统治。为此，他兴办松下私塾，讲习兵学，向学生灌输“尊王攘夷”思想，主张“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民族扩张主义。他认为，日本与英、美等国签订的条约不好违背，但是日本可以培养国力，降服易取之地朝鲜、中国，然后与俄、美谈判交换条件，以占领朝鲜和中国的东三省作为对日本损失的补偿。1855年，他在给自家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与沙俄、美国亲善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严守条约），敦厚信义，乘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②他在监狱中撰写的《幽囚录》中提到日本的宏大图谋，并直言实现这一图谋的过程应当是：“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他宣称，“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①吉田松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他的私塾弟子久坂玄瑞、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忠实地继承了他的思想，成为推翻幕府、推行维新的主将，并不断将其扩张思想付诸实施。
三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走上工业化道路，一些人把日本武士道精神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从否定中国文化到蔑视中国人，为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把丰臣秀吉、佐藤信渊的侵华理论发展到更为系统的水平，并从书斋走向战场。其中，福泽谕吉堪称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福泽谕吉虽然只是一个民间学者，但他通过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影响之深远，要超过任何一个政治家。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从1984年开始，他的肖像一直被印在日本面额*大的10000元纸币上。福泽谕吉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一生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并提出侵占朝鲜，吞并中国台湾再占领东三省，*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侵略构想。福泽谕吉崇尚战争，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长达百卷的国际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箱弹药。”②为了扩展国权，就必须打仗；为了抗衡欧美，日本必须兼并中国和朝鲜。他用西方价值观看到晚清政府的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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