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

《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现代价值、论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精神、明代书院教育制度四记、清代书院“课试”的现代启示、近代中国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综论、组织的力量：近代大学生政治权力的来源与动因分析（1927-1949）、台湾教育史上私校技职大学教师角色转变之探究等。

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古为今用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现代价值
论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精神
明代书院教育制度四记
清代书院“课试”的现代启示
近代中国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综论
拓展与提升大学社会教育效能——我国近代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本土经验
组织的力量：近代大学生政治权力的来源与动因分析(1927-1949)
台湾教育史上私校技职大学教师角色转变之探究

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洋为中用
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历史的考察
试论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奥秘——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四所大学为例
住宿学院的理念与功能：历史与发展
欧克斯教育史学之探究
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视域中的教师角色分析
近代莱顿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特点与启示
19世纪美国公共学校教改的本土化与普鲁士化之辩证
英国地方院校是如何走向世界的——英国城市学院初创时期的办学经验及启示

科举考试史研究中的鉴古知今
科举兴起的价值反思
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与矫正
科举制：客家传统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科举制兴起的深层逻辑
明清科举考生数与录取人数失衡问题的因应对策之分析
科场人生：《儒林外史》之周进
《汉阳会馆题名匾录》的社会史价值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寄籍应试政策——关于流动人口“就地考试”规定的一种历史考察
清代殿试军事类策问探析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
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以科举、高考为例
1952：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高考
台湾的大学入学制度论述之发展：
公平性、机会选择、卓越性之探讨

其他教育史专题研究

《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
　　2.继承中国书院自由研习传统的诉求
　　如果说上述言论主要针对近代中国大学及学术研究的现状，强调借鉴西方大学学术体制在中国大学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重要性，那么，另有一些学者则力主继承中国古代书院自由研习的传统，将其贯穿到近代大学研究机构之中。1923年，胡适通过比较中西高等教育而称道古代书院：“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②他认为，应将书院所具有的自由研习的传统吸纳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中，与西方近代大学所秉持的独立研究精神相结合，由此奠定近代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基础。1925年，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也特别标举中国书院自由研习的精神，倡导取西方大学之建制与中国书院之精神合二为一。他们写道：“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③同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时明确标榜以中国书院和英国大学制度为榜样，其章程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院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④因此，时人曾评价道：“仿英国大学之制，及昔日书院之设，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爰有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有研究院之设。使学子得有专门之研究，思想又自由之发展，晚近吾国虽忧患频仍，学术则不无进步，是均梁任公、蔡孑民诸先生提倡之功。而研究院之制度，则犹具书院之雏形焉。”⑤
　　就教育研究机构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为提升学术研究在整个国家事业中的地位和水平而领导组建中央研究院，最初拟定在其中设立教育研究所，终因种种缘由而未能实现。但他日后在综述中国研究机构的概况时，仍将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实验所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交通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列，作为大学研究机构的主要代表。①1928年5月，中国民国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这次规模宏大的盛会上陶行知提交了《设立教育研究所案》，指出：“中小学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实地试验，方能免人歧途。”为此提议：“由大学院设立教育研究所，聘请专门人才，分工研究。所中一大部分的工作，是要研究试验中小学教育的。”②1932年，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针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的现状，认为“故师大而无研究所，终将不能成其为‘大’；研究所而办理不善，则亦‘大而无当”’，他把研究所视为“师大之生命线”。③同年，时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著名教育学家罗廷光发表《教育之科学的研究（下）——谈教育研究所》-文，强调：“不从事于教育研究，如何可以批评教育，不从事于教育研究，如何配谈‘整理……教育’（根据什么去整理）？”为了“拿事实作根据来讨论”，文中又详细介绍了当时英国、德国、荷兰、瑞士、捷克和美国教育研究机构的有关情况。④也是在1932年，.曾任山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著名教育学家黄敬思发表<教育研究所为何不办？》一文，指出：“苟有教育研究所一类机关，则有关系之事实早有搜集，理论之整理亦较清晰，似是而非之问题不致发生……教育上发现与发明，须依据统计、测验与实验；其所需之图书.、仪器以及各种工具甚夥，绝非教育学者私人所能自致。且教育研究所所需之基本科学，如生物、心理、社会统计等知识艺能，亦非一人所能具，故实验研究必有待于分工合作。”⑤以上事例均反映出以蔡元培、陶行知、黎锦熙、罗廷光、黄敬思等为代表的近代教育学者对建立教育研究机构来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高度重视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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