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作品集《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索尔•贝娄中短篇小说

★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记者，这并不令人意外。我花了三个晚上，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就像在读一部刚刚被发现的贝娄杰作。
　　——菲利普·罗斯
　　
　　★贝娄的文字可以牢牢攥住读者的注意力……在散文中浮现的贝娄与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
　　——角谷美智子

《索尔·贝娄作品集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
　　该书由《贝娄书信集》的编选者本杰明·泰勒编选，既收录了贝娄知名的散文，又精选了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五十七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可以读到一个作家的创作轨迹——这是一位见证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他记录了战后美国人经历的精神危机。如何从现代社会突围成功，贝娄以他敏锐的观察和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索尔·贝娄中短篇小说集》：
　　与前期多创作长篇小说相比，贝娄后期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这时的贝娄作为犹太作家在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或者说深化。这些中短篇小说多以“寻找”为主题，通过追忆古老温馨的犹太传统，展现当代犹太移民在美国遭遇的迷茫与精神危机。文风含蓄而又机警，处处体现作者一贯驾驭文字的特点，充溢、稳健、视野宽广，给人像是在读长篇小说的感觉，却又精炼、节制，这一点跟贝娄“要将长篇小说写得短而又短”的说法恰成有趣的对照。
　　
　　《索尔·贝娄书信集》：
　　有人劝索尔·贝娄写自传的时候，他总说没什么好写的，他就是忙得要命。忙着写小说，偶尔写写杂文；忙着谈恋爱，结婚，当父亲，离婚，交友，结怨，悲伤；忙于历史大事，忙于文学小事；忙于大量读书，忙于恪尽教职，教书一直教到耄耋之年。尤其是忙着写信，写给他先后几任妻子，他的儿子们，他的作家同行，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读者，还有追着他要签名的人，着了魔似的阿谀逢迎者，以及重度精神病患者，等等。大作家并不全都擅长写信。写信似乎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天分，像艺术天分一样神秘莫测。显然，索尔·贝娄具备了这个艺术天分。在这部书信集里，贝娄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热恋的时候，他会说：“苏茜和我就是在一块浮冰上都可以很开心。”心情恶劣的时候，他会对前妻桑德拉破口大骂：“你他差点儿杀了我……我把我在你手里遭的罪全都写进《赫索格》里了。”当然，在这部始于1932年，终于2005年的书信集里，还有贝娄对文学、政治、哲学的沉思，是对他七十余年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以及对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若干侧面的再现。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一九二四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一九三三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出版于一九五三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揭示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在其创作生涯中，贝娄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塑造一些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获得三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一九六八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九七六年，由于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

《索尔·贝娄中短篇小说集》

《索尔·贝娄书信集》

艾克曼记录过歌德的一句表态，除非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百万人读到，否则一位作家就不该拿起自己的笔。除了那些最吹毛求疵的家伙，大概没人会反驳这句话。很自然，一个小说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读到。不过，如果他不是一个著名作家的话，他可能并不会满意于拥有那一百万读者。他不想被他们制约，而是要告诉他们应当如何。他希望他们和他还有他笔下的人物有一样的想法。当一个小说人物受伤，读者也应该能体验到疼痛的感觉；当一个人物起誓，读者应该能体会到那种责任下的约束。当吉姆爷跳下船时，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个人已经丧失廉耻之心。因为丢失了荣誉感，他不能接受最戏剧性的一刻。因此，作者的意图是要读者领会每种行为背后的分量。作者无法确信自己的一百万读者是否都和自己有一样的观点和立场。因此他试图去定义读者。他假定什么是人人都应该能理解、认同的，他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既有幻想的部分又有现实的部分——两部分的比例视作家的乐观程度而定。
　　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宣称，艺术家经常夸大了人性的价值。当然，这种夸大是出于戏剧性的需要，艺术上的简化亦是如此。如果一个英雄无足轻重，他的命运也不会有人问津。如果个体的生命不值一提.那死亡也不会激起我们的任何敬畏之心。因此，为了捍卫那些戏剧性的元素，作家经常会坚持为现实赋予一种绝对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都是保守的，他们希望所有的契约和协定一成不变。如果你的主人公根本不需要捍卫自己的名誉的话，你笔下的坏人就没法去敲诈他。如果贞洁并不是一件值得颂扬之物，那女主人公也不能指望任何人会舍身捍卫她的贞洁。通常情况下，作家会通过想象维持、稳定支撑一个稳定的系统。比如说巴尔扎克，置身于“社会”的正中心，是一个对所有事物都能评点一二的世俗知识分子，他的才智是永不枯竭的。他从来不缺乏可以利用的理论，无论是哲学、心理学、政治还是历史、美学方面的，他指点万物时有一种极度充沛的自信。为了写小说，巴尔扎克要凌驾于，或者说要假装自己凌驾于一切经验之上。在托马斯·曼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法已经式微。为了让事实看起来可信，作家要成为，或者说试图成为诸多领域的专家——生物、心理学、哲学、音乐、考古学和历史学——等等，如此我们才能在某个时刻和作者一样感觉被唤起。我们无法在每一本小说里建造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为了让所有人了解，比如说一个女人在被丈夫抛弃后是什么感觉，抑或一个男人临死之前体验到了什么。我们应该学会孤注一掷，去相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但当然，人——观众——不会总是和我们的想法一样，瓦尔特·惠特曼就一直提醒我们相信这一点。所有人都应该能够理解的事物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的认知的失败和缺陷，多么令人震惊。作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一个人充分理解他人的复杂性是何等艰难。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人”太多，太多了，要给每个人足够的注意力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注意力，你就会给别人专横而自大的印象。因此，大部分人在向外界呈现自我时都会选择一些简单的特质，让自己从外在看起来是很好形容和理解的。而在表象之下，是他们真实、复杂的存在，是他们的私人世界。保护这种隐私的机制也是强大而复杂的。一些情感逐渐丧失了外部，因为不再彰显自己，它们就逐渐萎缩了。与这种衰退相对应的是现实感的衰退。隐藏的行为、自我封闭的行为，庞大、有时候惊人的个人幻想，导致对他人存在的感觉也不似以往。我不是说这本身不是一件吸引入的事儿，只是强调和过去的明显区别。如果你现在剖开福尔摩斯的身体，也许他不会像其他人的身体那样活生生的，会流血。
　　我在这里真正想表达的，是现在的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会对现实的不同面向有所回应。无数的事物试图遮蔽或者模糊我们的反应。现在的人们也不会像莎士比亚的布鲁图斯、恺撒抑或梅里美笔下的人物那样，践踏别人的尊严，或因此怀有如此强烈的怨恨。人们不再能迅速辨识出不公的存在，痛苦也需要时间才能显露自身，快感也是一样。人们的反应速度不像过去那么灵敏。中间多了太多的分析和算计。我们经常能在现代人格中发现一种足以处理大部分情况的机制，这种机制熟悉在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反应是合适的。比如说：当友人生病时，我们的情绪也许会受之影响，也许不会，虽然我们对那个可怜的被病患折磨的人怀有同情，但那套系统会知道应该如何行事、我们应如何表现。我们也会逐渐认为这套系统的功能是正常合理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另外的方式才是合理的，系统会对此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