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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学》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文献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先生精于“小学”，博通四部，被誉为一代“通人”。著名学者曹聚仁、思想史家蔡尚思等人曾把张舜徽先生誉为与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张先生著作等身，有《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等数十部。
总序/张三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001
第二节 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 005
第三节 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 015
第四节 古代文献的散亡（上） 019
第五节 古代文献的散亡（下） 024
第二章 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 030
第二节 编述的体例 034
第三节 写作的模仿 037
第四节 写作的伪托 042
第五节 写作的类辑 047
第三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一——版本
第一节 何谓版本？何时开始讲究版本？ 053
第二节 雕版印书，当溯源于石经 058
第三节 雕版印书以前的古写本 062
第四节 刻本书的源流 067
第五节 宋、金、元、明刻本的不可尽据 072
第六节 精校本和精刊本的可贵 079
第四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二——校勘
第一节 校勘的起源和任务 085
第二节 书籍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092
第三节 校书的条件 102
第四节 校书的依据 110
第五节 校书的态度 118
第六节 清人的校书工作 125
第五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三——目录
第一节 何谓目录？ 132
第二节 书目的部类 138
第三节 书目的流别一 ——官簿 146
第四节 书目的流别二——史志 153
第五节 书目的流别三——私录 158
第六节 书目的流别四——其他 162
第六章 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
第一节 抄写 168
第二节 注解 173
第三节 翻译 180
第四节 考证 184
第五节 辨伪 191
第六节 辑佚 198
第七章 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
第一节 修通史 204
第二节 纂方志 210
第三节 绘地图 216
第四节 制图表 223
第五节 编字典 229
第六节 辑丛书 236
第八章 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
第一节 刘向、刘歆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43
第二节 郑玄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48
第三节 陆德明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54
第四节 郑樵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59
第五节 章学诚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68
第六节 纪昀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277
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
第一节 语言文字方面的整理 286
第二节 经传方面的整理 290
第三节 史实方面的整理 294
第四节 周秦诸子方面的整理 300
第十章 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
第一节 张元济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 305
第二节 罗振玉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 321
第十一章 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第一节 甄录古代遗文 342
第二节 改造二十四史 347
第三节 整理地方志书 351
第四节 融贯诸子百家 356
第十二章 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
第一节 历史读物由纲鉴到教科书的转变 361
第二节 近代学者拟编“通史”的设想 364
第三节 今天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必要与可能 367
第四节 创立新的《中华人民通史》体例 369
第四节 写作的伪托
古代文献中，特别是较早的写作，一部分是出于后人伪造。后人为什么要造伪书以托名于古人？这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归纳来说，大约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在封建社会，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崇拜古人而鄙视同时的人。所以古代道术之士，偶有所作，深恐不能取重于当时，以致湮没了他的好内容，不得已托古人之名以传其书，以行其道。例如《易卦》必托名于伏羲，《本草》必托名于神农，医经必托名于黄帝，《礼书》必托名于周公，都是这个道理。《淮南子-修务篇》曾经指出：
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段话，差不多道破了世俗喜欢托古的根源，并且反映了汉以上的书籍，存在着不少的伪托。这种风气，自汉以下，还普遍盛行，《晋书-曹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 请归寻按。” 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以后，可无复疑。”
晋初流行的《六代论》，时人以为出曹植之手，司马炎以问植子曹志，而后知其为他人所假托，并指出了假托的原因。这和前面所提到的托古的用意是一致的，所以司马炎说“古来亦多有是”。大约在当时认为是不足奇怪的现象了。《晋书-陆机传》附载陆喜的写作情况道：
其书近百篇。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
由此可见，著书托古在晋代还很盛行。这种伎俩，一直传之唐宋以下，仍不能免。像宋代王铚所作《龙城录》，乃嫁名于柳宗元，便是一例。
第二，每逢统治阶级下诏求书，或者说明献书有赏，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大夫们便乘时制造伪书，行欺牟利。秦火以后，《尚书》最为残缺。汉代统治者再三设法访求，也只能找到二十九篇。到成帝时，便出现了《百两篇》。《汉书-儒林传》云：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可知这种伪书，在当时便被识破了。而张霸作伪的动机，正和以后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一样，都是从牟利弋名出发的。此外，如经典中的《周易》，只是古代三《易》之一。《连山》《归藏》，有其名而无其书。到隋代，便有人因《连山》之名，制造伪书了。《北史-刘炫传》记载道：
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
像这一类志在取赏的事实，出现在封建士大夫之中，是不足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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