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王赓武是享有盛誉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其生长于1930年代的南洋，时逢战乱和动荡，不得不在中国、南洋和英国等地辗转求学，加之出身中国江南耕读世家的知识分子父母强烈的乡愁情怀，使作者对华人在海外安身立命、“寻找家园”的归属感这一复杂的命题，有曲折的经历和真切的人生经验；成年后，在横跨三大洲几十年的学术与教育生涯中，他与同时代的史学、汉学界重要学者，几乎都有交往；一生挚爱的太太林娉婷更是他领悟“爱”与“家园”的人生伴侣——由此构成的个人与时代的画卷，经由朴素儒雅的笔墨，展现得波澜壮阔，又发人深思。本书是历史学家王赓武亲笔撰述的唯一的回忆录，其在年近九旬之际，回溯上下求索、“长年半游牧”的一生，回忆录兼具丰富的文学与史料价值，笔调平实深厚，谦逊动人，堪称二十世纪历史洪流之中一部丰富而独特的生命画卷。
回忆录共两卷。上卷《家园何处是》，作者回顾了对他影响至深的父母家世，自小接受古典中文教育和正统英文教育，以及十九岁之前在南洋成长并在南京上大学的重要经历，直至站在“多重世界”交汇处，他“开始感到没有东西能挡在我认识万物的道路上”。
下卷《心安即是家》由王赓武与太太林娉婷合著，述说他们由青年时期在马来亚、英国求学，学成后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治学与生活，探索并创造家园归宿感，充满了睿智与朴素诚挚的情感。
王赓武，1930年出生于印尼泗水，少年时期在怡保度过。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新加坡马来亚大学，获马来亚大学文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并于1986-1995年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荣休后长居新加坡。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移民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1963)《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1987)《中国与海外华人》(1994)《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寻觅自我》(2000)等。 2020年，王赓武获颁第四届“唐奖?汉学奖”。
林娉婷（1933–2020），生于上海，在槟城和新加坡长大。曾于新加坡、吉隆坡、堪培拉等多地教授英国语言与文学。工作以外，她全力支持丈夫王赓武的事业，养育了三个孩子，复热心公益，创办香港大学博物馆学会，并曾在香港与新加坡出任多个艺术学会会长。
上卷 家园何处是
叙说缘起／Ⅰ
第一部 我的小小世界
从泗水到怡保／3
从绿城开启的世界／13
中国的滋味／25
帝国终结，另辟天地／35
母亲的回忆／41
第二部 学习漫游
战火延烧至马来亚／61
小城男孩／67
另一种学习／77
新规则／91
准备回家／101
母亲的战时回忆／107
第三部 前往南京
大家族／121
抵达南京／133
和父母同住的五个月／141
安顿下来读书的日子／149
我的老师／159
向朋友学习／173
母亲回到怡保／185
第四部 怡保
改变方向／195
重新开始／207
下卷 心安既是家
家园何处／Ⅰ
第一部 入乡问俗
安全着陆／3
新来乍到／9
谁的文学？／15
诗歌创作／21书山有路／29
马尼拉的警讯／37
第二部 我的新思维
什么是民族国家？／49
新加坡殖民地／55
政治教育／63
第三部 喜结良缘
初识娉婷／75
妈妈童懿和／85
爸爸林德翰／93
重新认识／101
第四部 双重视野
学海无涯／115
遥远的历史／125
为什么是十世纪／133
与汉学半途相会／139
英国文学中的英国／145
第五部 成家
重聚和结婚／153
剑桥和伦敦／163
婴儿诞生／171
第六部 理想的工作场所
近乡情怯／179
迁居吉隆坡／193
哪一个阵营？／199
第七部 全球化？
进入冷战／211
关于新世界的报告／215
东岸研究中心／227
娉婷眼中的美国／237
马来西亚／241
调查报告／251
第八部 家庭根源
祖孙三代／259
我们盖房子／265
定居／271
第九部 出乎意料
