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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书的世界：zui早的书，zui伟大的书，zui美的书，莎士比亚版本，zui豪华的装帧，zui伟大的收藏家……资深的爱书人、研究者、装帧师、收藏家，向您娓娓道来，还有访书记录、藏书票介绍。图文并茂，美不胜收，既有知识含金量，也有欣赏与收藏价值，为读书人打开一扇了解西书的窗口。
Bookman主编。主要作者：刘兴华，西方书籍史与艺术史研究者；吴兴文，出版人，藏书票收藏家；杨小洲，书评人、设计师、摄影师；江日新，哲学学者、藏书家；徐亚娟，国图西书专家；胡瑾，西书装帧师；Jason，西文珍本收藏家；董丽慧，艺术史学者；张炜，英国出版史研究者。
书的诞生
得 鱼
在庞贝城这位女子手中，我们看到四页木板被装订在一起，可能以细线或细皮条缝合起来，正反两面保持木头的原貌，但内页则是可达六页的书写蜡板，而在装订侧那一方，似乎使用某种包覆性的材料固定。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书籍的基本样貌，当蜡板的内页被皮纸或更晚出现在欧洲世界的纸取代后，一本书便诞生了。
向春而生：摇篮本及其国内收藏两三事
徐亚娟
于我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西文古书的人，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西文古书的人。长久以来，西文古书在国内都是公众关注的洼地，摇篮本更是曲高和寡。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幸得三五知己，向春同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蜻蜓点水，意在抛砖引玉，期待你的西书之爱早日觉醒。
《寻爱绮梦》：奇书的不朽魅力
刘兴华
翻阅《寻爱绮梦》，会让人浮现出一种念头：为什么这本书在500多年前，便能以近乎完美的编辑排版艺术呈现？15世纪末的欧洲，在金属活字印刷初创的时代，《寻爱绮梦》的编辑排版方式绝对是种划时代的创新，将散文、碑文、插图与字体等不同元素整合在一起，实验精神强烈，呈现特殊的视觉效果。15-18世纪的欧洲文化，如果少了《寻爱绮梦》，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开山不易：英格兰“印刷之父”卡克斯顿
张 炜
由于当时遍布欧陆各国的印刷作坊基本都是德意志人建立起来的，而卡克斯顿却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这显然是个特例。对英格兰印刷业及其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卡克斯顿无疑是一位开山者，其艰辛与不易正是那个时代风云际会的真实写照，而其对英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董丽慧
16世纪，当文艺复兴运动已遍及西欧诸国，中国正值明朝中后期。晚明出版业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尚奇风潮下，出版商纷纷在图书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异。此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洋书籍和插图不断进入中国，新奇的西洋图像成为抓人眼球的视觉元素，受到出版商的欢迎，改编后收录在民间出版物中，对晚明以来中国视觉文化的转型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西式装帧之美
HG书籍装帧
美丽的装帧，像是赋予了阅读本身一种仪式感：打开一个全皮的书盒，盒子内里是绒面皮革，书被很好地保护着。小心地取出书，酒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非常光亮，想必上一任主人会时常上蜡抛光好好维护着它吧！皮面虽然如新，但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沉淀在上面的沧桑，也为这本书增添了几分质感。
走上炫酷的埃舍尔
吴兴文
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异教徒的希腊遗荫，罗马帝国的余晖仍反映在亚得里亚海边，南意大利及罗马多种的方言、习俗、品味、传统，不但它的“历史性”是卓越的特点，而且它的“地方性”更加富有魅力，使得该区域的“风情”，永久不衰，自成一格……所有这些，造就了埃舍尔后期的版画创作，独步于现代主义的超现实新貌。
欧洲旧书猎记——说说我的收藏理由
江日新
若问如何找到便宜好书，以及如何去邂逅那些收藏的偶然幸运，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多光顾旧书店，特别是可能乍眼看来不起眼的旧书店。当然这要——就像朱光潜在他的《谈美》中要人慢慢走地欣赏阿尔卑斯山美景那样——“朋友啊！慢慢地在旧书店里找。”
巴黎的书店：夜莺书店
杨小洲
老先生引我到内厅他的大桌前，从抽屉里取出密封的书盒，打开交到我手上——摇篮本，这个只在书本上读到的遥不可及的传说，突然间摊开在我手上。
纽约书痴指南
胡 瑾
博尔赫斯和皮娜·鲍什都在书中赞美纽约，这曾让我对这座都市的魅力非常好奇。来纽约之前，我和Bibi聊了许多，聊科斯威装帧、彩皮装帧，聊英国和美国的老牌装帧工坊，聊书商之间的故事……关于书，关于装帧，我们这两个装帧迷似乎有着聊不完的话题。而这次纽约之行，我终于亲眼见到了她店里各种科斯威装帧和彩皮装帧。
