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 修订本）》系统研究了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50年冬朝鲜战争爆发十年间的中关关系，剖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分析和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內在矛盾和缺乏远见，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 修订本）》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引用材料极为丰富，对每个问题、每个论点的论证和分析都细致严谨．将宏观的历史和微观的行动有机结合，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
邹谠，1918年12月生于广州，广东大埔人。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1951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及后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直到1988年退休。邹谠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邹谠是一位政治学者，出版六部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一1950年）》、《政治变化与改革：小间道路》、《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美国的抉择》等。其中《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令其名声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著作，奠定厂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译者的话
序
前言
引言 追根寻源
第一章 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格局
第一部分 使中国成为大国
第二章 美国的观念与中国的现实
第三章 外交行动和军事战略
第四章 压力策略与有限地、但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第二部分 以和平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
第五章 中国的权力之争和美国政策的影响
第六章 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印象和美国的政治传统
第七章 雅尔塔协定与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
第八章 赫尔利纲领逐步走向失败
第三部分 有限援助政策的局限性
第九章 马歇尔的对华政策一一设计的过程与决策
第十章 马歇尔使命
第十一章 局部撤退、有限援助及放弃中国的决定（1947-1948年）
第十二章 摆脱和遏制（1949年1月-1950年6月）
第四部分 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
第十三章 朝鲜战争及共产主义中国以强国姿态出现
美国对中国在战胜日本中的贡献所抱有的这些乐观主义的希望使她格外地惧怕失去中国这一盟友。国民党政府积极地培养美国的这种惧怕心理，在关键时刻，它从未忘记提醒美国将会出现丧失士气、军事上的失败、与日本单独讲和或与美国断绝关系的种种可能性。由于打败德国为优先目标的正确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严重地限制了对华的军援数量，因此，美国向中国提出赋予她大国的地位以及她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的展望就成了对缺乏直接的、有效的援助的补偿，这也会使中国继续参战。
这样，军事危机直接地促使美国心存侥幸地把战后的希望寄托于这一方针在远东的胜利上。其实，这一方针长期以来就包含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之中了，而且它完全符合美国对中国关注的感情和她对战后世界的理想主义的规划。
对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想法的讨论，向美国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和美国在中国以及远东的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是否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概念？从珍珠港事件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毋庸置疑地采纳了中国作为战时的盟国这一意义重大的新概念。同样清楚的是，美国认识到有必要在远东保持某种形式的力量均势，并且她使中国在保持力量结构中的重要性具体化了。但是，中国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是：战后，中国将成为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在战后的最近几年成为大国才能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历史，对美国的政策来说，这种概念的含意是明显的，即如果中国能成为大国，那么美国便没有必要在中国投入军事力量，以此来保持远东的力量均势。而如果中国未能实现美国多年来的希望，那么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就会像战前一样，变得相对来说无关紧要，而且美国同样没有必要从军事上卷入。这种无限循环的观点使美国无须考虑她在中国诉诸武力的问题，因为用国务卿赫尔的话来说，美国的“重大利益在别处”。
我们无论怎样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必须记住，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至少直到雅尔塔会议之前，美国并未打算或者认为有必要在战后的任何时间内在欧洲保留她的军队。1945年2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中对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说：
我认为美国军队在欧洲的逗留不会超过两年……我感到国会和整个国家都会支持我采取合理的措施，维护未来的和平，然而我认为，这并不会导致在欧洲保留相当数量的美国军队。
考虑到在盟国战略中欧洲的优先地位，考虑到美国与欧洲有着明显的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一种缄默的前提的影响，即，美国将不会在中国诉诸武力以维护美国战后的利益。因而，尽管罗斯福总统赋予中国以大国的地位，然而美国对她在远东和中国的战后利益的政治观点与指导传统政策的观点并无根本的差别，而且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将立即诉诸武力，以维护她在那里的地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马歇尔使华、马歇尔反对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的建议和美国最终撤离中国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结果，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为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不能取代直接地诉诸美国的军事力量。这一政策本身从未有过成功的机会，而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和依靠中国来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都出自于一种盲目的设想：一个强大和友好的政府将出现在中国。然而，从1937年起与日本进行了4年的战争、到珍珠港事件时期已经严重地削弱了的国民党政府，妨碍了这一乐观的设想的实现。
第二，美国为战后的远东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战时计划与她向中缅印战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重新打开滇缅公路的最初方案、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战略思想、改造和重新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了有效的实行，那么在战争结束时出现一个强大和友好的中国的可能性是会更大一些的。然而，全球性的人力和物力的匮乏无法使这一战略得到尽早的实施。同时，美国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使她的官员们无法认真地权衡美国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及其国际地位所拟定的战略和活动的种种利弊。无论是外交与军事力量脱节的传统，还是对莫斯科和延安的意图作出错误的判断都可成为一种充足的理由，解释通过军事手段实行政治方针的失败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使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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