196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83
1965： 调整方向／289
国家历史／295
革命／303
聚焦东亚／311
稍事休息／321
总结／327心安即是家／333
附录： 有关马来亚家乡的著作／337
小城男孩
离开明德小学之后，父亲担心起我的教育，因此筹设了家教班教朋友的小孩，让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十人左右的小班一周上三次课，上课时间通常是午后向晚时分，父亲在课堂上教我们古文。他非常热衷于教我们欣赏文言文，也希望我们精熟文言文写作。我们都已经学过基本的《三字经》和《千字文》，于是父亲预设我们认识这两个读本里大部分汉字的意思。父亲先专注在中国散文名篇的标准选集《古文观止》之上，从陶渊明的短篇小品教起，像是有名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不久就带领我们进入优美明晰的文章，像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作品。
父亲要我们背诵几篇重要的文章，确保我们不只了解文章逐字的意思，也能掌握逐句的韵律和节奏。接着他交代一项作业，要我们练习写作这种文言散文。我们的家教班同窗共学一年有余，日益进步，继续研读其他散文选集。背诵的功课繁重，尤记得用文言文写散文和书信实在苦不堪言。我觉得散文写作特别煎熬，因为这项交代下来的功课对比我们周遭的生活显得遥远又无关。
父亲自己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单独鼓励我练书法，带我学习颜体，即颜真卿的风格。当时我认真练习书法，可惜没有持续下去，后来也没有重拾笔砚。我知道自己没能学好书法是父亲遗憾最深的一件事。父亲也希望我能分享他对诗歌的爱好。他先教我《诗经》的几首诗、《楚辞》的名篇，也从《古诗十九首》选取范文。最后，我们读完《唐诗三百首》的精选，很多诗我背起来琅琅上口。奇怪的是，父亲不曾教我创作旧体诗，也从来不曾鼓励我尝试。对他而言，只要我能欣赏中国一流诗人表达情感之广、之深，便已足矣。
多年之后，我常常思考父亲身为坚定的儒家文人，为什么没有带我钻研《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四书里他只教了《大学》和《中庸》，费尽心思让我透彻了解《大学》。至于后代儒家思想的例证则是透过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间接介绍给我。父亲从来没有直接教过我新儒学思想，他提到张载，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新儒学思想家时，只说他们是我日后应该学习的哲人。或许父亲认为他们的思想（像他们对《论语》的评注）对我而言过于艰深，无法全面理解，因此不希望新儒学的晦涩难明浇熄我的学习兴趣。或许他想起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过量经典教育，因此不愿重蹈覆辙。也或许是因为父亲在南京学过杜威的现代教育理论，对之十分推崇，因此遵从其教导，多给儿子一些空间，让儿子自己去探索学习。
不过，父亲确实做到一件事，就是勾起我对重要史家文字的兴趣，也感兴趣于他们笔下中国恒久过去中的英雄和恶人。父亲先从《古文观止》挑选的左丘明《左传》的几篇故事教起；他特别欣赏司马迁和班固的文章，后来也鼓励我多读两人的著述，直接阅读《史记》和《汉书》的原典。虽然他只是单纯称许这两位知名史家的文采，不过他知道两人笔下的生动故事也激发了我的想象。例如当年读《项羽本纪》的记忆依然鲜明，推翻秦帝国的伟大勇士项羽最终却将一切败给汉朝开创者刘邦。另一则难忘的故事来自据传出自李陵笔下的书信，李陵是汉朝将军，败给匈奴后便投降匈奴，信中解释自己变节的原因。李陵这封信写给汉朝使节苏武，苏武的选择恰恰相反，他继续效忠汉室，因此被流放到北海荒野，流放的十九年间多半在牧羊中度过。父亲强调文章里的散文笔法，但这些文章无疑也激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好奇。
父亲收藏了一套《纲鉴易知录》，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精简版，把这套巨著的纪年延续至明末。他虽告诉过我这套《纲鉴易知录》的内容，却不曾鼓励我阅读。父亲对历史不太感兴趣，或许也认为经典著作的精简版不值一读，不过后来我对中国史中的连续性提起兴趣，因此读起司马光的著作。父亲间接为我做好准备，让我在需要时能够善加利用这套巨著。