吾生也有涯，而书也无涯——澄定堂藏书一瞥
Jason
自19世纪中期始，澄定堂藏书历经四代人的蒐集与操持，藏品日渐丰厚充盈，在这里可以看到数百年来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抄本，以及许多因兵荒马乱而抛售的皇室藏书和机构珍藏。有人说澄定堂是幸运的，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先祖投注于藏书的那股热情，以及拼死守护这批人类重要文化遗产的执念。
格罗里埃和他的追随者
查·艾·埃尔顿 / 李凌云 译
年轻、富有、拥有权力，热爱艺术，曾慷慨资助过许多学者和印刷商，使格罗里埃在这些人中获得近乎迷信的尊敬。他热爱书籍，不仅仅因为书的内容，更因为书乃印刷和艺术之产物，拥有无上价值。不管是其同代人还是后来者，若能拥有一两本格罗里埃的藏书，即可晋身顶级藏书家行列。
一本奇书的诞生
翻阅《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会让人浮现出一种念头：为什么这本书在500多年前，便能以近乎完美的编辑排版艺术呈现？15世纪末的欧洲，在金属活字印刷初创的时代，《寻爱绮梦》的编辑排版方式绝对是种划时代的创新，将散文、碑文、插图与字体等不同元素整合在一起，实验精神强烈，呈现特殊的视觉效果。直到1920年，在俄国、法国与意大利等地兴起的前卫运动，书籍艺术才再次展现《寻爱绮梦》印制时的企图心。例如，以古代高脚杯形制或倒三角编排内文文字，而跨页插图的表现方式，也是摇篮本诞生以来的首度尝试，至于改良过后的罗马体创作出来的阅读舒适感与字母之间更多的空间，都让翻阅此书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事。
1455年，德国人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完成了《四十二行圣经》的印制工作，被视为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本印刷书籍。金属活字印刷术促成人类阅读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之后，印刷术在欧洲迅速传播，在随后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从1455年的《四十二行圣经》到1500年底出版的西方其他印刷书籍，都被纳入“摇篮”（Incunabula）这个专有的历史词汇之中。摇篮本乃由in（在）和cunabulum（摇篮，单数形式）两个拉丁单字组成，意指襁褓及摇篮，引申为事物的原始或初生状态。这种断代方式，源自1639年德国一位藏书家马林克洛特（Bernhard von Mallinckrodt,1591-1664）谈论印刷艺术的小册子《论印刷艺术兴起与发展》（De ortu et progressu artis typographicae），摇篮本一词也是首次在这本册子中出现。据史家统计，摇篮本大约有3万种。美国作家海伦?巴洛里尼在《阿尔杜斯和他的梦之书》（Aldus and His DreamBook），在众多的摇篮本中，将《四十二行圣经》与《寻爱绮梦》视为摇篮本时代的两个里程碑：一本开始，一本结束，分量不相上下。一本展示了沉稳庄重的日耳曼风格，体现基督宗教的精神，承继了中世纪的色彩；一本流露着辉煌优雅的意大利情调，古典而反叛，具有新生的力量。两本都是印刷技艺的杰作，也同时呈现人类企图与欲望的两个面向。
巴黎的书店：夜莺书店
夜莺珍版书店全然居家摆设，有一弯法式弧形楼梯通往楼上，那是他们的居住之处。店堂书架式独立的柜式，独立地靠墙而立，与那些并排一面墙式的书架截然两样，或确切说是带有玻璃门的储物柜，作为书柜倒也别致，因此每一个书柜皆为独特艺术造型。书架顶上和书橱里摆放大小高低不一的书籍，间及几尊瓷器，有中国的粉彩瓷瓶和嘉道青花罐，老夫妇指给我看这些中国瓷器，还能准确说出他们所藏瓷器的特征。厅中央置玻璃台柜，旁有几方丝绒座椅，坐下来与二位老人聊天，看门外午后阳光街景和行人，享受时光流逝的枯寂，老辈巴黎人的日子浪漫多情，阴晴随风不失色彩。站在门外透过玻璃所见厅内的那盏水晶吊灯照耀出光芒，衬托着殷实家庭的古典与保守，为整间居室添加资产阶级的温暖气氛。
窗外夜色初上，街灯点点，两位老人灯下话当年兴致不减，话题又回到摇篮本上来，老先生引我到内厅他的大桌前，从抽屉里取出密封的书盒，打开交到我手上——摇篮本，这个只在书本上读到的遥不可及的传说，突然间摊开在我手上，而老先生自己则神情庄重坐在椅上，接受我的惊喜与赞叹，脸上轻淌一道难以察觉的自信，仿佛500年岁月在他指间流过，又仿佛岁月停滞不曾流走，步履缓慢地盘桓在巴黎的夕阳里，骄傲，豪迈，无与伦比，旁人受其感染，也觉神圣。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除了京师、湖广、山东等地的水旱饥荒，云贵、河套、东北边疆的小骚乱，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40多岁的万历皇帝，与230多岁的大明王朝，都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三分之二的时光，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满洲各部正在努尔哈赤的逐一攻破下走向统一，更不用说远隔太平洋的北美新大陆上，英国人刚刚建立了一块名为“处女地”（Virginia）的殖民地。此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仍然没有放弃有一天能够面见中国皇帝的梦想。