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对从19世纪2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和美国布尔乔亚的感官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研究。在这一段时间中，西方文化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常常是痛苦的根本变迁。布尔乔亚求爱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对女性的描绘和建筑的品味，还有其他诸多的文化特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型。全书梳理并引用了一系列丰富的一手资料，如大量布尔乔亚的日记和书信、小说以及绘画等，试图重现19世纪布尔乔亚文化的矛盾冲突。
彼得·盖伊 （Peter Gay），德裔美国史学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1923年生于柏林，后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曾于此任教。著作等身，研究广泛涉及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等诸多社会文化史领域。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金奖。早期代表作之一《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具有典范意义，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是其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目录】：总导言
概论
第一章 定义的张力
第二章 变迁的缔造者与殉道者
感官生活
布尔乔亚经验，I
第一章 甜蜜的布尔乔亚
第二章 攻势的女人与守势的男人
第三章 现实的压力
第四章 饱学的无知
第五章 身体知识
第六章 自我的强化
附 录
关于梅贝尔 · 托德日记中的象征符号的说明
文献综述
插图出处
致谢
索引
19世纪的中产阶级文化并没有完全丧失给人们带来惊喜的潜力。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还存在很多错误的观念：如果说还有其他方面的不足，单就这个方面而言，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弗洛伊德时代的中产阶级并未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比较笼统地、也许是别无选择地将这个时代的人称为维多利亚人，但我们关于他们的观念和认识却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因为就现在而言，我们总是将他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处境：我们既对他们的一本正经感到好笑，又对他们的道貌岸然不屑一顾；我们既对他们的伪善感到愤慨，又有一点怀念他们可爱的古灵精怪。尽管以往的严肃学者已经对这种文化进行了大量值得信赖的研究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这一熟知的领域依然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探索，从无穷无尽的材料中发掘出新的解释。
这个断言从其本身来看就显得令人惊异。现存大量繁杂的材料甚至让人感到精疲力竭、茫然无助。除了我们现在生活的20世纪，没有哪一个时代比19世纪具有更多的文献记录。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世纪毕竟是我们父辈生活的时代，除了战争的蹂躏和残酷的时期之外，对于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还不太了解，有些甚至还从未触及，有待人们的研究探索。墙上的壁纸已经略显褪色，但家庭肖像画完好无损。对于这个世纪，仍然有太多尚未回答的问题，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提出。长久以来，19世纪的贵族、政客、艺术家和诗人成为究根问底的传记作家们的材料，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尽管其中很多人仍然会给人们带来惊喜；19世纪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在罢工或暴动的时候，还有19世纪的农村人口，近年来已经引起了一部分社会史学家充满同情的关注。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情况就不是如此了：我们并未能充分了解他们经验的范围，以及他们对于急剧地改变了自己生活的经济、政治、思想和社会变迁的感受。这些变化是否使得这个世纪成为中产阶级的世纪呢？在那些非常重要但研究很少的情感领域，在挫折与成功、自我评价和社会观念、自信与焦虑的领域，他们又是如何做出回应的呢？为什么19世纪的中产阶级对隐私充满激情，以至于隐私不可避免地普遍成为界定中产阶级的主要特点呢？现代资本主义为其声誉不佳的受益者中产阶级做了什么？在性的方面、在侵犯的方面、在寂静的祈祷中、在艺术品消费中、在社会流动性的管理等方面，是否存在着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风格呢？简言之，在大学中、在市场上、在投票站、在博物馆、在床笫间，中产阶级的经验又是什么呢？正是弗洛伊德促使我提出了这些问题，在我的答案中也留下了他影响的印记。