父亲借这些方式确保我的教育在日占时期不中断。这几年间，我只讲国语以及渐渐学会的各种中文方言。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通常讲江苏腔的国语，不过这时几乎任何腔调的国语，大家都很想听上一两句。
这几年的学习也不只限于认真念书、自我精进，我记得学到授业心得的特别时刻。有位华侨富人邀请父亲去教他的年轻小妾读写中文。父亲觉得这么做不妥，婉言谢绝，不过这位富人一再坚持，因此最后父亲提议或许儿子可以代替他执教。富人和我谈过之后，认为我年仅十二岁，应该可以信任我作家庭教师。这名女子年轻貌美，一心向学。父亲建议我应该教什么，我亦步亦趋地遵循父亲的指导，也意外发现自己喜欢教书。经过几个月，富人很高兴看到小妾的长足进步，为我的指导支付了我认为相当优渥的报酬。不过我真正的收获是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清楚表达，也的的确确能教会他人说国语和写简单的中文。
与此同时，父母对于我只能打地铺的这个狭小房间日益不满，因此开始寻觅新住处。不止这点，寄居在像福建会馆这样的公共建物一角也有其他困扰之处，父母也担心借住日久会惹人生厌。他们于是打听到有位叶太太（叶林生的母亲）愿意将大宅的一个房间租给我们，同时也提议让我和店里一个伙计共享房间。或许是这个提议打动了父亲母亲，叶太太也很高兴有我们同住，因为她的丈夫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和父亲认识。我不记得他们怎么认识的，或许是因为叶太太以前当过学校老师。
于是我们再次搬家，这次搬回新街场。叶先生是生意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隆坡照管总公司，或许他也认为屋里有我们同住对叶太太比较安全。叶太太非常亲切，认为我应该要有床可睡，于是我有了一张自己的床，放在共享的房间里，室友是在叶太太脚踏车行工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叶太太和员工之间说的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福建方言。他们讲的是兴化话（莆田话），怡保几乎没有人听得懂，幸好他们也会说国语。我的室友教了我几句兴化话，向我说明他们的方言介于闽南语和福州话之间，但坦白说，兴化话和两者落差极大，即使是说闽南语和福州话的人也听不懂兴化话。
通过室友，我发现了一门非常独特的行业，让我着迷好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在马来亚说兴化话的人专门做脚踏车生意。他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多半留在这行，但他非常骄傲这行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这则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多年后，只要碰到兴化人，我就会问起脚踏车生意，对方则会表示自己和这行有关。即使不是直接从事这行，所知也非常丰富。因此，日后有篇调查马来亚脚踏车业的研究总结说脚踏车业完全掌握在兴化人手中，我读到时一点也不意外。我还得知兴化人在印度尼西亚一样事业兴隆，开始臆测兴化人都做这一行。于是，后来碰到成功的银行家、学者、外交官，还有优秀的戏剧导演，得知他们都出身兴化，不禁大吃一惊。不止如此，更让人惊讶的是，有些人坚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年轻领导人陈平（Chin Peng）其实是兴化人，虽然他登记的籍贯是旁边福清县的一个小镇，这实在让我难以置信。寄居叶太太家的日子替我提早上了一课，领略中国认同的错综复杂，这个课题此后一再挑战父母教导我接受的华人性。
住在叶家的日子十分开心。数十年后，我在前往怡保的路上遇见了叶太太的儿子叶林生，得知他写了一本书，讨论马来西亚近来的政治发展，书名是《华人的困境》（2005）。读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叶家确实深深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让叶林生有能力分析国家得以和平发展的种种议题。书中探讨华人如何适应变迁的国家计划，他的精辟见解能帮助读者了解新兴民族国家要成功必须达成哪些要件。
