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运动

　　现代现象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实际上，Phenomenology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个很长的不连贯的历史，好像是好几次被独立创造出来的。正如《现象学运动》著者施皮格伯格所说的，Phenom-enology这个复合词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旦Phenomena（现象）看上去成为完全值得研究的对象，而“ologies”（“学”）也变成一种风尚，“Phenomenology”这个词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现象”的“逻各斯”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早在柏拉图哲学中，就将现象的世界与逻各斯的世界，即不变的形式的世界联系起来了。在近代哲学中，使用“现象学”这个词的，是德国启蒙思想家J.H.拉姆贝特的《新工具》（1764）一书，该书第四部分是“现象学或关于假象的学说”，他将现象学看作是关于假象和假象的各种形式的理论。康德在1770年9月2日致拉姆贝特的信和1772年2月21日致M.海尔茨的信，都提到“一般现象学”。他的“一般现象学”的任务，是划分感性与理性的界限，规定感性原则的有效性和限度，将经验知识的范围限制在现象界，不许它过问物自体。1807年，黑格尔发表了《精神现象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假象，也不是单纯的现象，而是意识的诸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意识在其自身发展或提高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现象与它的本质相同一。康德和黑格尔的现象学对于现代现象学有重要影响，胡塞尔在走向超验现象学时，越来越接近康德哲学，而法国的现象学家们则将黑格尔当成现象学的真正先驱。
　　在康德和黑格尔之后，还产生过各式各样的现象学。在德国，如H.洛采在其《微观宇宙》（1856）一书中探讨过心灵的现象学。G.克拉斯1866年发表了《关于人类精神的现象学与本体论》。E.哈特曼发表了《关于无意识的现象学》（1875）、《道德意识的现象学》（1878）。在英国，W.汉弥尔顿在1836年开始的《形而上学演讲》（1858年出版）的第VII讲，就是“心灵现象学”，其中研究了认识能力现象、感情现象、意志现象。在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Ch.S.皮耳士在他1902年的《精密逻辑》一书中，也使用过“现象学”这个词，他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本体论方面。
　　以上的历史回顾表明，将现象当作研究对象，是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哲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向。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代现象学是有其哲学史上的根据的。
　　现代现象学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上的渊源，而且也有它当时的特殊理由，它实际上是对当时盛行的对待现象的简单性原则（或称思维经济原则）的一种反抗，这种简单性原则特别受到实证主义者们的拥护。他们在奥卡姆剃刀的名义下，极力缩小经验范围，简化经验材料。而现象学家则认为，为要探讨现象本身的更细微结构，所需要的不是简化与经济的原则，而是一种宽容精神，是扩大和加深我们直接经验的范围，是对现象的尊重，更充分更如实地倾听现象。另外，现象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抱负，这就是帮助科学克服“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陷入了理论上的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使人扩大了对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却降低了科学的可理解性。他将科学的“危机”归咎于伽利略的客观主义和笛卡儿的主观主义的分裂。他还指责科学已蜕变为对于事实的非哲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使科学丧失了对于人的整个生活的意义。科学局限于纯粹实在的事实，不能也不愿意面对价值与意义的问题。这正是科学危机和人类本身危机的根源。科学本身正大声疾呼一门哲学，以使它能恢复与人所深切关怀的事情的联系，而现象学就能满足这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