1897年10月3日，弗洛伊德给在柏林的威廉 · 弗里斯医生（Wilhelm Fliess）—他当时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写了那些最坦率的信件。弗洛伊德也正是向弗里斯毫无保留地传达了他所有惊人的发现。这是他最激动人心的日子，尽管不是最愉快的时候。弗洛伊德希望，他关于神经诱因的理论能够为他赢得作为最有创造力的精神疾病医师的美誉，但是这一理论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而濒临失败的边缘。他从这个失败中赢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认识到了幻想在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仍然处于形成孕育阶段。弗洛伊德正在发掘内心深处被压抑的记忆，并为他将要发现的意义深远的关于梦的解析理清头绪。正如他在信中告诉弗里斯的那样，他回忆说，在这种激烈的内心探索和严酷的自我挑战氛围之中，有一次从莱比锡到维也纳的铁路旅程中，大约在凌晨两点至两点半的时候，他“对母性的欲望被唤醒”（libido toward matrem had awakened），并使得他幻想见到了她的“裸体”（nudam）。在释放了他这种被长期压抑的记忆后，弗洛伊德立即补充说—似乎是以一种明显的无意识联想—在幼年时，对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的夭折，他感到快慰，显然是出于“邪恶的愿望和真实的幼年妒忌”。爱与恨被证明是永远的伴侣和亲密的敌人。
正是由于这种隐藏与富有启发意义的错误，这才是富有深意的时刻，因为它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简洁方式浓缩了我的最重要主旨：
情欲和侵犯的冲动具有强大推动力，并以一种持续摩擦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表现为一个亲密舞台之上的隐藏冲突。进而言之，它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机制：对欲望的压抑和人类精神上满足的延时。它显示了早年经验的延续性和强大生命力，以及对塑造记忆的心理屏障的保持。在经历了大半生的时间之后，在给像他一样也是医生的挚友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觉得有必要以一种体面的、模棱两可的饱学口吻掩饰他乱伦的欲望；拉丁文措辞则在他自己和被禁止的冲动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可能还错误地回忆了这种激动人心、充满诱惑的时间：他说当时他实际上只有四岁。回到比实际年龄更小的时候，他就否定了他当时达到的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明显的情欲，把自己描绘成比实际更弱小、更缺乏威胁性，几乎不能想象、更不能实行那种侵犯的性意向。当他把这一切告诉弗里斯时，弗洛伊德时年41岁。对于弗洛伊德的回忆及其漫长的、几乎是讳莫如深的领域，包括他当时的困境和幼年的情感冲动，要求历史学家超越当时的情境，探讨弗洛伊德生活的文化环境，回溯他早年成长的历史。简言之，这个小花絮就是一种典型的经验，很富有启发性，对研究人类强大而隐秘的行为冲动具有深远的隐含意义。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本书和以后的系列著作都是对于这种经验的扩展讨论。
一种经验就是心灵与世界的一次际遇，但既不是那种简单明了，也不是那种完全显而易见的。尽管在表面上看来稀松平常，但一种经验往往能够显示其自身，特别是当我们追根问底地追溯到那种无意识的、非合作的、飘忽不定的以及缄默无言的遥远领域的时候。作为无可名状的冲动和无法释怀的冲突的产物，一种经验往往也埋下了混乱的种子，并可能导致根本性的误读。经验绝非仅仅是为思想和行动提供各种既定而熟知的场景，它参与到了创造利益与情感目标的过程之中；经验为原初的期望赋予了形态，并使它免受挥之不去的焦虑的困扰。人类对经验不可遏制的渴求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最早的对性知识的探寻，以及这种知识为他带来的愉悦，但这种冲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了，并在此后的生活里升华到各种非原始的文化活动中。一种经验既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又与其他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愿望或一种漫不经心的体验；它是对充满激情的强烈渴求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观察世界的持之以恒的方式，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
除了作为心灵与世界的遭遇之外，一种经验也是现在与过去的一次际遇。爱与恨，是历史的强大的创造者，已经被广泛地扩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自身的秘史：过去的压力无所不在，而且持之以恒。把人类称为文化动物，就是强调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天性，尽管常常得到的是错误的教训。在1890年，威廉 · 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以其惯有的饱含激情的口吻感叹道，经验是“我们的教导者，是我们伟大的帮助者和朋友”。经验源自有意识的沉思与无意识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它将记忆与欲望结合在一起，尽管这些并非不可更改或一成不变的。尽管人类诸多强力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其意识范围，但还有很多冲动从其自身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当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提醒他同行的精神分析学家，既要关注梦境的明确表现，也要关注其隐含意义，且两者不能有所偏颇之时，他可能也在对历史学家发言：既要尊重遥不可及的证据，也要尊重近在咫尺的证据。
因此，各种经验也证明了世界的影响与心灵的要求、接受与塑造活动之间连续不断的交流。长久以来，这种交流占据了专业历史学家