以前一位学校同学李茂兴（Francis Lee）就住在叶太太家对面，我们至少有一年时间经常见面，结为好友。这是过去住在绿城独立小天地里所错过的机会，那时从来没有机会认识住在镇上的同学。李家是客家人，和资助当地华文中学的矿业家族关系密切。李茂兴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认识，因此我们两家很容易就更加熟稔。有件我和李茂兴一起投入的事实在难忘： 新鲜渔获从马来亚东岸运到市场的日子，我们通力合作上市场买鱼。这代表我们远在天亮前一大早就得去排队，等上好几小时。不过我们把这件差事变成好玩的出游，学习在菜市场里穿梭，以挑选我们想买的鱼类。
和李家共度的时光里最刻骨铭心的是他们诚挚欢迎我一同参与家庭活动。李家是个大家庭，有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李伯母是俊美的客家女性，尽管语言不通，还是设法和母亲交流。李伯母乐见茂兴和我开心共处，常常邀我到他们家玩。我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也认识李家许多亲朋好友，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当地客家社群里附属的一分子。他们的古道热肠帮助我比较轻松地适应怡保华人的日常生活，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是全然的圈外人。
我将1942年铭记为适应新生活的一年。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被推出自给自足的封闭圈子，进入开放但陌生的市井之间。我第一次和众多华人一起生活，他们不说英语，说的是各式各样的中文方言和一点点国语。这让我敏锐察觉到之前在绿城过的是温室里的生活，和打拼事业、劳碌工作的真实世界脱节。日本占领前我只认识零碎片面的怡保： 短短上过一阵子的午间学校、父亲带我去的书店、每年光顾几次的几间电影院。现在我们是重新融入镇上的“穷亲戚”，和镇上常民一起生活，仰赖大家的善心与援助，从镇上一方漂泊到另一方。
这年同时也是自我发现和体会新乐趣的一年。我发现自己可以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些人住在店铺，家里专门做小生意，也有些人为了微薄工资和温饱而工作，但克勤克俭又忠厚老实。我不再上学之后，看到许多晚上在操场一起玩或是早上在河边一起玩的玩伴一样也没去上学，还发现有些人从来没上过学。这让我体会到世上还有别套规则，和我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我碰到有些人虽然是华人，却不符合伟大经典著作里描写的华人性。这拓展了我的眼界，让我看见各种各样的多元性，看见在我熟悉的绿城里无法想象的社会阶层和高低阶级，也促使我在心中开始怀疑父母让我做好返乡准备的那个中国。我开始注意到，虽然父亲仍然决心让我接受经典教育，但在日本占领的这整整几年间，母亲绝口不提将来要回中国的事。
我们和吴家分开而搬到旧街场后，父亲四处找事做，母亲负责煮饭洗衣。父母有一点积蓄，也慢慢变卖用不到的东西来攒钱。就我记忆所及，我们从不急缺现金花用。我在明德小学念书的几个月间，跑过几次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米。离开学校之后，我只在父亲的家教班念书，每周上三天课，因此有时间在街道漫游，逛逛镇里还开张的商店。我非常好奇和我们家不一样的人都做什么谋生。
大家耐心向我解说他们店里专门做什么，我的广东话因此进步了。大部分店家卖食物和杂货，或是卖衣服和家用品，商品多半由店家自煮、自产或自制。我很惊讶看到所有华人店铺里都摆了神明桌，案前永远香烟袅袅。他们解释这是为了确保神明庇佑，生意才能兴隆。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的神明是从中国的老家一起过来的，将他们和拜同样神明的人连结在一起。这时我开始体认到我们家和其他华人多么不同。我问母亲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她回答说长江流域的人也拜自己的神明，但是我们家恪守儒家价值，因此和其他华人产生距离。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几间脏乱的店家，店里的男人忙着修理各种机器或做家具，或是做锅碗瓢盆等厨具，前所未见的多样技艺就展现在我眼前。他们只有寥寥几件工具，主要似乎是靠双手来形塑手上制作或修理的物件。我也打听到做这些工作的人工资多么微薄，很多年纪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子在店里帮父母或兄长工作，但连分文工钱也没有。他们没去上学，有些人完全没进过学校。这样的家庭大都毫不可能送女儿去上学。
