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箫楼五记——松叶文丛

年纪越大，不免感到时间过得越快；大约是手头上总是事情比较多的缘故吧，倒还没有致力于回忆往事——一时忙不到这等不急之务。事既已往，那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要根据这一套丛书的规范，来谈自己的学问之路，非回头看看不可了。我很高兴抓住这个契机，把将近六十年来的陈迹稍加清理，收束一下，这对于更清醒更充实地走向未来，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沉闷少年
我的故家是个大家庭，弟兄姊妹有六个之多，我是老六。小时候我们家租住在江苏泰州城北一条幽静的巷子里，门并不大，里面却是前后好几进的大宅子，有两口水井，两个大门，还有后门——那是房东家用的；我们家住厅屋，外加几间耳房，这里仪门、火巷、花厅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小园子，虽然不算是我们家租的，但也并没有外人进来。我家有单独进出的大门和单独使用的水井，两个天井，院子里一个，仪门到大门之间还有一个更大的。两个哥哥有时在这里踢球。仪门有一过厅，是下棋乘凉的好地方。
房东姓方，是一家面粉厂的老板，外地口音，只有一个女儿。父女俩住三四十间房子，太冷清了；而我们家祖孙三代，孩子又多，据说方老太爷就是看好我们家人气之旺，我父亲又有很好的声誉，才租给我们家的，房租并不算贵。
先前我们家确实很热闹，几个姐姐都非常出色，成绩好，能讲演，会演戏，二姐尤其是文章高手，还办过学生文学刊物呢。不过这些事当时我都不大了然。我比我二哥要小七岁，比上面的姐姐们更要小到十多岁，而且我小时候大约很糊涂，简直记不得什么事情了，只是看他们都忙得很，不大有工夫同我玩。
比较有印象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一家私塾里去读书，这私塾就在我家斜对门，先生姓高，一把白胡子，人最和气不过。他有一个孙子和我同年生的，常在巷子中间一段铺着青石板、最宽最干净的地方一起玩。白天姐姐哥哥们都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缠着妈妈讲故事，可惜她老是生病，也没有多少好玩的故事，尽讲些早就听烂了的，听得逼人耍赖。于是父亲决定把我送到高老夫子那里去上学，“关他半天也好”。
这学上得很自由，我愿意去。什么时候到都可以，去了以后先磨墨，先生要求磨半点钟，要用劲磨，墨要拿得正，不能把墨锭磨歪了；磨好墨就趴在我那张书桌上描红，上午一张，下午一张。下午描完以后，就把两张一起送给高老夫子看去。他让我把每个字念一遍给他听，念对了就摸一下我的头，他不摸我就知道错了，重新念，如果还不对，先生就说：“你又玩糊涂了！”重新告诉我这是什么字，在什么话里头有这个字。接下来布置明天要描的一张，把上面每个字讲一遍，让我跟着念，念完就可以放学回家了。不回家再在这里玩一会儿也行。
上午描完字还有好长时间才吃中饭，高老先生允许我在他家院子里玩，看蚂蚁搬家，拍皮球，滚铜板，但不许大声说话；其实只有我一个人，也说不成话。还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看小人书，但只能自己一个人看，不准别的学生看——他们岁数比较大，功课多，不能分心。中间随时可以回家：喝水，小便，洗手，都回家进行。我回家主要是洗手，磨墨和写字的时候很容易把手甚至是脸弄脏；每次回到家，总是外婆帮我洗，一面洗一面说“看你脏的，学问又大了！”洗完给点好东西吃一吃，打发我“回学堂里看书去！”我的“学问”大约就从这时开始上道的吧。过了一年，高先生又教我算术，全用口算，不写，也不用做功课。
外婆对我最好，她又最会做菜，比我妈能干多了。她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姐姐们劝她歇歇，或要给她帮忙，她老是说：“你妈妈小时候太苦，把身体弄坏了，还是我来。这点事算什么，你们念你们的书去！”
印象深的还有，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晚上，姐姐哥哥们都回来了，吃罢晚饭就分两张桌子点起大煤油灯来做功课，几间屋子里到处亮堂堂的；父亲也在他房间里看书或者写什么东西。他那里少去为宜，一去他就会写几个字来考你，不管这些字高先生讲过没有；不去他就不问，也不教你认别的生字。两个哥哥偶尔吵闹，会被他训得鼻塌嘴歪。我在两张做功课的桌子之间来回窜动，问这问那，要他们帮我画张画，要像小人书上那样的。闹到他们嫌烦的时候，往往由二姐牵头，每人拿出一点零用钱来，凑齐了交给我，到街头上买点花生糖果来。我最高兴跑这个腿，买到手以后先尝一点，回家分六份，我那一份总比较多，吃完没有心事了，我也就困了，睡觉。他们什么时候睡我不知道，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们早就上学去了。
大约老在临睡以前吃东西，我后来牙坏得很早，至今已经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多半乃是不大管用的杂牌异己分子。