的全部注意，并常常使他们感到困惑。心灵投射于各种现实之上，因此也正如现实一样，心理活动既是稳定的，又是变动的，但并非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我在此并非要坚持一种彻底的主观性。引人注目的是，心灵经常能充分地把握其认知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意义。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屈从于这个令人疑惑的、批判性的命题：我们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只是错误意识的不幸的牺牲品；他只是某个团体的一员，并不自觉地成为他的阶级、他的信仰、他的时代的不折不扣的代言人。与文化人类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也倾向于认为：人类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的确如此。但那种理解是焦虑导致的错误认知与理性和实验提供的修正之间的共同作用，而且这种合作并非一蹴而就。尽管有诸多情感和精神上的修正，大多数人对现实的观念就是那种现实的一种可认知的呈现；这种观念与世界的相似关系，就好像一幅18世纪的地图与地球实际的地形地貌的关系一样。任何人，即使是疯子，也不是凭空建构了他们的世界。他们用以建构世界观念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财产。
在此，我似乎应该用更充裕的篇幅来发现自我欺骗、修正误读，并且分析有意识行动的无意识意义。但在我坚持外在现实权威的同时，我要坚持心灵的潜在力量。综观历史进程，流行的党派论调、非理性信仰和敌意的观念，提供了关于人类客观性限制的令人沮丧的证据。众所周知，精神分析一贯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观念、语言、行动富有更多的意义，远不是普通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所见到的那样。但这种观点并不能致使精神分析学家—抑或历史学家—认识到事情往往与其表面上看来的恰恰相反。充满悖论的是，事情既不是它们表面看来的那样，但同时又是它们表面上看来的那样。这就使得问题饶有趣味，但又晦涩难解。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不是简化这些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是促使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使之凸显出来，并有利于加速对它们的研究。就这一点而言，它应当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发现它非常贴合我的研究。
弗洛伊德在41岁之际，无意识里再次出现了母亲裸体的景象，但这完全能够被称为一个副本：它是一种被修正的指令与禁令的复苏，它是1860年左右的一个真实事件的展开，但被重塑为一种有用的或谓战略性的记忆，在1897年再次出现。弗洛伊德在他的成年焦虑中，再次重温了他童年的欲望，这本身是一桩深刻的个人事件，却有普遍的意义；在他竭力梳理一个心理学定律的时刻，这种欲望再次爆发出来。这个定律就是：所有小男孩对他们母亲的欲望可能是一个彰而不隐的因素。历史学家应当尽量避免那些遥不可及的经验维度，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意识是游离不定和难以捉摸的。不管它可能留下多么引人入胜的印记，对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言，无意识简直就是杂乱无章、不可理解的。然而，尽管要将无意识化解为可理解和可触及的历史研究材料是一件公认的困难差使，但它仍然是一种决定性的历史真理。如果忽视了这个真理，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要冒着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因为大部分历史都是以隐秘而寂静的方式发生的，但都是确信无疑的。
鉴于复杂而强有力的无意识活动，对经验的历史阐释既要敏感地关注有意识维度，也同样要敏感地关注其无意识之维，以及文化对于心理的作用—概言之，这是历史学家最得心应手的领域。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在火车上产生了其无意识的性幻想，这也应当成为变动的19世纪的绝妙隐喻。火车车厢的私密性，以及旅途中有节奏的运动促成了四岁男孩专断的欲望再次显现，并赋予其独特的显现形式。人类心理渴望现实；作为原始冲动的储蓄仓库，本我（id）由深深压抑的成分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但除了本我之外，其他的心理机制，包括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却是不断地从文化中自由地吸取养料，而文化又是它们生存、发展、成功或失败的基础。人类心理向世界表现了它的需求，而世界又赋予人类心理以其构成规律，并将各种愿望作为其基本成分，将焦虑作为其目标。人类超我由来自父母或其他教化机制的各种禁令累积而成；人类自我被赋予了思考、计算和预测的各种官能，主要是面对现实、遭遇现实和证实现实。人类心理从现实世界中获取其幻想与梦境的来源。如果这些隐秘的活动从现实中获取的景象、声音和气味越多，那么作为人类历史主要素材的正常心理经验则必然更加依附于社会、宗教、经济和技术的要求，而所有这一切又共同作用，界定了人类个体以及团体的可能性，并规定了其边界范围。
因此，长久以来困扰心理史的还原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不仅弱化了历史进程的微妙特性，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它弱化了精神分析关于人类在世界中地位的微妙特性。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的化约论的观点都是还原主义的，在1913年的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就暗示了这种区分。在这篇论文中，他探讨了精神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以某种方式暗示，他的个体主义心理学能够应用于集体经验的研究之中，因而在对集体经验的研究中，传记可能成为历史。“精神分析”，他写道，在“个体的精神成就与社会的精神成就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因为它假定这两者之间具有相同的推动力源泉。精神分析缘起于这样一种基本的观念：精神机制的首要功能就是将个人由于各种需求而在内心造成的各种紧张关系释放出来。通过从外在世界中寻求满足可以部分地完成这些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就是要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掌控”。