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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两厅》是作家韩博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室内布局结构为框架，注入文本内容，是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呈现的非线性叙述文本。作品分为三室（“虚构室”“非虚构室”“反虚构室”）和两厅（“黑厅”“软厅”）五部分，配以各自特定的时间背景，五个不同的空间区隔为线索。通过虚构、非虚构、戏剧片段、文论式叙述、非虚构的旅行笔记、戏中戏等文本之间的穿插、交叉、糅杂、连缀，呈现时代社会迅速转向之下，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小说以“我”作为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视角，串联起胡先生、韩先生、张先生、马先生等几位“先生”的际遇。他们拥有过共同的梦想，到最后分道扬镳，无论是生活，还是对生活理念、文学艺术、伦理关系、时代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碰撞和冲突。而在小说时间单向的叙事上，《三室两厅》呈现出更复杂多元的关系；在小说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真实、戏内与戏外的叙述关系作出一番大胆的试验，加以对语言本体的探索，使其最终呈现为一部内涵繁复、结构精密、极具挑战性的文学作品。
韩博
诗人、艺术家、戏剧编剧与导演、旅行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荣誉作家，曾担任《外滩画报》等多家媒体主编。出版中文个人诗集《借深心》《飞去来寺》等，以及《与酒神同行》《涂鸦与圣像》等七本旅行文学作品。曾参加200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法国巴黎第37届英法诗歌节、2015年德国第16届柏林国际诗歌节、2017年俄罗斯第10届国际“莫斯科诗人双年展”等。2017年，由德国博世基金会与柏林文学协会支持，驻留德国进行当代绘画研究。2018年，由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支持，驻留佛蒙特诗人与艺术家工作室。2019年，组诗《第西天》英文译本获渐近线国际文学翻译奖。
在胶带中
胡先生丢了手机。也就是说，半个小时之内，他的手机已经出现在电影院附近的大街上。他毕竟身属一个共享经济的时代，不管胡先生愿不愿意，手机的所有权自已顺应潮流，生发出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转移，就像前一个世纪的诸多革命一样，而且，仍在转移途中——手机已不再姓胡，只不过下家的姓氏尚未最终确定。有些事，总是急也急不来的，比如赴死，比如投胎，胡先生说了不算，手机更是说了不算，它正被一名鬼头鬼脑的油腻青年握在掌心里，犹如一枚简短的接力棒，前途未卜。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尚在途中的年轻人就得继续努力啊。紧贴街边四处溜达的这位，并未辜负陈腐祖辈的教诲，他简直比那些经年累月撰写融资方案的万众创新者还要努力几分，同样是为经济增长指数分忧，急于销赃者显然更接地气，他缩着胳膊，仿佛肘部被固定于后腰的木偶，眼神机警而俯仰不断，耐心甄别茫茫人海之中的潜在买主或是身着便衣的捕鼠器。要吗？他摊开手心，询问神色匆匆迎面而来的韩先生。要你大爷！韩先生暗暗咒骂着，他正被长期扮演产后抑郁症的妻子遣去购买一盒有机蔬菜，为自己计件制快递员一般的命途而悲鸣不已。当然，粗口并未真正爆得出口，韩先生毕竟也有自己的角色：丝毫不接地气的绅士。他有病吧？的确。韩先生甘之如饴的角色从未能够帮助他吸引到任何不怀恶意的观众——身败名裂的演员毕竟身属一个多数人对于少数人实施趣味专政的传统。