我碰到好多华人告诉我，他们家早在几十年前就从中国移居此地，也同样希望有一天能回中国，或至少能像我们家一样回去探望亲人。听到我去过上海，他们都羡慕不已。如果他们踏上旅程，目的地最远也只会到香港、汕头或厦门。听他们这么说，我觉得尽管说不同方言，尽管我们家不同于他们的宗教及团体归属，但或许我们不是那么特立独行。将我们隔绝于寻常生活之外的，是绿城这个自外于人群的官僚系统产物，系统运作有赖于让官员超然于群众之上。
1942年的时间一周周过去，我们接受日本人不会主动离开的事实，我开始思考自己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像我每天碰到的华人。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紧抱希望，期待我们目前的处境只是暂时的，英国和盟军终会赢得战争。这个想法十分抚慰人心。镇上的日本军人让我们非常害怕，我们尽可能远避任何有日本军人把守的地方，幸好镇上的日军不多。我记得大家猜测军队多半正在缅甸作战，暗援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留在这里的多半是朝鲜人或台湾人。大家似乎有共识地认为不必为难愿意相安无事的华人，日本人比较提防仍然效忠英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日本人需要华人继续生产食物、工具等基本物资，以敷大家日常使用。
我在镇上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英文，我觉得自己和说英文的那部分生活完全一刀两断。就在这时，命运的奇妙转折让我和英文学习重新连结。当时毫无所觉，但战后回安德申学校重拾学业时，这个连结带来莫大帮助。
大家族
父亲不想出席表弟奢华的婚宴，因此匆匆忙忙带我到南京。我们共度的四天是我初次得以几乎独占父亲的时光，成为我生命中的重大时刻。下一章将以此为引言，揭开我在南京度过的十九个月，这一章先铺陈背景，说明重回大家族网络为何对父母意义重大。
结束南京之行后，父亲和我回到上海，接母亲一起踏上返回泰州老家的旅程。我们在上海又待了三天，父亲的弟弟在上海工作，还有几位堂亲也在上海，其中一位嫁给母亲的远房亲戚，因此和我们亲上加亲。我记忆最鲜明的是姑祖母（祖父唯一的妹妹），深受父亲敬爱，母亲借住她在霞飞路的公寓。盛大的婚礼既然已经落幕，父亲愿意带我去问候表叔和新嫁娘表婶。
之前很少听说上海家人的消息，因此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从江浙主要家族延伸出来的文人网络。文人网络在明清时代开枝散叶，虽然中华帝国还遍布其他多种网络，但文人网络在江浙两省特别强韧。就王家而言，姑祖母的丈夫徐森玉（徐鸿宝的这个名字更广为人知，徐家原籍浙江）是备受尊崇的学者，也是珍本文献、书画古玩的鉴赏家。徐森玉曾经在清史馆工作，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最知名的事迹是在中日战争期间协助抢救珍善本和文物馆藏。
父亲非常景仰姑丈，以姑丈为荣，但和表弟徐伯郊处不太来，徐伯郊喜好商业营利，投机上海股市而大发利市。父亲鲜少对不以为然的人流露好恶之情，却明白告诉我他对表弟迎娶四川将军之女的铺张婚礼作何感想。
多年以后，我在1973年“文革”期间访问上海博物馆，听说徐森玉过世前担任过馆长。博物馆尚未重新对大众开放，我们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参访团获得特别参观许可。馆方告诉我们徐森玉在内战年间致力保护珍贵馆藏，南京政府1949年撤退之际曾经要徐森玉帮忙把故宫馆藏搬到台湾，但遭到徐森玉拒绝。馆方避而不谈的是他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当时他已年近九十，1971年以九十岁高龄在苦涩凄凉中去世。