他补充说：“但是现实世界往往阻止这些需求的其他部分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需求中，某些情感的冲动得不到满足。这样就产生了第二个任务，找到某种方式处理这些未得到满足的冲动。”弗洛伊德深信，精神分析已经对宗教、道德、正义和哲学的起源问题做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因此他的结论认为：“整个文化史只是证明了人类采取了哪些方法，如何在变化的条件下约束那些未得到满足的愿望，而这些条件又由于技术的进步得到进一步的修正，愿望有时从现实中得到满足，有时则深受挫折。”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段鲜为人知的话不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议题；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历史学家还从未对这个议题的隐含意义做过探讨。很明显，弗洛伊德是在提醒我们：精神机制一旦被迻译，并进入各种创新、制度和问题的解决之中时，是如何使其自身获得解放，并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公共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技术上的进步，如果我们追溯得足够深远，也可能成为使未满足的愿望得以实现的理性方法。但技术也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现实，它从人类精神中获得自由，现在正成为精神的对立面。人们在谈论宗教、政治，甚至工厂里的事情时，也会使用从家庭生活中得出的隐喻，这绝非一件漫不经心的事情。他们以自己亲身的经验来解释其环境的意义，而那种环境则同时反映了那种经验，并对经验产生影响。阶级意识、对国家的忠诚、经济决策都可看作精神过程的不同类别，这种精神过程在各种现实中留下了标记，同时反过来现实又在这种精神过程中留下了印记。对青春、对时代或对自然的崇拜，进步的希望或对发展进步的绝望，对议会制度或为魅力型领袖而献身的热忱，商业策略的选择，还有众多其他的情感形式和活动，都部分是理性的，部分是非理性的，都可视为算计或是未满足的愿望的结果，而个人或群体也绝少知晓或很难认识到这些愿望。精神分析的各种不同分支旨在解释所有这些丰富而多层次的经验，但精神分析并非规定性解释，也并非所有的历史阐释都必须遵循这一轨迹；精神分析只不过是描述了可行与不可行的人类选择。精神分析极大地提高了历史学家理解所有历史维度的机会，以及他们历史经验解释中的相对分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详尽地分析了各种所谓的现实压力，诸如铁路的兴起、橡胶硫化技术的发展、产褥热的攻克以及社会等级秩序的持续存在。所有这些都使得中产阶级经验具有了其具体的形态。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存在整体上唯一的19世纪中产阶级体验；相反，存在多种形态的中产阶级体验。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导向的历史学家而言，他应当充分地了解任何一个个体的经验与其他人经验的差别，不管这种差别多么微小。要撰写19世纪中产阶级经验的历史，就要深入中产阶级的心理—就像我在本书中不遗余力地希望做到的那样，但要冒的危险就是不充分的归纳。只存在个人的爱恨情感，个人对绘画和家具的品位，个人对巅峰情感体验的满足，个人面对危险时的焦虑，以及面对剥夺时的愤怒；只存在个人在征服时感到的意气风发，或个人对世界的报复。其他的一切都只是隐喻。
但是，这种隐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至少分享他们共同的人性—人类的情感、人性的成熟以及人性不可压抑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都从属于一定的亚文化，从而使他受到可预测的集体经验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家族类似性，从而致使历史学家对其进行某种集体判断。不同的宗教派别、城市社区、语言共同体，特别是19世纪的阶级，都将个人塑造成了几个团体中可识别的成员。当一个儿童长大到上学的年龄时，他已经是他从属的特定文化中一个小小的活生生的教科书。虽然他还只是部分意义上的真正个体，但他也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体，尽管他还必须接受多种现实世界的洗礼。就这样，精神分析以其理论和技巧，架起了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对弗洛伊德理论深感不安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将其视为一种问题的参照系。因为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任何个体都是社会的个体。弗洛伊德指出，即使是最私密的，甚至是下意识的心理活动，比如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都受到了“权威、宗教教义、教育、阅读的影响”。其他经验，不管多么私密，都无不显示出其文化特性与内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异。
然而，在我的每一次精神与历史的归纳之后，都站立着一个真实的、唯一的经验中心：个人。正是为了戏剧性地呈现这一信念，我在每一卷书的开篇都写下了一段分析性传记作为前言：我这样做旨在回顾弗洛伊德的经典案例史—但决无意仿冒，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传记也最符合历史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这些精神的与社会的画像，尽管不是完美地反映文化的镜子，但也是理解文化的明确线索。所有这些，将引领我们面对那宏大而复杂的拼图，而这正是我旨在恢复、重建和重述的19世纪的中产阶级经验。
页 数：827
开 本：32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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