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6年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6年卷）》基本保持了2015卷的栏目框架。凌朝栋同志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6年卷）》的编辑提出了整体构思和具体要求，并且审读了全部稿件。其中“学术前沿”栏目由凌朝栋同志负责完成；“研究综述”栏目由梁建邦、张晶和党艺峰同志负责完成；“考古发现与研究”栏目由杜振虎同志负责完成；“版本整理与研究”栏目由韦爱萍、王晓红同志负责完成；“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栏目由马雅琴、赵怀忠同志负责完成；“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栏目由凌朝栋同志负责完成；“学术组织与专家”栏目由李淑芳同志负责完成；“论文著作索引”栏目由詹歆睿、赵怀忠同志负责完成；“研究动态”栏目由高军强同志负责完成；李淑芳同志负责了年鉴的统稿工作。

学术前沿
书目对《史记》著录的文化记忆功能及文献学价值

研究综述
2016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司马迁家族世系与生平研究
司马迁学术思想渊源研究
司马迁天人观与史学观念研究
司马迁政治观念与政治哲学观念研究
司马迁人学观念与《史记》人文精神研究
司马迁军事思想与战争观研究
司马迁经济思想与社会治理观念研究
司马迁文艺美学观念研究
司马迁及其《史记》叙事的思想史研究
2016年《史记》研究综述
思想内容研究
人物研究
体裁体例及版本校勘研究
考辨研究
写作艺术研究
音乐研究
语法研究
比较研究
史记学研究

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6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
商代考古发现
西周考古发现
东周考古发现
西汉考古发现
2016年《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时代考古研究
夏商考古研究
两周考古研究
秦汉考古研究
……
版本整理与研究
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
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
学术组织与专家
论文著作索引
研究动态

后记
约稿启事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6年卷）》：
　　1.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
　　昆明池是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开挖的大型池沼，延续到唐代仍不断疏浚，是首都地区规模最大的池沼水体，宋时逐渐沦为农田。2012年秋至2016年夏，受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对项目设计的汉唐昆明池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获得了以汉唐昆明池为中心水系的新认识。
　　勘探确定，昆明池北岸位于今丰镐村南高地，顶部残宽约20-40米，底部宽约80-110米左右，厚约5-8米。西岸位于上泉村东南向南经斗门镇至石匣口村北。南岸线从石匣口村北向东随地形延伸，西端为昆明池进水口所在。东岸线在石匣口村东北折至万村西后向北。东岸线上发现东向出水沟渠，将池水引入东侧漕渠。东岸线北段分早晚两期，试掘确定，早期池岸从西汉沿用至唐，晚期池岸为唐代扩大后形成。早期昆明池约14.2平方公里，唐代扩大为15.4平方公里，池中无岛屿，池最深约3.3米。
　　经调查勘探，昆明池水来自秦岭石砭峪，在香积寺向西到西甘河村西后北流至石匣口村西，进入一面积约11500平方米的进水区，该区通过一系列生土区隔，在控制流量、流速后将来水引入昆明池与漕渠，而多余之水则通过池岸西侧沟渠排走。在昆明池南岸线南侧发现大型沟渠，其从昆明池进水口区东部取水后东流，在蒲阳村西北折向东北，在下店村北流，并先后接纳昆明池东侧排出之水。经试掘，沟渠的时代从汉至唐，与文献所载汉唐漕渠的时代与走向基本吻合，判断其为漕渠。
　　在勘探确定昆明池东岸过程中，于昆明池东的太平村、万村、刘旗寨一带发现一东西约780米、南北约340米、面积近20万平方米、外围一道宽15-25米沟渠的较大遗址。后在环濠西南东西950米、南北350米勘探区内发现大量灰坑及文化层堆积，表明遗址面积不止于环濠。据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遗址出土人、兽骨标本测年显示，遗址的校正年代范围从公元前2040年至公元前1400年，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定的夏至商代前期。
　　在斗门水库起步区勘探中，在昆明池池底淤泥下发现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一东北向沟渠，勘探长约4200米以上。试掘确定，沟渠大体开凿于西周时期，沿用至战国，昆明池开凿后被淹没淤平。勘探确定，沟渠以西密集分布周代灰坑、墓葬、车马坑等各类遗存，沟渠东、南侧未发现同期遗存，显示出沟渠应为镐京遗址的东界及南界。据文献记载，沟渠为滈水。
　　本次考古勘探与试掘，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的昆明池池岸及进出水系统、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都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唐水利工程考古，清晰地揭示出汉唐最强盛时代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与此同时，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滈水的位置所在、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周代丰镐遗址东界的位置，是几十年来周代都城考古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
　　2.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面积达470万平方米。近年随着持续的考古工作，逐步确认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畴”文化遗存。这里是西汉初期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场所——北畴，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皇家祭天礼仪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愿。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鄜畴、密畴与吴阳上、下四畴，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承秦制，在原四畴基础上又增设北畴，形成完整的雍五畴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畴作为当朝最高祭礼，此后汉代皇帝曾先后十八次郊雍。此次考古发现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这里曾举行最高祭天礼仪的历史一幕，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畴祭天相关遗存的空白。而秦汉时期于此创制的成套畴祭礼仪不仅蕴含着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堪舆法则，而且对于古代祭祀制度演变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血池遗址不仅是正史记载之佐证，而且成为自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再现，从“透物见人”的角度，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中的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礼制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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