南京政权垮台后，徐森玉的独生子（父亲不欣赏的表弟）因为在香港有投资和房地产，便搬到香港，改头换面成为艺术鉴赏家。我在1960年代再次见到表叔，他因为收藏画家友人张大千的作品而格外出名。1980年代晚期我在香港大学任职时，欣赏过表叔的部分张大千画作收藏。表叔过世十年后，2013年北京出版的画册广受张大千画迷注目。
1947年我在上海初次见到表叔，那时他因股市期货一片大好而春风得意。我后来得知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惊叹他艺高人胆大；国家经济崩盘时，他的财产也化为乌有，却一点也不令我意外。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像表叔这样出身书香门第，陶冶于书画古物之中，竟然也能以冒险犯难的生意人闯出名堂，即使成功昙花一现。
在上海停留三天之后，我们启程回家。记得我们搭火车到镇江，转乘渡轮北越长江抵达扬州，再从一个叫仙女庙的地方换乘当地的摆渡船。我喜欢仙女庙这个名字（现已改名为江都），“仙女”体现道教神灵的古老信仰，我从中初次领略到心目中的传统奇思妙想。摆渡船带我们穿过错综复杂的运河，四处是平坦的水乡，船只时而停靠村庄，让乘客下船。我们几乎一路搭到泰州。最后一段路换乘公交车，我因此体会到摆渡船为何是上选的交通方式。公交车挤满人丁家禽，路上几度抛锚，因此路途虽然不远，我们却花上半天才走完最后这段路。
我们在泰州住了几周，见了很多亲戚，我不记得我们一一做了什么，脑海里还有印象的两件事是再次见到祖父，以及和1936年初识的堂亲重逢，现在大家都大了十岁。家人告诉我当年我们天天玩在一起，可惜这次停留时间太短，很遗憾后来也没有机会多认识他们。多年后，我得知绳武在西藏过世，澄武（安保）被派去当军护，照料朝鲜战争的伤亡士兵。1990年代她来香港探望叔叔时我再次见到她，她似乎对人生心满意足。他们的弟弟经武成为俄文传译员，2001年在乌鲁木齐过世，我还来不及拜访他。1947年我认识了家族最新报到的成员： 小堂弟纬武，是父亲三弟的独子，他这年只有七岁大。纬武的父亲在上海工作，纬武和病弱的母亲则跟祖父同住，母亲过世后，他到香港和父亲会合，之后到了台湾，在台湾服兵役，有一阵子驻守金门岛。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他继续到新西兰攻读农学，又到澳大利亚念图书馆学，现在和子孙安居悉尼。我也认识了姑姑，父亲唯一的妹妹，她嫁进当地的潘家。1988年我再次造访泰州时遇到了姑姑的儿子——表弟潘家汉，他当时是省立泰州中学的校长。许多王家人都在这所地方上的中学教过书，父亲和好几位叔叔伯伯都是校友。日后几度再访泰州，发现镇容变换迅速，我认不出祖父故居的旧址。原本的王家大宅现在是佛教居士林的一部分，大宅所在区域已经面目全变。
根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想要寻根。成长过程中听了无数家族故事，也在容易留下印象的年纪造访过泰州、南京、上海，我觉得自己所知绰绰有余，无须追根究柢，可是不久就发现自己忘了许多细节，甚至连母亲告诉我的故事都记不清。内人娉婷说起她非常遗憾没有趁她的母亲在世时问问母亲家人的事，听她这么说，我想到该是时候重读王氏家传了。几年前查阅过几位王家人的生平，犹记当年惋惜于不曾读过族谱。家传留下不少空白，因为编纂家传的伯曾祖父只挑选他认为生涯值得记录的家人。我后来在泰州市图书馆找到伯曾祖父的族谱手稿，惊奇地发现宗族规模庞大，族谱收录多达上千个名字。
王家祖先是清源县出身的农民，清源县今已并入山西省省会太原市辖下的清徐县。王家两兄弟在明初1369年应募从军，其中一人在河北省正定的驻军服役，河北省就在山西省东邻；另一人则驻扎在观海卫，靠近浙江省的港口城市宁波。观海卫是设来抵御“倭寇”的海防卫所。
我家所属的北方王家和观海卫（宁波）那支王家失去联系，不过在十六世纪末，华南一位王尚文总兵拜访了正定王家。记录显示两支王家恢复了几年联络，后来又再次失联。观海卫的地方研究如今证实当地从军的王家原籍确实是正定。宁波王家十九世纪转向商业投资，发迹致富，但1949年后家道中落。2014年我造访观海卫镇时曾经被带去参观王家家宅，看得出来宅第曾经风光一时。页 数：596
开 本：小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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