可是，胡先生又能从票房高企的大银幕上看到什么呢？平庸。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足以吸引社会趣味的分母？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电影与电影之间的平庸竞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先生与朱女士会在每个周六走进电影院。这是他们格外珍视的例行仪式。电影院一如教堂。结婚九年以来，虽然视大银幕为圣坛的礼拜并非雷打不动，但是，只要能够抽得出时间，胡先生一定会在这一天把女儿送去岳父岳母家里，然后牵起朱女士的小胖手，坐上几站公共汽车，钻入一家购物中心，挤进贴满餐厅广告的电梯升至顶层，面对细菌跃涌的液晶屏幕敲击取票密码……接下来，便是最好的时光，如胶似漆的午后专场，胶即胶带，数字胶片充任汉字胶带，我爱你，却不必果真说出来，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两具试图松懈的身体重新被捆绑得没有缝隙，至少缝隙很小，我爱你不至于沦为我爱彼，某些时刻，胶带勒得过于紧致，紧致得教人窒息，乃至教人如梦如幻地重新嗅出一股如露如电的青春气味，那是大学的男生宿舍才有的气味，劣质的卷烟和酒渍的气味，粘在从来也不洗的外套上，至少每个学期都不洗，那股气味怎么也摆脱不掉，不仅渗入纤维，渗入皮肤，也渗入大脑的沟回，所谓青春，总是热情洋溢着一番自鸣得意的王八蛋气味，接近于腌制食品，尚未大功告成的腌制食品。
手机原本好好地塞在礼拜仪式男主角的裤兜里，屁股兜，左侧。胡先生翘着屁股半躺着，舒舒服服享用苦心经营的时刻。他们当然不会重演如饥似渴的青春，这里毕竟归属公共场合。一切恰到好处，点到为止，只要如胶似漆就够了，足够了。胶和漆都到语言为止，到比喻为止，到胶带为止。胡先生半躺在胶带罗织的惬意之间，只待看完电影，拍拍屁股起身走人。
唉，遗憾的是，那一天，胡先生忘了拍拍屁股。当他拦下一辆出租车，从家里冲回电影院的时候，放映厅已经重新塞满观众。平庸的故事总是如此引人入胜。管理员允许他钻进去搜寻，还热心地将手电筒借与他。共享座椅的继任者也很配合。只不过后排一位中年女性显露出几分焦躁，也许她隐隐担忧如胶似漆胎死于前戏，然而，她身边的老年男子果断制止了不懂事的幼稚病，他甚至掏出自己的手机，帮助胡先生照亮若干积有垃圾的死角。他下载的电筒软件相当不错，光柱如炬。胡先生的手机里就匮乏这种玩意。
胡先生坐着公共汽车回家。充盈鼻孔之物似漆如胶。朱女士抱紧颠簸在涕液的惊涛骇浪之间的胡先生。她说：你要相信，你得相信，你应该相信。胡先生被搡得晃来晃去。驾驶员总是在遇上红灯的时候狠刷手机屏幕。灯又绿了，公共汽车身后响起沙尘暴般的喇叭声。胡先生的脑袋又被猛地向后一甩。
事发当晚，台式电脑显示器表面闪烁不已的联机游戏奋力疗愈胡先生的温情时刻，朱女士经由一款国产社交软件通知捧侍移动互联网络一如晚祷的诸位亲密友人：老胡手机掉了，暂时没法在群里发言，何时恢复，由我通知大家。
上官女士：周末人多，很是混乱。
朱女士：他难过死了。
向女士：我也掉过手机，很理解他的心情。
韩先生：怎么丢的？
魏女士：我的手机遇水废了。
朱女士：看电影。发现的时候，打电话还通，回去找，没有，再打就关机了。
尹先生：嗯，掉手机确实是件十分懊恼的事情。
朱女士：所幸通过云端服务可以把手机上的东西抹掉。
向女士：和我情况一样的，这些拣到的人真是穷人，没办法。
朱女士：就是的呀。
周先生：打开“寻找我的手机”选项了吗？
周先生：打开的话可以远程定位，离近了可以让它响铃。
周先生：除非丫不开机了，换卡和恢复出厂设置全是没用的。
田女士：是的，如果开了云端服务，能找到。
田女士：就是费力点，可以去专卖店找技术客服求助。
周先生：拿平板电脑可以定位手机。
周先生：但必须是登记在同一个云端服务账户下的另一台设备。
朱女士：已经关机了，我定位过去找不到。
周先生：那就得去专卖店求助了。
周先生：别急，明天丫估计就开机了。
周先生：趁着“双十一”抢个最新款吧。
向女士：太厉害了这功能。
朱女士：我在云端服务已经选择抹掉电话上的东西，还能找回来吗？
周先生：可以的。
田女士：应该可以，你的平板电脑没删就行。
周先生：是机器还是抹掉的东西？
周先生：云端服务上的备份随时能恢复，但不一定全部都能。
周先生：最近一两天的东西有可能备份不进去。
朱女士：抹掉的东西。
周先生：云端服务备份了就能恢复。
朱女士：哦。
周先生：是自动备份的，这项功能没关的话一般都在。
高先生：报警了吗？电影院有监控录像。
高先生：你说发现手机没有了，打第一个电话回去还通，那是从电影院出来多久？你们回去找的时候都散场了？下一场有人进来吗？
高先生：向女士，这个不是“拣”，这个是“偷”，偷价值四五千的东西，搞不好是要坐牢的。
申女士：掉手机真是最烦的！是有可能被盗，今天我和表妹也被小偷盯上，很险。
