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英光史学论集

袁英光先生（1925-1997），江西乐安人，是著名的中国史学史和隋唐史研究专家。
　　1925年7月28日（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乐安县太平区谷岗乡谷岗村的一个小康之家。早年相继求学于崇仁县立初中（1939-1943）和江西心远中学南城分校（1943-1946）。1948年秋，至上海入读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5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随后留校任教，先后在历史系、中国史学研究所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则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史拓荒性研究。在1966年之后的特殊时期，参加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王文公文集》的标校工作。1976年以后，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先生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之中。任中国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先生于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造诣深厚，为中国唐史学会理事。1980年代初，曾受邀至日本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多所大学讲学，讲授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受到日本学界的好评。
　　先生治学，一生勤奋，笔耕不辍，成果斐然。在隋唐史方面，合著有《隋唐五代史讲义》，与人合撰有《唐太宗传》《唐明皇传》两部甚有特色的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合著有《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并撰有《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评传》等著作。合作编纂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为副主编），任《南朝五史辞典》主编，为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之一。又编有《中国史学史论集》（二集）、《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辑）和《李平心史论集》等。在史籍整理方面，与人合作整理有《李星沅日记》《王文韶日记》，作为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以及《王国维全集·书信》，王国维《水经注校》等。
　　先生长于撰写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篇。其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唐初政权与政争的性质问题》（合作）、《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夏燮与（明通鉴>研究》、《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论王国维对唐史研究的贡献》、《王国维与敦煌学》、《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王著<魏晋南北朝史>评介》等。

　　袁英光（1925-1997），195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副主编。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和隋唐史的研究。发表论文40余篇。合著有《隋唐五代史讲义》、《唐太宗传》，编有《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李平心史论集》等。参加《新唐书》、《新五代史》、《王文公文集》、王国维《水经注校》等点校工作。

古代史／１

黄巾起义与曹操／３

关于刘黑闼的评价问题／１９

唐初政权与政争的性质问题———唐初武德、贞观年间的阶级斗争

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２７

百代英主 千古一帝———论唐太宗的历史地位／６０

关于唐高宗的评价问题／７２

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８１

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１０１

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１１６

王仙芝受敌诱降问题初探———唐末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一／１３４

黄巢“乞降”问题考辨———唐末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二／１４６

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１６８

唐代文风南兴及其经济原因管窥／１８１

“五代十国”历史中几个问题的探索／１９４

关于辽宋夏金元史中的几个问题／２０４

明末农民战争矛盾转化问题研究／２１４

论清代民族进一步融合中的若干问题／２３２

史学史／２４１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爱国思想／２４３

略论清乾嘉时赵翼的史学／２５５

周济与《晋略》／２６７

夏燮与《明通鉴》研究／２８１

徐鼒的封建正统主义史学思想／３０１

魏源与《圣武记》／３１８

夏曾佑传略／３３３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３４４

刘师培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３６９

章太炎与《清建国别记》／３８４

王国维的思想道路及其死／４０４

王国维／４１３

王国维与《水经注校》／４３４

论王国维对唐史研究的贡献／４４６

王国维与敦煌学／４６１

论王国维对蒙古史与元史研究的贡献／４８２

略论王国维与陈寅恪／４９７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５１２

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５２４

“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法西斯史学思想批判／５３６

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观点批判／５５７

关于《中国政治社会史》的几点意见／５６７

王著《魏晋南北朝史》评介／５７３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评介／５８６

李平心史论集前言／５９６

中国史学史论集前言／５９８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前言／６００

中国近代史学史前言／６０２

李星沅日记前言／６１４

王文韶日记前言／６１６

 

袁英光著作目录系年／

《袁英光史学论集》：
　　从豪族大土地所有制走向崩溃到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成熟，中间有一个过渡的阶段，这就是北朝到隋唐实行均田制的时期。
　　从北魏中期到隋末唐初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尽管士族豪强地主的经济、政治力量曾经有过起伏，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均田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长。因为士族豪强地主经济衰落和崩溃的速度，要超过普通地主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速度，当土族豪强地主经济已走向崩溃时，中小地主则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以控制大部分土地和农民的程度。这是均田制得到顺利发展的时期。在唐初以后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总的趋势则是均田农民中的自耕农民在总人口中比重逐渐缩小。因为士族豪强地主经济已基本上崩溃，而中小地主的经济势力则在迅速上升，经济地位本来不稳定的自耕农民便很快分化，逐步转化为普通地主的佃户，这是均田制走向崩溃的时期，同时又是租佃关系走向成熟的时期。唐代的均田令允许一般地主进行小规模的土地兼并，唐政府还用赐田和大量给勋赏功的办法来扶植新兴地主，因此唐朝的均田令和措施所起的作用，正是为普通地主经济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而唐太宗所处的时代，就是世族门阀地主走向崩溃，均田农民在总人口中比重最高，普通地主逐渐增长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周围各少数民族在广阔的地域内一次大融合的时期。原先居住在西北部和北部边远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参差不齐，有的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它们于西晋末年内迁到黄河流域以后，与汉族人民错杂居住；而遭中原丧乱的汉族人，也有不少迁到北方和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混居。此外，南下的北方人民迁入了原先有大量山越人和蛮族人居住的荆、扬等州。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民族混居，通过共同生活、互相影响，使民族间的融合产生了一次大的飞跃。少数民族吸收了中原封建文化的进步因素，摆脱了原始、愚昧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了内部社会的进化；而汉族人民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积极因素，给中原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输入了有益的新鲜血液。这一民族大融合的势头，在隋唐统一之后，仍在继续地发展。因此，这一时期民族间的隔阂、互相之间的歧视或仇视，都比封建社会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要来得轻。处在这一时代的唐太宗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不能不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本部和外部的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丝绸之路方面，中国与西域（这里指葱岭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商业，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进行的，而对于中亚文化、地中海文化（希腊、罗马、波斯文化）的吸收，又主要是通过印度佛教作为媒介的。我们知道，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时，印度佛教刚刚通过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成为国教。佛教在开始时尚未有偶像崇拜。直到公元四、五世纪，印度笈多王朝把阿育王帝国相当大的部分统一起来，使印度出现了被人们颂扬的“黄金时代”。一些最精致的印度雕刻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五世纪的美术家所画的壁画，被认为是印度最完美的美术，而印度犍陀罗艺术（希腊风格的印度佛教艺术，这是希腊艺术传人中国的主要媒介地方，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也主要是在公元二世纪到六世纪兴盛起来的。再看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在公元前二十九年到公元前十四年，经奥古斯都·恺撒（渥大维）的统治以后，维持了罗马二百年的和平，建立起了好几十个兴旺的城市，使文明和艺术达到空前的兴盛，出现了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标志着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的顶峰。在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王朝）的查士丁尼曾经一度恢复了某种统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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