可惜这样有趣而且热闹的时间很短。四九年以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大的变化。首先是二姐突然离家出走，到处找不到，父亲急得团团转，老是冲大家发火，妈妈躺倒了，眼泪不断；只有外婆不算太着急，她说“二姑娘是最聪明的，她不会出什么事情，再等等看。”后来才知道她怕家里不同意，悄悄地跟着解放军过了江，在镇江一家革命的报馆里当记者。过了一段时间寄回照片来，戴一顶八角军帽，又漂亮又神气。没多久大姐到上海读大学去了；三姐也去读大学，据说是革命大学，和一般的大学不同，没有读多长时间就去朝鲜打美国佬去了。知道二姐私自离家跑出去革命的时候，父亲很生了些气，说女孩子革什么命，还是应该读正牌的大学，她会出成绩的；但他很快就进步了，稍后三姐去读革命大学，他没有反对；他明白，反对也没有用，无非多一个出走的。我的两个哥哥，只相差一岁的老四老五这一对“难兄难弟”（父亲总是拿用这句话批评他们，那时我不懂他们为什么都“难”，但不敢问，怕把自己也“难”进去）常有纠纷发生，父亲决定分而治之，让老五到镇江去读高中，交给二姐负责；老四虽在泰州读高中，但他自己非要住校不可，所以也不在家，只有星期天才回来。这时是1951年。
这一年私塾关张，我已经七周岁了，于是进小学去读书，因为我字认得多，又写得好，也会四则运算，一进去就上三年级。级任老师说可以上四年级，我妈不同意，说不要把身体读坏了，于是我一出茅庐就算三年级学生。高老先生听说这事以后很高兴，逢人就说他教的学生哪一个也错不了。
也就从1951年开始，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沉闷，前后十年。家里冷冷清清，我呢，上学，放学，做功课；吃饭，睡觉。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小人书，租书摊子的书全看了一个遍，于是又拣好玩的再看一遍。因为人少了，我们搬了家，房子小得多，还是显得空荡荡的。外婆越来越老，妈妈身体越来越坏，先后去世。本来一个很热闹的家，就剩下我和爸爸两个人，人气一点也不旺了。因为人少，我有了一间专用的书房，称为“西轩”，将近十平米的样子。按说这里是西边的厢屋，但“西厢”二字显然决不可用。
那时还实行棺木土葬，我妈妈的棺材停在正屋里好几个月没有入土，父亲从来不讲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问。同学有知道这事的问我怕不怕，我怕什么？那是我妈。爸爸一天天老下去，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信，看姐姐、哥哥们的信，更高兴的是看他们寄来的照片，我二哥在大连海军工程学院上学，穿一身尉官的军装，神气不过，寄来的照片最多。我则得以集到了不少好邮票，其中有外国的（匈牙利。我大哥在南开读了一年英语后被派往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留学，这是爸爸最得意的事情之一），让我的同学惊羡不已。
晚上我做作业，父亲看他的书。他一般只看线装书，他的藏书九成以上是线装的。看到得意处他就用一种特别的调子低声吟诵，听上去很有点古怪；他说当年他上私塾（他上过十年，读遍了群经诸史）的时候先生就是教他们这样读书的。读书读书，就是要读出来，能背出来就更好。
爸爸从来不问我功课如何，成绩单拿回来也不看，要我读给他听。成绩比较好的时候，在写家长意见的格子里就盖上他最喜欢的一枚印章——据说出于某名家之手，名字我没有记住；而如果差一点，则用普通常用的那一枚。那时家庭作业很少，晚上没有事干，我就翻他书橱里的书看，乱七八糟地读了不少，先把家里所有的小说读了一个遍，其中有些能够与过去看过的小人书相印证，由此颇能感到读书的乐趣；后来觉得有些小说也没有什么大意思，就改读《古文观止》、《史记》、《世说新语》之类，《文选》和《庄子》也翻过几下，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句子太多，就搁回原处了。读古书有不懂、断不了句的地方，去问爸爸，总能得到简明的回答。有时我对他的答案有点怀疑，他并不固执己见，要我查字典辞典，再加研究。《康熙字典》和《辞海》就在他的书案上，他自己也常常翻查的。
许多书就这么半懂不懂地读了下去，所以后来学教科书里的文言文，觉得很简单，而老师却翻来覆去地讲，细细分析，好像并无必要，于是就常在课堂上偷偷看别的书；有一次被老师捉住，挨了批评，说三好学生怎么也不守纪律；老师还罚我讲一段，这难不倒我；讲完老师说“很好。不过你可以学得更深入些，学问是个无底洞啊。”我始终记得他说这话时认真的神气。
到1961年高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都让我考北大中文系，而我却一心想学新闻，像二姐似的当记者——这时她已经是新华社的名记者了。父亲随我的便，只是让我问一问二姐，该怎样填报志愿才对。自从我妈去世以后，他就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意思。二姐说当然读中文系，新闻有什么搞头，没有什么学问，文章只有一天的生命。我最相信她，于是就进了北大中文系。
上中学的那些年我常常感到很苦闷，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总之生活很无聊。所以晚上常去看电影。父亲从来不反对我看，他平时很早就上床，这一天总等我到家才睡，有时还问今天的电影水平怎么样，我总说好看，他也就高兴了。其实有些电影并没有大意思。有时看完电影我也很想当个作家，写出自己的名著来，至少要比那些无聊的小说和电影高明。
读了三四年古书，我变得老成有余，活泼不足，不会唱歌，不会游泳，不会打牌，什么都不会。不会玩也就不想玩。亲戚们都夸我文静，坐得住，能做学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心里很苦，我也不说。

我的学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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