徐女士：在哪里呢？不会是大学路吧？
周先生：定位了以后打电话报警。
田女士：被盯上？这么可怕！
申女士：在金山。
申女士：还好有孙老大，长得像他们自己人。
申女士：瞪眼吓唬丫的他在行。
田女士：哈哈哈！
徐女士：平板电脑定位有这么准吗？除非说出被定位的具体门牌号，几弄几室，要不然警察只能让你等消息了。
徐女士：高总分析得有道理，可以请高总出马。
高先生：犯罪嫌疑人只存在三种可能：和老胡看同一场电影的观众（多数是同一排的）；保洁员（可能性很大）；下一场的观众（坐在老胡那个位子附近，或第一拨进来的能看到电话的人）。
朱女士：电影放映厅里也会有监控吗？
高先生：你的第一个电话是散场多久打的？响了几声？
朱女士：回到家打的。起码有三次应该都是响的。
高先生：下一场电影开始了吗？
朱女士：应该还没有。
高先生：你们退场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没走？
朱女士：有几十个人吧。
高先生：有几个保洁员？
朱女士：两到三个。
高先生：你打了三个电话都没人挂断？
朱女士：没有。电话设了静音。
高先生：我觉得保洁的可能很大！直接报警，要求看监控录像，先查他们！
朱女士：好，我明天试试看。
高先生：电影院的退场速度很快，一分钟之内大家都走在通道里，很快就到出口。你的手机静音不易被发觉，拿到很快就关机。保洁员的可能性很大，明早先和电影院反映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主动退还就不追究，否则马上就报警！
朱女士：好的。希望可以找到。
朱女士：你的好朋友胡先生都蔫了。
朱女士：睡觉了。晚安。谢谢你！
高先生：让他振作，一定要坚强！
朱女士：哈哈！
高先生：你晚上好好安慰他一下。
朱女士：真是。
周先生：高总牛逼。
申女士：高总威武。
申女士：给我们打扫卫生的阿姨一家子老是捡到手机，捡了就留下。
申女士：可能跟她老公开出租车有关……
这是当天最后一则对话。随即，诸位亲密友人依依不舍作别手机，各自倒头睡去。
社交网络群里，共有十六位参与者，分别睡在同一座城市不同区域的九间卧室。上官女士与韩先生睡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三岁多的儿子。向女士与高先生睡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三岁半的儿子。魏女士与自己睡在一起。尹先生与并未发言的张女士睡在一起，他发言的时候，她正在给两岁多的女儿喂食母乳。田女士与自己六岁的儿子睡在一起。周先生与并未发言的宁女士睡在一起，他们有两个女儿，老大即将四岁，老二不到一岁。申女士与并未发言的孙先生睡在一起，他们也有两个女儿，老大四岁半，老二不到一岁。徐女士与并未发言的辛先生睡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将近四岁的儿子。朱女士和胡先生也有一个女儿，快要五岁了，她出生未久，已被父母抱去夜店，与当时并未诞下任何子女的上述亲密友人共渡新年。
友人中的多半，皆闻到过胡先生身上王八蛋的气味。也就是说，他们曾经交出彼此的大学时光，任一卷胶带将其缠于一处。他们并非出自同一年级或同一院系，而是出自同一剧社，剧社即胶带，胶带的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或新旧表现主义气味帮助若干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剧社成员成功地成群结队地睡在了一起。有的人睡了又分开。有的人分开又睡了。有的人持久地睡了下去直到眼下。有的人没来得及逮住心仪的人睡上一觉，只好去剧社之外逮住能够持久地睡下去且直到眼下的人。
夜间小型新闻发布会上的叨逼叨，胡先生半个字都没看到。因为丢失手机而被剥夺参议权利的受害者，情绪低落如同一坨鼻涕——并非竖直肉孔中，却是瘫倒桌面上。本来嘛，周六的子时理应身属竖直，例行仪式理应竖直精彩的尾声，竖直烟花一般的高潮，至少，也不要输于蔡国强那一场巴黎焰火的把戏。但此刻，一切理应竖直的早已如土委地，委于台式电脑显示器映亮的贴皮桌面。
朱女士独自进了卧室。胡先生不想睡觉。他关掉游戏，鬼使神差打开一份空白文档。
或许应该写点什么。已经很久没动笔了。更不用说脑子。
可是，写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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