这个博学的意大利人，在中国学会了流利的官话，能熟练书写文言书面语。就在这年春天，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终于付印出版，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将成为中国人学习数学最重要的启蒙读物，正如此时刚中进士的徐光启无法预知他日后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利玛窦也无从知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传教事业，将要交付到与他同样踏上远东行程的一批又一批后继者手中。其中，一个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比利时人，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亚欧两大洲的凶险航程，将沉甸甸的行李带到中国，史称西洋图书“七千卷”。
还是这一年初春，而立之年的金尼阁，踏上了与前辈利玛窦29年前相同的海上航线。今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选择这样的旅途，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险。16、17世纪时，东西方交通的条件非常恶劣，海上风暴是家常便饭，就算躲过了狂风暗礁，还要面对各个海域里海盗不时的出没。据统计，仅1552年，从马六甲向东北航行的船只，就有三分之一遇险。即便侥幸躲过这些外部威胁，在船舱里，因水土不服、瘟疫患病者，也往往使一船人损耗多半。面对前途未卜的航行，几乎每艘航船上都载有传教士，他们既是船员的心灵告慰者，帮助船员渡过一段段生死未知的航程，同时也肩负着拓展基督教海外世界，抗衡日渐壮大的异教世界的重任。须知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传教士们往往又是博学的学者，他们一面享受着受教育的特权，一面垄断着知识的阐释权，是当时欧洲先进文化的传承者、探索者和传播者，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他17岁进入耶稣会初修院学习，成为文学学士，又顺应当时西方的时代潮流，加入远东传教的受训队伍。终于，在而立之年，搭乘“我主耶稣”号船，航向东方。
金尼阁的这次首航历时两年，从里斯本港出发，经大西洋绕道好望角，在中转站印度果阿短暂停留，继而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在1610年抵达澳门，并于同年底进入中国大陆。紧接着，金尼阁从广东肇庆经南京、杭州一路北上，一年后（1611年）到达北京。此时利玛窦已逝，中国教区交由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主持。仅在中国停留两年后，在龙华民的安排下，1613年2月，金尼阁再度踏上艰苦的海上航程。这次他从澳门启程，一年零十个月之后，经由印度、波斯和埃及，抵达罗马，此行目的除了向教皇汇报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成果，还有一项就是从基督教世界筹资购书，运回中国，建立中国的西文图书馆。
1618年4月，金尼阁再次从里斯本出发，携带“七千卷”藏书，航向中国。这次航程与11年前航线相同，也同样充满了凶险。包括金尼阁在内，此次同行共有22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由罗马教廷在权衡各国利弊后，精挑细选派往中国的各国传教士精英代表，其中有葡萄牙人10名，比利时人5名，意大利人3名，德国人4名。经两年多的航程，他们绝大多数都死于航程中的瘟疫、海上风暴和海盗的袭击，抵达中国后，只8人幸存，其中就包括再度被幸运之神眷顾的金尼阁，和后来被清初顺治帝尊为玛法的德国人汤若望。在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下，除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商人外，大概也就只有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以超人毅力，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然而，在这两类人中，商人以牟利为目的，不会愿意将有限的行李和交通空间献给沉重的精装插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当时集学者与宗教笃信者为一身的传教士，接过这一重任，成为那个时代向东方传播西洋文化的拓荒者，这是中外交通史和“西画东渐”历史上值得书写的篇章。
终于，1620年7月，经两年零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携带着沉重而精美的“七千卷”西文书籍，金尼阁再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从此，直到10年后逝于杭州，金尼阁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页 数：304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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